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精选】数字政府建设与企业融资约束

01原文摘要

数字政府建设作为数字中国建设中的关键一环，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17—2022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通过手工收集数据构建地级市数字政府建设指标体系，实证检验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数字政府建设有助于缓解当地上市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政府建设通过引领企业数字化转型、打破银企信息壁垒以及优化地区融资环境三个机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异质性检验发现：我国数字政府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对于平台经济发展程度高的样本更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帮助企业以更低的融资成本获得更多的银行信贷，促进企业数字化投资。本研究从融资约束视角揭示了数字政府建设服务实体经济运行的内在机理，为破解企业融资难题及优化中国数字政府建设政策设计提供依据。

02问题导入

2023年，国务院发布《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了数字中国建设的“2522”整体框架，数字政府建设成为其中关键一环。然而，我国大部分企业都面临不同程度的融资约束，当前融资结构仍以间接融资为主，中小企业往往缺乏合格抵押物和担保，银企信息不对称使得银行对中小企业采取信贷配给策略，导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尽管已有大量文献探讨数字技术如何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但鲜有文献关注政府数字化建设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如何测度数字政府建设及其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机制？

03研究设计

传统融资约束理论认为，融资约束源于代理问题、信息不对称及金融摩擦。数字政府建设通过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引领效应”降低代理成本，通过打破银企信息壁垒发挥“破壁效应”缓解信息不对称，通过优化整体融资环境发挥“环境效应”减少金融摩擦。

从代理问题的角度来看，数字政府建设推动的区域数字化基础设施升级，使管理者决策行为可追溯、可验证，压缩其谋利空间；政务数据开放共享增加企业信息透明度，使大股东难以隐瞒掏空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H1：数字政府建设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代理成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数字政府建设整合企业税收、工商、社保等多维度数据，建立政银企数据共享机制，使金融机构精准评估企业信用风险；数字安全治理水平增强企业数据可信度，减少银行贷款顾虑。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H2：数字政府建设通过打破银企信息壁垒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企业融资约束。

从金融摩擦的角度来看，数字政府建设提高数字化服务广度与深度，降低企业获取政策支持和融资便利的成本；数字治理一体化提升数据整合与跨部门协同能力，优化融资环境。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H3：数字政府建设通过优化地区融资环境减少金融摩擦，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1、数字政府建设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构建了“环境—服务—治理”三维测度体系，涵盖3个一级维度、7个二级维度、20个三级指标。通过手工收集整理2017—2022年中国293个地级市的数据，对所有总量型指标进行对数化处理，对缺失值采用线性插值法填补，对主要连续指标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对所有指标进行最大最小归一化处理，最后使用熵权法对各细分指标进行客观权重赋值与聚合，最终得到地级市层面数字政府建设综合指数。

2、 融资约束指标构建

首先，利用正则表达式从上市公司年报中提取MD&文本；其次，从MD&A文本中识别并提取描述融资困难的表述；再次，对各公司MD&A文本及对应年度的融资约束文本集进行分词、停用词处理和TF-IDF加权后，计算两者间的余弦相似度，得到初步的融资约束度量（ConstrainedSimilarity）；最后，通过模型（1）剔除行业融资约束文本集（IndSimilarity）、板块融资约束文本集相似度（BoardSimilarity），将残差作为最终的企业融资约束度量指标FC。

04实证分析

为检验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本文设定模型（2）： 

其中，下标i、t分别表示企业、年份，被解释变量FCi,t为企业融资约束指数，核心解释变量E_DigGov i,t为城市数字政府建设综合指数，控制了企业、年份固定效应，并加入企业层面（如规模、杠杆率、资产收益率等）和城市层面（如人均GDP、金融发展水平等）控制变量。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水平的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数字政府建设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1.因果识别

为进一步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以2017年底中央网信办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电子政务综合试点通知》作为准自然实验场景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将2019年设为政策生效时点，将政策试点城市作为处理组。回归结果显示，双重差分项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且回归结果满足平行趋势假定，表明缓解潜在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结论仍然成立。

2.工具变量法

选取上市公司所在城市10年前每百人固定电话数量作为数字政府建设的工具变量，该工具变量具备相关性和外生性要求。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数字政府建设水平有显著的相关性。第二阶段结果表明使用工具变量法控制潜在内生性问题后，关键解释变量系数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①替换融资约束指数的计算方法，采用 Kaplan&Zingale（1997）、Whited&Wu（2006）、Hadlock&Pierce（2010）、魏志华等（2014）对融资约束的不同度量，替换本文的融资约束指数。②调整标准误聚类，在城市层面进行聚类调整。③变更指标权重，对各三级指标进行等值赋权，计算数字政府建设水平指数。

上述检验结果均与基准结果基本保持一致，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1. 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政府建设通过引领企业数字化转型降低代理成本。一方面，数字化基础设施促使经营管理流程全面数字化，使管理者决策可追溯、可验证，缓解第一类代理问题。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管理系统与政府公共数据平台对接，使重大决策电子化、留痕化，降低第二类代理成本。本文采用CSMAR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测度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且在控制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后，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第一类和第二类代理成本，验证了假设H1。

2. 打破银企信息壁垒

数字金融服务平台将数字政府建设收集整合的税务、海关、财政等大数据与银行风控模型对接，使银行能够以更低成本穿透企业实际经营状况，提升风险评估能力。本文手工收集各城市数字金融服务平台成立时间数据，考察数字政府建设对平台设立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降低银企信息不对称，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验证了假设H2。

3. 优化融资环境

金融市场存在政策扭曲、信息不对称及不完全契约等因素，构成金融摩擦，使企业面临融资约束。数字政府建设通过“放管服”改革降低政企沟通成本，通过“互联网+监管”、社会信用体系平台建设帮助金融机构获取贷款人信用数据。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提高城市融资环境水平，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验证了假设H3。

4. 数字政府建设细分维度的影响

为进一步识别数字政府建设缓解融资约束的关键维度，本文分别检验了一级、二级维度的影响。一级维度回归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环境水平、服务水平及治理水平的系数均显著为负。

二级维度检验发现：环境层面，资金与政策支持能够发挥“扶持之手”作用，显著缓解融资约束；服务层面，智慧化的深度数字服务，如政府主动开放数据，比一般性线上政务更能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治理层面，通过提高大数据管理部门行政层级，并辅以数据安全监管，能有效推动企业利用政府资源克服融资难题。

05异质性分析

1. 产权异质性和规模异质性

为检验数字政府建设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影响差异，设置产权性质分组。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对国有与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组间差异不显著。

为检验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差异，按年份计算总资产规模下三分位数，将小于下三分位数的公司标记为中小企业。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对大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系数均显著为负，组间差异不显著。这表明数字政府建设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规模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无显著差异，属于“做大蛋糕”而非“切分蛋糕”。

2. 平台经济发展的异质性

以省级电子商务销售额中位数为界，将样本分为平台经济发展高、低两组。结果显示，平台经济水平较高分组中，数字政府建设系数显著为负；平台经济水平较低分组中，系数不显著。这表明在平台经济发达地区，数字政府建设与平台经济的协同效应更强，形成“政府+平台”双重赋能。

06拓展性分析

一、数字政府建设对融资结构和融资成本的影响

本文分别检验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获取银行信贷融资、商业信用融资、股权融资及债权融资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帮助企业获取了更多银行信贷融资而非股权融资，并且减少了商业信用融资获取。以企业净资本支出加利息收入之和与短期债务加长期债务之和的比值测度融资成本。结果显示，数字政府建设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二、数字政府建设对对投资的影响

本文进一步检验了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投资的影响，包括对投资规模和数字化资产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政府建设会显著提高企业当年新增投资，且数字政府建设对投资规模的正向影响主要表现为促进企业开展数字化投资。

07主要结论

第一，数字政府建设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该结论经过内生性处理以及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第二，机制识别发现：数字政府建设通过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打破银企信息壁垒，优化城市融资环境，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

第三，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政府建设对平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市样本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更显著。

第四，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政府建设能够帮助企业以更低成本获得银行信贷融资，并促进企业数字化投资。

08主要贡献

第一，创新性地提出了“环境—服务—治理”三维数字政府建设测度框架，构建了包含 3个一级维度、7个二级维度和20个三级指标的数字政府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为评估数字政府建设水平提供了量化支持；

第二，从代理成本、信息不对称、金融摩擦成本等角度入手，构建统一的分析框架，探讨数字政府建设与企业、银行以及融资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引领效应”、与银行共享大数据的“破壁效应”和赋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环境效应”，深入分析数字政府建设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

第三，利用数字政府建设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和基于文本分析法构建的融资约束指标，验证了数字政府建设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打破银企信息壁垒以及提升城市融资环境的现实效果，为优化数字政府建设发展路径提供了经验证据。

第四，发现数字政府建设对不同所有制、规模企业的融资约束均有显著提升作用，“做大蛋糕”的效应明显，且在平台经济发达地区数字政府建设与平台经济的协同效应更强。

09前沿追踪

围绕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题，近年来学者们展开了大量研究。

从数字政府的核心作用机制来看，相关研究聚焦其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杨青等（2025）以信息惠民试点为自然实验，证实数字政府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非生产性成本、减弱政策不确定性感知，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翟淑萍等（2025）发现数字政府通过弱化行政垄断下的“风险效应”与“扭曲效应”，缓解国企与民企债券融资成本分化。戴栋钰等（2025）则构建“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能企业”框架，揭示数字政府通过强化环境规制、缓解信息不对称、纾解融资约束驱动企业绿色创新，三者共同印证数据共享与治理优化是核心传导路径。

从数字政府效应的异质性特征来看，研究明确了其赋能效果的差异化适配规律。王力纲等（2026）指出，数字政府对企业ESG的提升效应在东部地区、信息化水平高的区域及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中更显著。戴栋钰等（2025）发现民企、技术密集型企业更倾向通过数字政府开展实质性绿色创新，而国企、劳动密集型企业偏好策略性创新。方锦程等（2023）则验证公共数据开放对落后区域的后发追赶效应突出，形成“区域补短板”特征，体现数字政府效应受区域发展水平、企业类型等因素影响。

10参考文献

[1] 杨青,吉赟. 数字政府建设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信息惠民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J].金融研究,2025,(06):96-113.

[2]翟淑萍,贾瑞敏,赵玉洁. 数字政府建设能否缓解地区行政垄断——基于企业债券融资成本分化的视角[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5,45(12):21-38.

[3]戴栋钰,李佳航,王国鹏. 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绿色创新策略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J].宏观经济研究,2025,(12):84-102.

[4]王力纲,林睿旻,熊轶宇,等. 数字政府建设对企业ESG的影响研究——基于大数据管理机构改革的准自然实验[J].生态经济,2026,42(01):192-200.

[5]方锦程,刘颖,高昊宇,等. 公共数据开放能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来自政府数据平台上线的准自然实验[J].管理世界,2023,39(09):12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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