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渐渐地发现，城市是人类创造的最美妙、最高端、最繁复，又最深邃的产物。
城市就像一本打开的书，可以用来阅读。建筑学家张钦楠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一栋栋建筑是‘字’，一条条街道是‘句’，街坊是‘章节’，公园是‘插曲’。”对此我深以为然。只是城市这本书，不像纸质书籍多半是历史性的，它具有共时性的特点，能够瞬间打开历史。老丘吉尔说得好，“人塑造建筑，建筑也塑造人”。它们相辅相成，彼此成就。建筑如此，城市亦然。
上海在我脑海中，差不多是由外滩、南京路和霞飞路组成的希腊字母π。一般游客往往满足于访问城市的几栋标志建筑，亦可称为“签名建筑”，如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伦敦的大本钟、纽约的帝国大厦，还有上海外滩的万国建筑之类。其实，标志建筑是“果”而不是“因”。更直接反映一座城市文化特征的应该是它的母体建筑。
比如我们阅读北京，就先得读懂它的母体胡同和四合院。北京的胡同多半东西走向，而四合院则坐北朝南或者相反。文学家朱湘眼里的北京胡同，连名字都是美的。他常常翻开词集，慢慢地咀嚼词牌名。北京胡同的名称，与词牌一样，时常在寥寥的两三字里面，充满了韵味，好似龙头井、骑河楼等名字，它们的美是毫不逊色于《夜行船》《恋绣衾》等词牌名的。
四合院的布局受古代风水学说的影响，大门开在八卦的“巽”位或“乾”位，因此路北住宅的大门是在院子的东南角上，而路南住宅的大门是在院子的西北角上。四合院的布局讲究尊卑有序、长幼有序、内外有别的礼制传统，形成“北屋为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杂屋为附”的功能区分。女眷无故不会出内院，外人通常也不进内宅，正所谓“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北京四合院好在其合，贵在其敞。民俗学家邓云乡认为，居住条件似乎也影响到居住者的素养气质，互不干扰，很敞快，较达观，不拘谨，自然也不斤斤计较，对自然界很敏感，对春夏秋冬岁时变化有深厚情致。
你看这满院的花千树，最多的是丁香、海棠，这是点缀四合院春光的使者。鸽群绕着四合院上空飞旋，一派葫芦声划过，这是四合院春风中的一首散文诗。忽听得窗根下面“嗡嗡”地响着，谁家的孩子正在院子抖着从厂甸新买来的空竹。这又是四合院春风中的一首小诗。冷布糊窗帘映日，冰桶生凉天棚挂，蝉鸣阵阵梦初回，这便是一首夏之歌了。坐在天棚下仰望夏夜星斗，有一种神秘飘渺之感。
北京旧时搭天棚，上至皇宫内院，下到寻常百姓人家。协和医院重檐飞起，夏天照样搭四五层楼的天棚。北京搭天棚的技艺，渐成一曲“广陵散”，仿佛一部四合院的夏乐章。
在四合院雪夜围炉夜话，来一瓶白干，拍黄瓜、麻豆腐、炸花生米下酒，边吃边谈，或者不吃，静听窗外呼呼的风声，坐上两三个钟头。那情调足以令游子凝神，离人梦远，思妇断肠，白头垂泪。
红学家俞平伯回邓云乡信道：“奉手书并新著五言，得雨中幽趣，为欣。视我之闷居洋楼，不知风雨者，远胜矣。”可以看到，住在南沙沟高级洋房中的俞平伯，也免不了怀念老君堂四合院中的古槐书屋了。四合院中充满着怡然自得的闲情逸致，体现着天人合一的传统境界。
据朱湘研究，北京的胡同与上海的弄堂同源于巷。石库门正是传承了四合院和街巷住宅传统的特色，又融入了现代生活的元素。古城保护专家阮仪三说：“早期老式石库门的最大特征是浓郁的中国传统住宅特征。”房屋通常是三开间或五开间，明显的中轴线对称布局。进门后，一个小天井，正对天井为客堂，为重要的起居空间，左右两边对称布置次间及厢房，此为正屋。再向后，有后天井，为附屋，多作为厨房间、佣人间和储藏间之用。正屋为两层，附屋为一层，其对称的布局也非常符合中国传统的“尊卑有序”的社会观念。朴素的外观和讲究的内饰，颇有“躲进小楼自成一统”的情调。后期石库门与早期石库门同为旧式里弄，最大特点是以双开间或单开间为主，在厨房间上加造了二层，即出现了“亭子间”，更适应小型家庭的需要。西洋花纹、古典主义、巴洛克风格的装饰显现于上海的众多弄堂，开启了上海市井走向海纳百川的姿态，建筑外观达到了发展历史上中西合璧的巅峰。
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种布局更为合理、造型更为西化的新的里弄类型出现了。新式里弄最显著的特征是取消了代表旧时身份象征的石库门，不再是高墙大院，天井也变成了带栅栏的绿化小庭院，已经从中国传统的向外封闭的民居姿态转向了西方开放的环境结构。同时期，有些阶层不满足于联排式、非完全西化的新式里弄，又无法担负较高成本，而出现了公寓里弄。
石库门房子最有特色的部位是大门。大门是典型的中国江南民居样式，石箍、黑漆大门、铜门环，而门上的三角形或圆弧形的山花门楣，却是十足的西洋图饰，西方古典花纹有卷草、涡卷、飘带等。阮仪三认为：“上海石库门从建筑特色、文化特征和历史文化价值上来评论，是具有世界遗产价值的城市文化遗产。”
上海的弄堂，传承的是远亲不如近邻的习俗。每逢端午坐在一起包粽子，中秋节家家摆出香案敬月亮、吃团圆饭，弄堂是石库门邻里社交的重要场所。
晨间“马桶拎出来”的吆喝声打破了宁静，卖菜的、卖早点的，还有各种挑担的小贩会陆续走进弄堂，午后各种吟唱和敲打的声音此起彼伏，“桂花糖芋艿”“红枣莲心粥”“虾仁小馄饨”……叫卖声不绝于耳。除了吃食还有修钟表、修棕棚、修木桶的，等等，后来又有了专门的儿歌咏唱。弄堂口过街楼下，还摆有小人书摊。天黑男主人们下班了，在昏暗的路灯下，会有做完家务事的女人们一簇簇聚集说话。夜深了，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关灯入睡，这时有卖夜宵的小贩拉长声音的吟唱，那些还在青灯黄卷下笔耕不辍的文学匠人们，会买一碗馄饨回来慰劳辘辘的饥肠。
石库门房子里朝北的厨房顶上有一个小房间，租金便宜，这被上海人称为“亭子间”。租户大都靠卖文生活，于是产生了“亭子间文学”。鲁迅、茅盾、叶圣陶、田汉等著名作家都曾租住在亭子间。鲁迅先生有一本散文集叫《且介亭杂文》，“且介”取“租界”二字各一半而成，就是指在亭子间内写的文章。
许多由小作坊成长起来的里弄工厂，所谓“螺蛳壳里做道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靡全国的上海自行车、缝纫机、手表“三大件”大部分零件就是在这些里弄工厂中生产出来的。市井百态是上海城市记忆中最为生动的内容。
愚谷邨前弄的大门开在愚园路上，后弄的后门开在南京西路，乌鲁木齐路一边还有侧门，前后相通，左右逢源，进出非常方便，陌生人进到里弄就会摸不着北。弄内121号曾是中共上海局秘密联络点。正是这样的环境，成为当初革命者的理想居所。中共一大就在今兴业路76号召开，这是树德里沿街的石库门。淮海中路上有一条深长而幽静的渔阳里，陈独秀住在这里，著名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设在这条弄堂内，由各地共产党组织选派赴苏俄学习的青年都从这里走向了革命。
正是北京的四合院和胡同、上海的石库门和里弄、巴黎的庭院和孟莎式屋、圣彼得堡的河边住宅、莫斯科的小街，等等，给城市带来了独特的性格。北京的故宫、上海的外滩万国建筑、巴黎的香榭丽舍、圣彼得堡的冬宫、莫斯科的红场，这些标志都脱胎于这些母体。
本文刊载于《金融博览》2023年第5期
投稿邮箱：
jrbl2011@163.com
订阅方式：
1. 邮局订阅：邮发代号22-488
2. 电话订阅：010-6326 50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