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名称：中国古代雕塑
展览地点：上海博物馆（长期）
前言
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历史悠久、种类丰富。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就有大量多种材质的雕塑作品出土。夏、商、周三代在早期雕塑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玉、石、骨雕刻和青铜铸造等瑰丽的工艺性雕塑。秦汉时期的雕塑，品类繁多、技艺精湛，墓葬雕塑形成规模，画像砖石艺术具有时代特色。
东西方雕塑艺术的交流，随着东汉时期佛教造像艺术沿丝绸之路传入汉地，掀开新的篇章。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在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中蔚为大观。石窟、寺院宗教雕塑进入繁盛时期，墓葬雕塑继续发展。五代、两宋时期，墓葬、石窟雕塑由盛转衰，寺观、建筑雕塑日渐兴盛。元、明、清时期，雕塑艺术更加程式化、世俗化。此时汉藏艺术的融合是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象征，呈现别开生面的气象。
▼白石供养菩萨像
唐 (公元 618-907 年)
这件菩萨像束高发髻，戴宝冠，束冠缯带垂于两肩。面相圆润，眉弓弯曲，双眼半睁垂视下方，鼻梁挺直，嘴唇微抿含有笑意，显得恬静安详。颈部戴珠串组成的项饰，披帛自双肩下垂，绕左右臂垂落身体两侧，上身着僧祇支，束带于胸腹间固定，下身着长裙，束裙腰带自中间下垂。菩萨两前臂和双手缺失，跣足蹲跪于莲台之上。
上博这件白石菩萨像应该是一组以主尊佛像和众胁侍组成的群雕中的一部分，即位于佛下方的供养菩萨。这件菩萨像采用白色大理石制作，在古代白色大理石（简称白石）造像发愿文中常将这类石像称为“玉像”。特别到了唐玄宗时期，长安地区的白石造像达到鼎盛阶段。这件白石供养菩萨像源自玄宗时期的长安，在材质与工艺方面与太行山以东地区的白石造像有着密切的联系，是一件盛唐白石造像的上乘之作。
玄宗时期的白石造像利用大理石细腻的材质，淋漓尽致的展示了肌肤柔软弹性的质感，刻画写实细致入微，仿佛冰冷的石材也具有了体温。在白石像雕刻完成后，还要给造像贴金上色，称之为妆銮。在西安安国寺遗址出土的白石造像上就保留有绚烂的贴金和彩绘。上博供养菩萨像的胸腹部及长裙上还残留有彩绘痕迹，可以想象这件菩萨像当年的华美。
第一版块 形致以礼：商、周、秦、汉雕塑
先秦雕塑在漆木、玉石、泥塑、陶塑以及青铜器铸造等工艺美术领域中广泛发展。其中具有强烈礼制色彩的青铜器、玉器，是该时期雕塑艺术的代表。春秋、战国时期，贵族墓葬中逐渐以俑替代人殉，客观上促进了古人塑造形体的能力。
秦汉时期，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已经成熟。陶塑题材丰富：乐舞歌伎、生产劳作、庄园楼阁，这些都表现了人们向往安乐富裕的生活。墓葬神道石雕、石享堂和墓室浮雕画像石，表现出朴拙、苍劲的时代美感。实用铜器以人物、动物、仙山等为造型，制作精巧，形象生动，体现了工艺雕塑的高超水准。东汉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经丝绸之路初传我国，对以后中国雕塑艺术产生深远影响。
商、周雕塑
先秦雕塑带有一种神秘、狞厉的美感。这一时期虽然有自然主义雕塑出现，但写实性并不被注重。象征主义与礼仪制度是该时期雕塑艺术的基调。夏禹 “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的故事，是对先秦雕塑艺术的很好诠释。
▼兽面纹骨柶
商晚期 (公元前 13 世纪 - 前 11 世纪初)
陈梦家、赵萝蕤 1965 年捐赠
柶也称匕，是用于取饭进食的匙。这件骨柶，双面满地雕刻兽面纹和蝉纹，采用了线刻和浅浮雕手法，纹饰风格与同时期青铜器接近，展现了庄重之美。
▼兽面纹骨簪
商晚期 (公元前 13 世纪 - 前 11 世纪初)
先秦时期青铜雕塑的三大种类：一、作为青铜器局部装饰的雕塑，以浮雕为主，对青铜器表面进行装饰；二、拟形青铜器，将整个青铜器塑造成动物或人物造型，包括饰件、器座和容器等；三、独立青铜雕塑，脱离具体器物形式，不以实用为目的、用于祭祀的青铜雕塑，如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立人、青铜面具、青铜神树等。
▼青铜鸮卣
商晚期 (公元前 13 世纪 - 前 11 世纪初)
▼彩绘木俑
战国 (公元前 475 - 前 221 年)
此类木俑出自战国楚地墓葬，形体扁平，大略雕出轮廓，彩绘五官、服饰等细节，抽象、简洁、具有设计感。木俑的制作不是为了观赏，而是代替活人在地下世界继续侍奉墓葬主人，写实性在这里被忽略了。
▼木男俑
战国 (公元前 475 - 前 221 年)
▼兽面纹青铜车轴饰
西周早期 (公元前 11 世纪初 - 前 11 世纪下半叶)
▼双兔纹青铜车饰
西周中晚期 (公元前 11 世纪末 - 前 771 年)
▼人形青铜器座
战国晚期 (公元前 275 - 前 221 年)
（左）传 1923 年洛阳金村出土
先秦时期，将人物、动物造型与器物结合的工艺雕塑很流行，这类人形器座，在考古中至少有十余件被发现，它们中空的身躯和弯曲的姿态虽然看似难以承重，便于安装，也展现了古人的巧思。
▼青铜蟠龙鼓座
春秋晚期 (公元前 6 世纪上半叶 - 前 476 年)
这是一件建鼓的鼓座，中间是用于插入鼓柱的中空圆筒。鼓座主体由三条相互盘绕的高浮雕蟠龙组成。圆雕的龙首昂起，嘴衔圆筒口沿。建鼓由两端蒙皮的横筒形鼓腔、木质鼓柱和青铜鼓座组成，可用作宴乐中的乐鼓，也可用作战场上的战鼓。
秦、汉雕塑
秦汉雕塑就像这个时代，一派朝气勃发、强悍勇健的少年气象。秦汉雕塑在形体塑造、空间构成方面已经驾轻就熟，厚重的体量、粗粝不加修饰的雕刻与雕镂错嵌、瑰丽夸张的造型并存，表现出允文允武、君子如珩的美感。
▼陶抚琴俑
东汉 (公元 25-220 年)
▼陶拥箕女俑
西汉 (公元前 206 - 公元 8 年)
▼陶狗
东汉 (公元 25-220 年)
黎德先生捐赠
这件红陶质地的陶狗，出自川渝地区东汉中晚期墓葬。陶狗脖颈部位留有合范痕迹，应是先翻模做出部件，再粘结在一起，然后进行局部修饰与捏塑。
▼七牛青铜贮贝器
西汉 (公元前 206 - 公元 8 年)
1956 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这是件滇文化青铜器。此类器物出土时多装有贝壳，故得名贮贝器。器身以双虎为把手，器顶圆雕七牛。仿佛两虎将牛群围困于器顶，将虎与牛对峙的紧张态势刻画得淋漓尽致。雕塑搏斗的动物，系受到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
▼虎形鎏金铜镇
西汉 (公元前 206 - 公元 8 年)
虎作卷卧状，昂首张口，脖颈戴装饰贝纹的项圈，身躯线刻斑纹，通体鎏金。在秦汉及更早时期，人们席地而坐，为避免由于起身与落座时，折卷席角和牵挂衣饰而影响仪态，出现了压住席子四角的席镇。这件虎镇即为其中之一种。
▼摇钱树枝铜饰件
东汉 (公元 25-220 年)
摇钱树是东汉墓葬中的一种陪葬品，多出土于川渝地区，具有祈求富贵与成仙等多重含义。树顶有坐在龙虎座上的西王母，她被认为是掌管人升天成仙的神仙，住在世界最西方的昆仑山上。有意思的是，在下方的树干上有一尊受贵霜王朝犍陀罗艺术影响的佛像，表明受到了丝路交流的影响。当时人认为，佛与西王母均为来自西方的神仙。
▼羊首纹画像石
东汉 (公元 25-220 年)
画像石居中高浮雕双角卷曲的羊头。羊通祥，取吉祥之意。羊头两侧雕刻相向的对鸟。对鸟左侧刻一引颈俯首的龙，右侧刻一羽人戏弄有翼兽。外围三层边框内刻垂帐纹、菱格纹、水波纹。此画像石源自山东济南或周边地区的东汉中晚期画像石墓，为墓门上的门楣。
▼升天成仙画像石
东汉 (公元 25-220 年)
壁面和圆柱的画像是连续的整体，表现墓主灵魂乘坐轺车，在导骑引领下升天成仙的场景，四周雕刻表现天界的龙、神兽、羽人、云气、星宿等题材。此画像石源自山东济南或周边地区的东汉中晚期画像石墓。
▼拜谒、庖厨、骑从画像石
东汉 (公元 25-220 年)
山东省博物馆调拨
画像石分为三层。第一层画面上方八位宾客跽坐，面向左侧拜谒墓主人。第二层为庖厨图，左侧下方一人在灶台烧火，灶台上方悬挂烟熏的禽、肉，中间两人处理食材，右侧一人井中取水，上方一鹅、一犬回首而视。第三层为四人骑马出行图。
▼西王母、百戏、胡人车骑画像石
东汉 (公元 25-220 年)
山东省博物馆调拨
画像石顶部中央为西王母，两侧众侍者环绕，下方有九尾狐、三青鸟、玉蟾等与西王母有关的神兽。中间一层左侧为击建鼓、跳丸等百戏表演，右侧为五位骑马的戴尖角帽胡人。最下层为四辆軿车向左驶去。
▼西王母、六博、百戏画像石
东汉 (公元 25-220 年)
山东省博物馆调拨
画像石顶部中央为西王母，两侧侍者手持便面、跽坐面向西王母，下方两人正在玩六博游戏，手臂高举动作激烈，表明游戏的精彩和两人的投入。画面下方中央树立建鼓，两侧各有鼓手持槌击鼓。一人于建鼓顶上长袖起舞。周围环绕跽坐的宾客。
第二版块 交流互鉴：魏晋、南北朝雕塑
魏晋时期社会动荡，雕塑艺术为两汉向南北朝的过渡时期。
南北朝是中国佛教雕塑艺术的第一个繁荣期。在丝绸之路沿线及各政权的国都周边出现了众多拥有精美佛教雕塑的石窟寺。与石窟寺造像多为高浮雕不同，这一时期也制作了大量圆雕作品及铸铜佛教造像。犍陀罗艺术和笈多艺术多次沿丝绸之路各线对我国佛教雕塑产生影响。该时期还出现了近似士大夫着装的“褒衣博带”式佛像。陵墓石刻与工艺雕塑在继承秦汉传统的基础上，多与外来文化产生互动。交流与融合是这一时期雕塑艺术的特征。
魏晋雕塑
魏晋雕塑上承两汉雕塑的强健气象，下启南北朝雕塑秀逸隽永的格调。天下动荡丧乱，当时的造型艺术多有潦草之作。但乱世也促进了多元文化的交融，魏晋雕塑艺术便在这新旧文化制度打破与重建的过程中摸索发展。
▼青瓷胡人俑
西晋（公元 265—316 年）
魏晋时期的雕塑表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特征。
南方地区两晋墓葬出土的陶瓷明器上，多堆塑或贴塑佛像、胡人和狮子等题材，是西域特别是贵霜文化对东汉影响的延续。文献记载，随着人们对佛教的了解与崇信，三国、西晋时期佛教造像的雕塑已形成一定规模。我国现存早期佛教造像多为十六国时期的鎏金铜佛像，其造型受到了中亚犍陀罗佛教造像艺术的影响。
魏晋少数民族玺印的各种动物印钮塑造得简约而富有生气，体现了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在制度、文化和艺术诸多方面的交流。
▼瓷持帚胡人俑
西晋（公元 265—316 年）
戴尖角帽的胡人形象源自欧亚草原上的斯基泰文化。这种形象在我国先秦至秦汉时期的文物上多有出现。两汉魏晋时期，此类形象既有表现与求仙西方相关的题材，也有表现现实生活中的胡人仆役，这件瓷俑属于后者。
▼石菩萨头像
贵霜王朝（公元 1—4 世纪）
公元一世纪，在贵霜王朝的北部中心犍陀罗出现了受希腊化影响的佛教雕塑，在其南部中心马图拉出现了受印度本土艺术影响的佛教雕塑。这尊马图拉的菩萨头像，戴宝冠、饰耳珰，接近当时王公贵族的形象。
▼青釉堆塑楼阙人物瓷罐
西晋（公元 265—317 年）
堆塑罐源自东汉素面五联罐。东吴时期堆塑罐上出现楼阁、鸟兽、人物等形象，到西晋时期堆塑罐发展成熟，在罐顶堆塑楼阁院落，其间贴塑胡人或佛像，罐体贴饰鸟兽、胡人、鱼类形象，场景复杂，形象生动。其中的佛像与胡人反映了贵霜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鎏金铜佛像
十六国（公元 304—439 年）
佛像肉髻高大，身着通肩袈裟，双手相叠于腹前施禅定印，两腿盘踞结跏趺坐。底座正面装饰两狮子，头部后侧有插榫，用于固定其它附带插件。此像既受到犍陀罗艺术影响，也有本土化特色。
南北朝雕塑
雄强北朝与秀逸南朝的社会风尚形成鲜明对比，在雕塑艺术上也是如此。南北双方除了地域阻隔和军事对立，也有文化上的学习交流。双方人员的南渡与北归，使得以云冈石窟为代表的北魏首都平城雕塑艺术影响到南朝都城建康，南朝创造的飘逸俊秀风格也后来居上影响了北朝中后期的雕塑。
▼鎏金铜菩萨像
北魏太和五年（公元 481 年）
有铭文记载的类似造像多为观音。这尊造像头部较大，上身宽博，下身粗短，接近云冈一期和河西地区北凉的菩萨形体，应是受到犍陀罗、新疆及河西地区早期佛教艺术的影响。
▼铜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
北魏太和九年（公元 485 年）
▼铜佛像
北魏（公元 386—534 年）
佛像波浪状的发纹在正面形成旋涡，右手上举胸前施无畏印，左手下垂腰胯处。着袒裸右肩式袈裟，衣纹密集贴体，双腿直立。背光外围火焰纹富有张力。佛像具有北魏早中期雄强的风格，受到了中亚和印度笈多艺术影响。
▼张匡造铜观音菩萨像
北魏神龟元年（公元 518 年）
菩萨头冠簪花，缯带垂肩。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施与愿印。披帛、璎珞在胸腹部交叉，披帛上搭双肘后沿体侧垂下向外伸展。上身裸露，下身着裙，跣足立于莲台上。莲台下承四足床座，床座正面有三个榫眼，现存一狮子。造像飘逸清秀，为受到了南朝影响的北魏晚期风格。
▼车安生造鎏金铜观音菩萨像
北魏延昌三年（公元 514 年）
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举全国之力，调用技艺高超的艺术家与工匠营造的大型艺术杰作，足以体现时代风范。其艺术风格影响了北中国各地的佛教石窟造像，也波及到南朝早期造像艺术，在中国雕塑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昙曜五窟（第 16 至 20 窟），是由北魏佛教领袖昙曜于文成帝和平初年（公元 460 年）在得到皇室支持下开凿的，为云冈石窟开凿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系统性最强的洞窟群。它分布在云冈石窟中部窟群偏西的区域，五窟相互毗邻，洞窟形制相同，都是雕凿巨大佛像的大像窟。
这批云冈造像为 1939 至 1940 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人组成云冈调查队在清理 “昙曜五窟”（第 16 至 20 窟）时采集的，于抗战结束前被运回日本藏于京都的东方文化研究所。抗战胜利后，经李济、张凤举等先生努力，这批造像于 1948 年被追索回国。新中国成立后，遵照中央政务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批示，这批文物于 1955 年入藏上海博物馆。
▼石天人头部残件
北魏（公元 386—534 年）
出自云冈第 16 窟南面
▼石供养天人头部残件
北魏（公元 386—534 年）
出自云冈第 17 窟
▼石天人头部残件
北魏（公元 386—534 年）
出自云冈第 17 窟
▼王龙生等石造像碑
北魏（公元 386—534 年）
山西省博物馆调拨
这件造像碑将佛教雕刻艺术与画像石刻艺术相结合。造像碑的螭首、日月形象以及附有榜题的供养人源自汉画像石刻传统。碑身的佛教造像身材清瘦、服饰宽大飘逸，为北魏后期的风格。碑文中出现的地名均在今山西省临汾市境内。
▼石佛像
东魏（公元 534—550 年）
▼聂氏邑义六十余人造四面石像
东魏武定元年（公元 543 年）
石像四面上部各开一龛，供奉三佛一菩萨，下方长方形小龛刻佛像四身，四面共计十六身，根据题刻 “王子像主” 可知，表现的是《妙法莲华经》化城喻品所说的十六王子出家成佛故事。下方锲刻造像发愿文，记录此像是聂氏邑义六十余人发愿建造的。邑义是古代民间自发组织的佛教信仰团体，多由地缘和血缘关系相近的人组成。
▼石棺床残件
北朝（公元 386—589 年）
此残件是石棺床的正立面中间部分和床腿，立面上部为重层宝装莲瓣，下部界格中浅浮雕一畏兽，床腿上高浮雕一兽面，时代为北魏晚期至东魏。画像石棺床是北朝高等级墓葬中的奢华葬具，其上放置棺柩或尸身，来源于现实生活中的床榻。
▼石狮
北朝（公元 386—589 年）
▼陶武士俑
北魏（公元 386—534 年）
▼石一佛二菩萨像
东魏（公元 534—550 年）
▼陈廻党等造石释迦牟尼佛造像
西魏大统六年（公元 540 年）
▼马仕悦等石造像碑
北齐武平三年（公元 572 年）
▼“石像十堪” 碑
北齐（公元 550—577 年）
▼石思惟菩萨像
北齐（公元 550—577 年）
▼石佛像
北齐（公元 550—577 年）
▼白石佛像
北齐（公元 550—577 年）
佛像由白色大理石雕成。北朝白石造像主要出自今河北省曲阳、定州和邯郸境内，属于北齐定州和国都邺城及周边。佛像头部较大，上身修长，整体雕刻几何化，北齐特征鲜明。贴体的佛装和头光中的缠枝花卉纹样受到古印度笈多艺术影响。
▼道常造石太子像
北齐天保四年（公元 553 年）
▼鎏金铜佛像
南北朝（公元 420—589 年）
▼石一佛二菩萨像
南朝（公元 420—589 年）
此造像用石灰岩雕刻，面部宁静含蓄，长颈削肩，体现出南朝造像秀骨清像的特征。现存南朝单体造像多出于四川成都及岷江上游地区，此尊造像源自长江下游地区南朝齐、梁之际，因此显得尤为珍贵。
南朝造像到萧梁时期达到鼎盛，出现大型及等身圆雕造像。萧梁造像面型圆润，身着 “褒衣博带” 式佛衣，下垂衣纹具有装饰性。头大身短，多为五头身，即所谓张僧繇 “面短而艳” 的艺术风格。萧梁时期由于陆上与海上丝路的畅通，特别是梁武帝时期，南朝与西域、南海诸国的往来颇达。在萧梁造像可见中亚、印度笈多等多种域外风格的影响。南朝通过海路联通朝鲜半岛的百济，并通过百济，对日本最初的佛教艺术 —— 飞鸟时代佛教雕塑产生深远的影响。
▼鎏金铜一菩萨二胁侍像
南北朝（公元 420—589 年）
▼周纪仁造石释迦像
北周大象二年（公元 580 年）
▼鎏金铜佛像
北齐（公元 550—577 年）
▼白石佛头像
北齐（公元 550—577 年）
▼铜一菩萨二胁侍像
北齐（公元 550—577 年）
▼白陶菩萨像
北齐（公元 550—577 年）
白陶造像正面压模形成浮雕效果，背面平整无装饰。北朝白陶造像目前除了少量见于河北邢台，主要出土于山东境内，该处南北朝时期属青州府。
▼石千佛造像碑
北周（公元 557—581 年）
造像碑满布坐于佛龛内的小型千佛，在碑正背两面各有一大龛，主尊分别雕刻释迦牟尼佛与弥勒菩萨，均胁侍两弟子、两菩萨、两力士。整个造像碑表现了佛法的延续与无穷尽。碑上造像粗短、圆润，为典型的北周风格。
▼石塔节
北魏（公元 386—534 年）
出土石塔节的陇东地区是一处佛教雕塑艺术传播的十字路口。在这件石塔节上，既有身穿 “褒衣博带” 装的佛像，也有衣着贴体的凉州风格的佛像，尤其是菩萨像上身裸露、下身着裙，明显受到西域影响。中国式的佛装源自蜀地南朝齐风格，越过秦岭影响到陇东地区，体现了此地南北方向的交流。石塔节下方有龙、狮子、驴和骆驼等表示祥瑞的动物。这些动物在当时被认为是神兽，多从西域传来。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