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松打虎”的典故大家耳熟能详，这个故事出现在《水浒传》的第23回。武松来到阳谷县，打虎前还在一家“三碗不过冈”的乡村小店喝了酒，后来拿出银子付了酒钱。
《水浒传》写的是北宋年间的故事，《金瓶梅》也是以北宋年间为背景，书中有大量描写使用银子的情节。其实这些古典小说都有一个明显错误，那就是北宋普遍以银子为货币不符合史实。民间普遍用银是在明中后期，在此以前，中国更长的历史中，白银并不是主要货币。
早在先秦，我国就出现各种铜钱（刀币、布币和圜钱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铸造秦半两。汉以后是五铢钱，白银只作为器饰宝藏，不作货币。当时西域各国却使用银钱，如安息（波斯）、条支等，大秦帝国（古罗马）也是如此，“以金银为钱，银钱十当金钱一。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有利十倍”。（《后汉书·传》）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巴比伦很早便使用银钱。
从秦汉一直到唐宋，中国大部分地区主要使用铜钱，白银在百姓日常生活中难得一见。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将汉朝与西方各国联系起来，东西方贸易逐渐频繁，当时西域使用白银，河西诸郡也开始使用银钱。到了唐代，使用银子更多了，但仍局限于西北边疆和岭南沿海一带，中原大部分地区主要用铜钱。著名诗人张籍（约766—约830年）的好友到南方去做官，他写过一首诗《送南迁客》：
去去远迁客，瘴中衰病身。
青山无限路，白首不归人。
海国战骑象，蛮州市用银。
一家分几处，谁见日南春。
张籍本人没到过南方，只是听说南方使用银子作为货币，十分好奇，因此将它写到了诗中。“海国”原本指近海之地，此处指日南，即唐代的州，治所在九德县（今属越南）。蛮州泛指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这里指岭南，当时使用银钱。唐韩愈《钱重物轻状》记载：“禁钱不得出五岭，买卖一以银，盗以线出横，及逢令以买卖者，皆坐死。”官方对民间使用银子，有严厉的惩罚。比如《新唐书·食货志四》：“唯银无益于人，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他州，官吏论罪。”因此，唐代使用银子的地区十分有限，张籍另有一首《送邵州林使君》，这样写道：
词客南行宠命新，潇湘郡入曲江津。
山幽自足探微处，俗朴应无争竞人。
郭外相连排殿阁，市中多半用金银。
知君不作家私计，迁日还同到日贫。
这首诗作于长庆年间（821—824年），当时张籍任国子博士或工部员外郎。林使君指诗人的好友林蕴（生卒年不详），诗中开头的“词客”即文士，也是指他。这一年林蕴由礼部员外郎出任邵州刺史。邵州是唐代州名，治所在今湖南邵阳市，因为靠近岭南，当时属蛮荒之处，使用银子是可能的。
这两首诗没有特殊之处，也非张籍代表作，但关于金银的描写，却很有意思，也很有价值。这说明，一直到唐代，中原基本不用银子。由于唐代经济比前代发达，而岭南一带，海上丝绸之路更为繁盛，东西方联系十分紧密，除了开元钱以外，金银丹砂，连同象牙都用作货币，这些在史书中有记载。张籍的这两首诗以诗证史，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当时南方的货币经济。
到了宋代，白银的使用进一步扩大，但是普通百姓见到银子的机会仍然不多。宋代与唐代一样，官方对民间使用银子有严厉处罚。宋代诗词中也很少出现“银”字，即便有，更多的是指颜色（银白）。而说到银钱，则用“朱提”（音shūshí）指代。两宋之际诗人李正民，就有一首诗《简邦求宗博》：
荆州清德畏人知，况值中原战鼓鼙。
公自南来无薏苡，我从东渡乏朱提。
珍台鹤禄惭非称，别乘瓜期奈久稽。
明日重阳菊花好，且拚痛饮醉如泥。
这首诗题目中“简”指“寄”，“邦求”为其友人的字，“宗博”为官名，是宗学博士的省称，应为这位友人赵邦求的职务。朱提原为汉代县名，属犍为郡，境内有朱提山，产银，其地在今云南昭通境内。后世以“朱提”为佳银的代称。这个典故出自《汉书·食货志》：“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银一流直千，是为银货二品。”笔者在古典诗词汪洋大海般的数据库查阅资料时，花了很长时间，也仅找到宋代这一首与银子相关的诗。李正民这首诗很可能是最早用“朱提”这一典故的诗，格外珍贵。明清以来，诗词中的银钱基本不用“银”字，但“朱提”就比比皆是了。
唐宋诗词中关于银钱的描写不多，笔记中却有一些记载。比如《夷坚志》就有这样一段：“道士掷一物与我，拾取视之，乃银也……将银卖与市铺，其重十两，得钱二十二千，就寄铺中，时取以供衣食之费……是岁绍兴癸酉。”这段记载说明，普通百姓在市场上交易，要先将银换成铜钱才能使用。《夷坚志》是南宋洪迈的作品，我们可以推断，银子不是随时随地能直接作为交易的，南宋尚且如此，北宋可想而知。
日本学者加藤繁在《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一书中认为，金银在唐代已经具备货币的资格，不过在实际中的使用则以上层阶级为主。在下层阶级，金银主要是为蓄藏，除非不得已，一般情况下不用来消费。由于金银的价值很高，下层阶级很少有接触的机会，偶然获得，绝对不肯轻易让渡于人，因此金银的使用于下层阶级而言并不广泛。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武松打虎前买酒不可能用银子。一方面是银子在普通百姓中难得一见，另一方面是官府如果发现，还要严厉处罚。而最重要的原因在于，银子虽然在当时已经充当货币，但其价值很高，武松一人在乡村野店喝个小酒，花不了几个钱，用银子支付并不合理。
有人说，《水浒传》毕竟是小说，情节是虚构的。其实在作者施耐庵（1296—1370年）生活的元末明初，银子在流通中使用也并不普遍，那为什么书里仍有那么多关于银子的描写？这是因为这部小说主体虽然是施耐庵写的，但是后来又经人不断修改完成。
古典文学专家石昌渝认为，在《水浒传》的世界里，人们为适应商品零售小额交易，广泛使用“碎银子”，银子成为一种流通的货币，人们随身携带，这说明白银在当时已经完全货币化了。据《明史》记载，这种情形更像嘉靖初年货币情况的写照，因此《水浒传》的成书时间，最早也不过弘治、正德年间。（参见《〈水浒传〉成书于嘉靖初年考》）那时白银成为主要流通货币有其必然性。生活在嘉靖和万历时期的著名文学家王世贞（1526—1590年）曾指出：“凡贸易金太贵而不便小用，且耗日多而产日少；米与钱贱而不便大用，钱近实而易伪易杂，米不能久，钞太虚亦复有溢烂；是以白金（银）之为币长也。”（《弇州史料后集》）明神宗万历九年（1581年），首辅张居正将“一条鞭法”推行全国，白银货币地位进一步加强。
而此时，如果没有另一件巧合的事发生，明朝中后期的白银货币化也几乎是不可能的。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16世纪开始，美洲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据历史学家全汉升估算，1550—1650年输入中国的白银达到2亿两左右，大约是明代自身生产规模的10倍，明代的货币存量由此增加了2倍左右。当时的中国人能生产世界上最好的商品（丝绸、瓷器及茶叶），白银相对稀缺，而欧洲并没有中国人想要的商品，却掌握着新大陆出产的白银，海上丝绸之路贸易体系达到顶峰。这场东西方贸易的结果便是，白银源源不断流入中国，从明朝中后期开始，白银终于成为最主要的货币。
（作者为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本文刊载于《金融博览》202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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