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策展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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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被冠以“三百年来一草圣”的美誉,确为的评,实至名归。
要认识到于右任在书法上的成就与意义,需要放到清代至民初以来的书法史的背景下去观照,才更为全面与真切。回顾这段历史,发现了几个重要的问题:首先,总体上呈现出一个帖学式微、碑学兴起的趋势。其次,这个阶段的书法成就以碑学为代表。第三,任何事物都是一个正反合的发展过程,在经历了帖学向碑学转型的过程后,在民初呈现出了一种碑帖结合的趋势。第四,清代以来篆隶楷行都得到了长足发展,且呈现多元化的态势,各种字体也不乏代表书家,唯独草书成就最低,我们甚至很难找到一个代表性的大家。当然,也有一些书家在草书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扬州八怪”中的黄慎在草书上有相当的造诣,他一反草书连绵的常态,以断为连,极为高明,但终究影响有限;邓石如也曾尝试草书的创作,但最终也没有取得太大的成就;沈曾植试着以碑帖融合方式去创作草书,具有开创之功,但其作品的面貌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纯粹的草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右任在继承前贤的前提下,开创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上海市南京西路静安别墅
1932 年标准草书社成立旧址
一是于右任所创立的标准草书社影响极大。书法的社团化是民初以来的一个潮流,如杭州的西泠印社,上海的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豫园书画会、中国画会、中国女子书画会,北京的北大画法研究会、北大书法研究社、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画会、松风画会等,这些书画团体有的以地域为基础,有的以群体为划分,有的提出了明确的宗旨,如西泠印社的“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但整体而言,以于右任1932年在上海创立的标准草书社的宗旨和任务最为清晰:以草书作为研究对象,以草书的标准化作为研究的方向。标准草书社的成立,为标准草书运动的开展,为于右任书法观念的实施,也为草书的推广与普及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所以于右任先生说:“初因学力不足,不敢问世,又以南北奔驰,无暇兼顾,遂迟迟至今!及草书社成立,赖诸同事之助,初有端绪……”标准草书社的原则简洁明了:“易识”“易写”“准确”“美丽”。“易识”“易写”是目的,以期达到“习之者由苦而乐,用之者由分立而统一”(于右任《标准草书序》)的作用;“准确”是前提,也是标准草书社的具体任务,所以“先成草圣千文,并著释例,详加说明,以建立草书之标准”(于右任《标准草书序》);在前面三点的基础上,“美丽”是一种升华。如此具体的、可实施的、相互促进的原则,为标准草书社活动的开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意义。于是,一场标准草书运动在书坛逐步展开,影响逐渐深远。

标准草书社创办的第一期《草书月刊》
同时,《草书月刊》的发行,形成了重要的理论阵地。而《标准草书》字帖的问世,则具有了教材的性质,为标准草书运动的落地提供了重要的范本依据。以上这些措施,多元一体,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于右任标准草书理念的实践,对当时及后世的书坛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是于右任在草书方面成就极高。于右任早年受其业师影响,从“二王”一路的帖学正统入手,继而深研北碑,又转攻行书,最后专攻草书,终成集草书之大成者。于右任的草书创作有着很大的开创之功,除了草法的精准、气息的醇厚之外,其草书气势之磅礴、气象之广大,直迈前贤。究其原因,源于其深厚的北碑功底:强其骨,张其势,宏其境,最终达到了绵里裹铁、圆融无碍的至高境界。所以,也有人赞誉于右任为“千古一草圣”。
于右任在草书创作领域取得了如此卓绝的成就,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原因有很多,其中有三点我想特别谈谈:
一是将收藏融入创作中。纵观中国书法史,收藏是书法创作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从收藏的层级来说,分为两个层级:一是对拓本的收藏,一是对实物的收藏。在影印技术不太发达的年代,刻帖、传拓是一种基础的传播方式,得到一个好的拓本对于书法的学习至关重要。若能收藏一些书迹原件,则更是难得之事。于右任书法的演变过程与其收藏行为紧密相关。于右任颜其斋曰“鸳鸯七志斋”,原因是于右任藏有七对北朝夫妇的墓志。但于右任收藏的墓志远远不止这些,大约有 300 余方,而对这些志石的收藏、编目、整理、研究的过程与于右任在书法上深研北碑的阶段高度一致。也就是说,于右任的这种收藏行为直接导致了其向魏碑书风的转化,为于右任魏碑书法的实践给予了源源不断的养分,最终形成了于右任书法的第一个高峰。

于右任将“鸳鸯七志斋”数十载所藏三百八十余块碑石,悉数捐与西安碑林
二是标准草书社的使命要求。标准草书社的成立,需要于右任的领导;标准草书运动的开展,需要于右任的推动;标准草书相关理论研究,也需要于右任的参与;这些相关的工作,都从侧面促进了于右任书法创作的提升和书法影响力的扩大。而这些扩大的影响力,也成为了推动标准草书运动开展的重要力量,两者相辅相成,共同进步。
三是于右任在草书方面所下的苦功。于右任在《标准草书序》中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两三年间,可以执笔。此非妄言,实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舍”,正是这种看似有些笨拙的办法,穷究草法,勤加练习,最终才能取得卓绝成就。而从于右任传世作品的数量的角度,也印证了这点。或者说,于右任对索书者的这种“有求必应”的状态,实际上也是其弘扬书法理念的一种重要方式。

“心画——中国书法特展系列”,是我们对策展工作所做的一种全新尝试。以往的单个展览都相对独立,我们希望开启一种新的模式——以系列展览构建一个全方位的、多角度的、更为宏大的视野,以期更好地展现中国书法之美。所以,在系列特展的第二期,我们选择了于右任这位极具时代特征与开拓之功的书法大师作为主角,既展现其在书法领域的巨大成就和影响力,更是从侧面梳理三百年来草书的发展状况,以启示当下的书坛。


展厅照片
策展方面,我们遵循着以下几个基本原则:一是以于右任书法的发展脉络为核心,以时间为轴,呈现于右任书法不同阶段的风格面貌。此次展出的作品,最早大约创作于1917 年,系于右任为陕西同乡、革命战友宫逸泉所作的行书陆游诗,最晚的大约到去世前,能很好地展现其书风的转化。二是不同阶段的作品数量总体平衡,能更为全面、清晰地展现于右任书法的特点。三是尽量选择流传有序的精品佳作,以便观众更好地领略于右任书法的风神。四是在题材和内容上尽量丰富,能更为全面反映出于右任为人、为文、为艺、为政的特点。所以就书写水平而言,既有能代表其书法水准的佳作,也有一些日常相对应酬的作品,如“祥开百世”“寿”等内容,能展现出于右任人情世故的一面;除了一些常见的诗词联句之外,还选择了一些西方名人的警句,如《书法黑格尔语》《书法爱迪生语》等,能体现于右任广博包容的一面;一件小作品《书法“行政人事”》也展出其中,此幅虽小,内容也简单,但于右任却以行、草两种字体书写,反映了右老认真的处事态度。五是努力争取到了一些特殊的展品,如《书法边贡<池馆>》,上面钤有“鸳鸯七志斋”朱文印,极为少见,且上款人“兰亭老先生”据学者考定为齐白石,极为珍贵;《草书五言联》上钤肖像印一方,此印系著名篆刻家邓散木为于右任所制,精准传神,而考查公私馆藏及出版物,钤盖此印的作品也属凤毛麟角,极为罕见。



行书陆游《感昔》(左)
《书法边贡〈池馆〉》(中)
《草书五言联》(右)
策展是一门追求完美的艺术:学术观点的提出、提炼、升华,各种资源的整合,最终完美呈现。策展也是一个接受遗憾的过程:即便再努力,有些事情也很难尽遂人意。此次展览,也留下了一些遗憾:比如文献手稿资料的的不足,未能在展览中呈现,使得展览从丰富性上稍显不足;又比如,有些在我们看来非常重要的作品未被借到,留下了遗憾……而这些遗憾,也只能期待在下次的展览中逐步完善。
展览的筹备过程很艰辛,但更多的是幸福与收获。此次的展览得到了许多前辈大家的关心和指导:钟明善先生对所有展出的作品一一审定,并题写了贺词;苏士澍先生为展览题写了展名;熊宜敬教授对全部展品审定后,题写了贺词,并为作品集撰写了序言;邓宝剑教授赐研究专文;于右任鉴定专家乔健先生、于右任收藏大家鲁光宏先生为此次展览作品的鉴定工作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让展览得以高水准呈现;孙召先生、麻晓龙先生在展览的策划方面提供了宝贵的思路;还有许多关心文津阁艺术中心的藏家朋友们无私提供了珍贵藏品,这些都是此次展览得以高品质呈现的关键力量。
于右任的书法成就卓绝,其人品、精神更是鼓舞后学,这也是此次展览的意义之所在。

策展人王维先生审校作品集书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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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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