在开辟照金根据地的过程中，陕西省委围绕红二十六军及陕甘边的工作，经历了两次改组。改组会议虽然对红二十六军及陕甘边工作做出了一些指示和安排，但对整个革命形势和战略方针未做缜密的研究；对杜衡的错误虽有一定的扼制，但未能在路线上分清是非，以致使陕甘边区革命斗争，陷入杜衡的“左”倾错误之中，从而导致红军非但未完成建立渭华根据地的任务，而且受挫终南山，惨遭失败。
杜衡由西安二返红二团，正值敌人对红二团和根据地进行疯狂“围剿”之时。面对困难的形势，杜衡完全丧失了信心，极力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
1933年6月17日，红二团结束外线作战的任务，返回照金。在照金北梁，特委和红二团党委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边区工作和部队下一步行动计划。根据高锦纯回忆，参加会议的有：杜衡、刘志丹、汪锋、金理科、习仲勋、李妙斋、李杰夫、秦武山、史克寿、杨文谟、高锦纯、李秉荣、惠泽仁、魏武等。因当时敌人离我们很近，我留下指挥部队，未能参加会议。
会上，有两种意见。以杜衡为一方，认为敌人力量大，群众基础差，部队天天跑着打游击，根据地很难扩大，主张南下渭华创建根据地。并提出四条理由：渭华地区有渭华暴动的影响；党的工作基础好，群众觉悟高；人烟稠密，物产丰富，便于扩大红军；配合红四方面军和陕南二十九军，可以切断陇海铁路，直接威胁西安等等。以志丹、金理科等为一方，反对南下，主张坚持陕甘边根据地，以桥山中段为依托开展活动，发展和巩固根据地。杜衡不等志丹等把话说完，蛮横无理地给志丹等扣上“一贯右倾”的大帽子。对于杜衡形“左”实“右”的夸夸其谈，与会者感到疑惑不解，但又说不出道理来，致使杜衡凭借淫威，硬性通过了南下渭华的错误主张。
会后，志丹给我传达会议精神，他神情严肃，用低沉的语调说：“会议决定红二团南下建立渭华根据地。”
听到要南下，我也不解，就凭我们几百号人，几百条枪，进入敌人腹地，能行吗？但同样说不出个道道来。接着志丹问我：“你的看法呢？”
我当时还很幼稚，想着只要有志丹撑腰，到哪里都一样为革命打仗。顺口说道：“你对那一带熟悉，现在会议已经决定了，我只有服从。反正在军事上靠你就行。”
志丹笑了笑，拍拍我的肩膀说：“是呀！组织的决定，只能服从，尽力把仗打好。”
其实，志丹那时心情非常沉重，他既为红二团的命运担忧，又为当时所作的错误决定而揪心，只是不便公开说出来罢了。
为了确保南下，部队做了必要的调整，把一些伤病员和身体较弱的战士留下来，把多余的武器留给地方。全团指战员共有300余人，七八十匹战马，几十匹骡子，枪支弹药比较充足。6月21日清晨，我们召开全团大会，杜衡和志丹在会上做了简短的动员讲话。饭后，部队由北梁出发，挥师南下。
下午，部队到达桃曲原。桃曲原村西有条小河。叫桃曲河，村南有座土寨子，无人居住，团部驻扎在村里。大约下午4点多钟，部队正在开饭，突然枪声大作，敌人偷偷占领村南土寨，向我军猛烈开火。我听见枪声，一个箭步冲出窑洞，命令司号员康健民用号声调各连反击。志丹随后也冲了出来，一边打一边命令一边冲锋。一个急冲锋，把敌人从寨子里压到桃曲河沟，骑兵连又从原上俯冲下去，截断敌人的退路，共消灭敌人80多，缴获大批枪支。这股敌人，是淳化县的保安队，有100人。大概因为他们的“情报”不准，错把我军当成小游击队，企图来个偷袭一网打尽。其结果，“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丢下十几具尸体，狼狈逃窜。天黑时，我们清扫了战场，把枪支弹药交给当地游击队，把俘虏交给地方干部，让他们处理。翌日，红二团由桃曲原出发，经凤凰山从爷台山和方里镇之间直插下去，行军100多里，到达三原县二台，与黄子祥、张秀山领导的渭北游击队会合。在这里，二团党委和游击队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杜衡继续奢谈红二团南下渭华的“政治意义和四大有利条件”。渭北游击队的领导同志，对此表示异议，劝阻不要冒此风险。杜衡一意孤行，拒不接受劝阻，强令红二团尽快南渡渭河。第二天拂晓部队出发，下午到达长坳。在长坳，我们配合渭北游击队打了敌富平张德润民团。这个民团，是当地豪绅从富平请来，专门弹压游击队的。他们来后，无恶不作，抓走我苏维埃主席孙平章等人，群众无不痛恨。长坳，地形险要，寨子两边都是深沟，易守不易攻。战斗打响后，少部分游击队员和步兵一连两个排从正面攻击，吸引敌人；骑兵连绕道敌侧后助战，部分游击队员从后沟压下去营救被捕同志。结果，敌人把孙平章等人转移了，没有营救出来，二团又急于执行南渡渭河的命令，黄昏时撤出战斗。部队来到寇家庄，没有进村，在庄外场上休息吃饭，饭后，我们准备出发时，杜衡突然提出，他要去西安给省委汇报工作，声称待汇报完工作后，再沿大路追赶部队。志丹和我感到意外：刚刚南下，怎么就要离开部队？但又不好说什么，只得表示同意。于是，把部队集合起来，由杜衡讲话。杜衡向大家重新说了一遍他要回西安的理由，当场宣布，在他离队期间由汪锋同志代理红二团政委。杜衡走时，从经理处长刘约三那里，要了一头毛驴和一些钱，只身离队。事后得知，杜衡并没有直接去西安，而是到了三原县境内。省委听到红二团南下的消息后，非常着急，认为南下不仅错误，而且会将红二团断送到渭华一带，立刻派省委书记袁岳栋到三原县阻止部队南下。袁到三原正巧碰见杜衡，遂在三原县民众教育馆，与三原中心县委负责人赵伯平、刘映胜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袁岳栋代表省委对杜衡的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其他同志针对杜衡的错误也进行了批评。会议决定，由赵伯平同志通知高陵县支部，在高陵县境拦截部队。遗憾得很，等命令传到高陵支部时，部队早已渡过渭河。部队离开寇家庄，由地下党的向导带领，向高陵方向夜行军。高陵县位于渭河北岸，地势平坦，无遮无掩，水渠纵横，行军困难，这里住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如果不趁夜间偷越，那后果就不堪设想。天黑极了，战士们拉成一行队列，深一脚浅一脚地穿麦田、绕渠埂行进。绕来绕去，我带的部队和志丹带的人马失去联络。当东方出现鱼肚色时，我们才刚从高陵县南城墙根穿过，抬头望去，城上敌人清楚可见，敌人不知道我们是什么部队，不敢贸然开枪，我们急于行军，也未予理踩。等我们行至高陵县城东古塔跟前，才与志丹一路会合。原来，志丹他们是从城北穿过来的。
6月24日早晨9点多钟，部队到达渭河渭桥渡口，渭桥渡口，是通往西安的一个主要渡口。渡口高崖上修有一座炮楼，河边驻守20多个武装团丁，盘查过往行人。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会出现在面前，所以，当一个团丁从大门出来被我们捉住时，还在莫名其妙。随后，我们逼团丁骗开他们的大门，一枪未放，缴敌十几条枪，夺下渡口。
夏天的渭河，水大浪急，几百人渡河非同小可。岸边有两条船，部队全靠船摆渡，很难在短时间内渡过，况且这里距高陵县城不远，一旦被敌人发现，将迫我于背水一战的绝境，大家非常焦急。正在这时，河对岸一只小船载着几个人摆渡过来，其中一人身着长袍，头戴礼帽，斜背一把盒子枪，趾高气扬地站在船头。这个人以为渡口边都是他的人，毫无防备。船刚刚靠岸，“干什么的！”我们战士大声喊道。“我是团总，薛兆兰。”随着来人的回答声，几个战士扑上去缴了他的枪，捆绑起来。这个薛团总，后来被我们枪毙在渭河南岸的洪庆镇，到死他也没闹明白，红军怎么会突然降临的。在这里，我们一方面积极寻找船工，一方面组织骑兵连乘马渡河，占领河南阵地，掩护部队过河。当骑兵连全部渡过之后，大部队和驮骡依次过河。大约用了将近两个小时，全团顺利渡过渭河。临走时，我们送给船工们两匹骡子，作为酬谢。红二团南下后，遭敌重兵围追堵截，苦战月余，终于失败。幸存者陆续分散返回照金苏区。回照金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近路，从蒲城、富平、耀县走；一条是远路，经蒲城、白水、洛川、富县、甘泉、保安、合水、宁县、正宁、耀县十县，绕道回去。近道，因敌人刚刚打过王泰吉起义部队，沿途哨卡林立，封锁严密，通过困难；远路，虽然路线长费时间，但沿途有我们的关系，比较安全。最后，我们决定舍近求远，绕道回照金，并根据各人情况分工，白水以南由黄子文负责，洛川以上由我负责，保安以西由志丹负责。这样我们经蒲城兴镇、白水窑禾过洛河，走黄龙山到洛川，在我家住了一天，然后经保安、合水返回照金。
我们由包家寨动身进子午岭，途经五亭子、芦包梁、艾蒿店、马栏川、老爷岭，于1933年阴历八月十五晚到达照金的薛家寨。
“志丹回来了！”“志丹回来了！”这激动人心的声音，犹如平地卷起的一阵狂飙，飞扬在薛家寨上空。根据地的领导和红军临时指挥部的负责人王泰吉、习仲勋、张秀山、高岗、黄子祥、杨森迎出来了！游击队的领导强世卿、张仲良、张邦英、陈学鼎等迎出来了！先于我们回来的红二团指战员吴岱峰、高锦纯、黄罗斌、刘约三等迎出来了！红四团、抗日义勇军、游击队的战士们也迎出来了！
失去的是痛苦，得到的该是幸福，然而，我们心情仍然沉重：300多名战友，300多个情同手足的兄弟，有多少同志血洒疆场，抱恨南山！功过今评说，一句话，横祸来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可以告慰先烈的是：我们回来了，我们要用百倍的信心，千倍的努力，完成你们未竟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