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许多书法展览正陷入形式与实质脱节的困境。特别是大型展览，往往裹挟着宏大的意识形态主题，凭借现场的热闹排场，亮相主流媒体，营造出先声夺人的传播架势。
随着材料技术的迭代、电声效果的运用，以及广告喷绘、装裱工艺的升级，书法展会早已脱离上世纪80年代长轴大卷平铺直叙的简约形态，在视觉呈现上实现了质的飞跃。华丽的展陈、通透的空间、绚烂的照明，搭配手持证书、身着旗袍的礼仪人员，无不烘托着展览的“高级感”。但这份光鲜背后，潜藏着形式凌驾于内容、仪式感疏离于艺术本质的深层危机。
不可否认，展览形式的革新本身是艺术传播的进步。相较于过去简陋的展陈条件，如今声光电的巧妙运用能为书法作品营造更贴合意境的氛围；优质装裱材料可更好地保护作品、凸显笔墨质感；合理的空间布局能引导观众沉浸式感受书法艺术的魅力。设计本就是展览的核心组成，一场缺乏设计感的展览，即便作品精良，也难以最大化释放其艺术感染力；而真正的展览设计，必然是兼具审美价值与艺术逻辑的创作，是服务于作品表达的“二次艺术”。从这个角度而言，现代展览形式的升级，本应是书法艺术走近观众、彰显魅力的助推器。
遗憾的是，当下不少书法展陷入“形式至上”的误区，将设计异化为堆砌奢华、追求宏大的工具。超大体量空间被频繁用于书法展，策展者试图借空间的宏伟拔高展览格调，却忽视了中国书法的艺术特质与作品本身的承载方式
中国书法的魅力，藏于笔墨的浓淡枯湿、结字的疏密开合、章法的气韵贯通，是一种内敛含蓄、追求意境的艺术。即便是篇幅宏大的作品，其核心生命力也在于笔墨精神与文化内涵，而非单纯的尺寸优势。如今许多展览仅将作品简单悬挂于宏大空间中，既无整体艺术构思，也无对作品气场、意境的精准呼应，看似高端大气，实则空洞无物，形成作品与空间的严重违和。
前几年，我在绍兴观看徐渭艺术大展时，展厅入口的巨大玻璃幕墙衬托下，悬挂着巨幅喷绘条幅便出自徐渭之手，被夸张放大的作品也丧失了本真气息；再观赏那些残破真迹时，须重新调整心态方可进入状态——好比嚼完糖块，再去咀嚼苹果本味，倒错的失落油然而生。
这种违和感的本质，是形式与内容的严重脱节，是策展中形式主义思维的过度膨胀。部分策展主导者将展览视为彰显身份、制造噱头的载体，一味堆砌高档材料、追求空间宏大，技术层面又照搬广告模式简单嫁接，对作品本身的艺术水准与表达需求视而不见。
那些脱离作品本质的豪华展陈，同样掩盖不了作品内涵的匮乏与艺术表达的单薄，最终沦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视觉闹剧。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展览将书法艺术当作意识形态输出的工具，以宏大形式包装传递刻意的价值导向，而参与者大多适应并依赖这类符号彰显正统，让书法艺术沦为附庸，丧失了纯粹的审美属性与文化品格，这无疑是对书法艺术的亵渎。当形式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合流愈演愈烈，书法展的“面子工程”便彻底偏离了艺术轨道。
说到底，展会的形式至上不过是“面子”二字——除了视频效果达标，请的官阶越高，脸上越是有光。展厅之内，作者追随着评委，评委簇拥着领导，领导与专家、土豪谈笑风生。书法家成了陪衬，洗耳恭听大人物们谈论艺术资源支配的门道。展厅成了交际场，资源、资讯、各色人等轮番登场，海选、座谈、对话的戏码次第上演，人人都在这一方空间里展演着自己的生存智慧。这更是一处角力之地，多少台面下的交易、心照不宣的默契，都在觥筹交错与谈笑风生间，悄然敲定。
与这般充斥着功利算计的展览生态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一些以艺术主张为核心、由书法家自行筹备的个展，更能彰显展览的本质精神与艺术格局。这类展览以艺术家的创作理念、作品风格为核心，空间、展陈、装裱均量身定制，不盲目求大，只求细节与作品呼应，让观众读懂笔墨背后的情感与思考。它摒弃形式主义的浮躁，回归“为作品服务”的初心，印证了优秀展览从来都是形式与内容的高度契合。
当下书法展览层出不穷，亟需摒弃浮躁之风，重建展览与作品、艺术与观众的良性关系。让展陈回归艺术本质、贴合作品内涵，使展览成为书法艺术的延伸与升华，而非本末倒置的包装。唯有如此，中国书法才能在当代展览语境中，扎根传统文脉，绽放时代审美光彩。
（2026年1月24日于锦园 玉 龙）
（部分照片由AI生成特此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