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伯平
一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领导机关的组织简况
二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管理领导的各县区党的组织
中共三原中心县委的前身是中共渭北特委。中心县委管理和领导的一些地区党的地下组织，比较健全有力，革命工作也在不断发展中。当时中心县委所管理领导的主要县区是：三原、高陵、富平、耀县、泾阳、淳化等六县，除中心县委外，各县均有党的地下组织和领导机构。
（1）三原县城内党的地下组织：负责领导城内一些党员的有周芝轩（三原县城东关人，社会职业是三原县教育局局长），在他直接管理领导之下，有三原县民众教育馆，行政上归教育局直接管理，馆员只有一人，也是中共党员（名字记不清了）。另一个中共党员孙烈（后改名孙一君），此外，三原县城西关有个党员名叫张觉（字子敬），城内还有张振河、张振海。三原北城也有几个党员，在党内是否由周芝轩同志领导或联系过已记不清楚了。
当时校址在三原县城内的陕西省立第三中学校，有地下党的支部，由中心县委直接联系领导。支部书记是张维新（先在西安某中学毕业，这时是三中的职员），党员有孙玉如（社会职业是教员）。学生中的党员有：郭秉坤、杨新诚、邢子舟、白文鳌、潘士杰（后叛党当了特务，曾破坏过党的许多地下组织，西安事变中，被地方群众镇压）。此外该校党支部内还有哪些党员，已记不清了。
在三原县各区，特别是武字区和心字区，有党的地下组织和党领导指挥的武装力量（详见下文）。
（2）高陵县党的地下组织：是个特别支部，支部书记是韩学理。韩被中心县委调派到三原心字区，先任中共区委秘书，后任区委书记兼该区红军游击支队政治指导员，化名严一农。韩离开后的高陵县特支书记是张策。
（3）富平县党的地下组织：负责人名义上由习仲勋管理领导，但实际上是由该县地下党员姚万忠具体负责。
（4）耀县党的地下组织：先是中共特别支部，后是中共县委，负责人是陈学鼎、张仲良、张邦英、张仲平等。
（5）泾阳县党的地下组织：在县城内的泾阳县立高级小学校中有个中共党的特别支部，支部书记是武云绮（女，社会职业是教员）。王烈向周中交代中心县委的工作时，最后陪同周中与武云绮联系，并谈过革命工作，据知支部中还有崔贯一等党员。至于县城外各区有无党员，就不清楚了。
（6）淳化县党的地下组织：据说有几个零散的地下党员，但他们的姓名和社会职业，周中均不了解，王烈可能知道。
（7）另外，驻在三原县城内的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杨竹荪团的军械处处长是中共地下党员，周中与他进行过党的组织联系，谈过革命工作。周中交给他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就是由他秘密从该处拿出些枪弹（步枪、手榴弹均有），秘密地埋在三原城西郊大坟中，设个记号，然后由周中通知党员姚万忠等秘密取出，送交给武字区红军游击队。
三
王烈（汪锋）未去中共陕北特委的原因
四
关于进一步地深入学习、运用、贯彻党和六届二中全会与三中全会精神和正确方针政策的情况
五
在武装斗争中的教训和经验
在周中未到中共三原中心县委工作以前，据说在中共渭北特委时期，曾创建过一支红军游击队，队长名康尚武，因行军时带领了一个农村妇女，让她骑了一匹马随行，不知部队中何人指责说“康违犯了红军纪律”，即经当时在红军中有最高军纪权力的“士兵委员会”决定，把康枪毙了，并命令那个妇女回她家去了。今天回忆起来，这是当时一种“左”的错误。
在泾阳县境，有一支由苗家祥（又名苗迪民）指挥的在泾阳县境嵯峨山一带活动的“红军渭北游击队第一支队”。这支游击队曾不断昼伏夜出，忽合忽散，但战士来源甚为复杂，与贫苦农民基本隔离；对党的方针政策不肯学习，对战士政治教育很不够；军事纪律很不严，对红军游击战术也不学不懂。特别是与党的关系时续时断，既脱离党的领导，也得不到群众的支持，最后失败散伙了。苗家祥避藏在其干父家中，被敌军一个连长搜捕后枪杀。这一事件的教训很深。
在三原县北部武字区，有由黄子祥、黄子文（又名黄成章，是黄子祥的胞弟，他们家在武字区陵前镇甘劳池村）等中共党员，在党的领导之下，创建和指挥工农红军渭北三原武字区游击队。据悉，黄子文于1930年6月曾参加过中共陕西临时省委在蓝田县某农村召开的第五次扩大会议，听到和学习过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传达下来的指示精神和决议。主要内容有在中国南方的红军正确的游击战术“十六字方针”和“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等策略方法。黄子文又于1931年曾任过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政治委员，在晋西和转战到陕北的实践中，具体地执行了以上的红军游击战术的策略方法。再后黄子文被党的组织派回渭北，开展武装斗争。黄又根据他熟悉当时当地的党内外情况，和黄子祥等党员在党的领导之下，创建了有典型意义的中国工农红军三原武字区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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