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开年，中国白酒行业最凛冽的风，吹向了“会展大王”邓鸿。
1月21日，天眼查披露的一则税务信息显示，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衡昌烧坊酿酒有限公司、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衡昌烧坊酒业销售有限公司出现欠税公告，欠缴税种涵盖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及城市维护建设税，累计欠缴金额高达1.32亿元。这与其在2021年豪掷百亿建设酒庄时的意气风发，形成了讽刺的对比。
邓鸿是会展与地产界的风云人物，2017年转身杀入白酒赛道，左手拉着融创孙宏斌，右手挽着1919杨陵江，试图用“地产高举高打”的逻辑重塑酱酒格局。他曾喊出“做环球佳酿首个百亿大单品”的口号，产品定价甚至一度高过飞天茅台。
然而，短短几年，从“碰瓷”茅台到连续六年冠名胡润百富榜，从高端圈层营销到如今的“抵债酒”泛滥，衡昌烧坊的坠落速度远超预期。在酱酒热退去、房地产行业调整的双重周期夹击下，这位跨界大佬的“酱酒梦”，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欠税，往往是企业资金链紧张的最直观信号。
天眼查及相关税务部门公示的信息显示，此次衡昌烧坊的欠税并非单一税种。其中，仅衡昌烧坊酿酒有限公司的消费税欠缴就达9282.45万元，增值税欠缴1183.34万元；销售公司则欠缴企业所得税904.46万元。这对一家曾宣称年销售额破15亿元的酒企而言，1.3亿元的欠税额并非小数目。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张家豪——邓鸿之子，也是目前环球佳酿名义上的掌舵人。
2025年至2026年初，白酒行业进入深度调整期，曾经“染酱必涨”的时代彻底终结。据权图酱酒工作室数据，2024年中国酱酒产能同比下降13.33%，近六年来首次出现负增长。产能收缩背后，是终端动销的疲软。
在这一轮周期下行中，衡昌烧坊的处境尤为尴尬。邓鸿入局之初，正值酱酒价格泡沫最顶点。他将房地产“预售、高杠杆、强营销”的打法复制到白酒行业，试图通过拉高品牌势能来实现快速变现。2021年，衡昌烧坊曾宣布营收突破13亿元，并立下了三年内冲击百亿的目标。
然而，百亿梦碎得太快。随着消费降级与商务宴请频次减少，千元价格带的次高端酱酒成为重灾区。衡昌烧坊的核心大单品“经典装”，官方建议零售价曾高达1599元，试图对标飞天茅台。但如今，在1919等主流零售平台及电商渠道，该产品实际成交价已跌至300元-400元区间，价格倒挂幅度超70%。
价格倒挂击穿了经销商的利润防线，也导致渠道信心崩塌。大量经销商面临“卖一瓶亏一瓶”的窘境，为回笼资金，不得不低价抛货，进一步拉低了品牌价值。
更深层的问题是产能与库存的错配。2021年，邓鸿与融创中国联手，宣布在茅台镇核心产区投资超100亿元建设“酒文旅艺术”超级酒庄。彼时，这是资本实力的象征。而今，巨大的固定资产投资和维护成本，在现金流枯竭的当下，变成了包袱。
当行业处于上行期，高库存被视为资产。当行业进入下行期，高库存则成为堰塞湖。衡昌烧坊高昂的消费税欠款，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其在生产端可能积压了大量成品酒，却无法在销售端实现顺畅的回款。
不止衡昌烧坊，2025年下半年以来，贵州安酒、小角楼、鸭溪窖等多家知名酒企接连曝出欠税或被执行信息。显然，行业洗牌已从中小作坊蔓延至腰部品牌。对衡昌烧坊而言，在未真正建立起C端消费者忠诚度之前，资金链的警报就已经拉响。
回顾衡昌烧坊的崛起之路，充满了邓鸿式的“资源整合”色彩。
2017年，邓鸿收购衡昌烧坊品牌。这本是一个商业行为，但随后，衡昌烧坊开始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寻根”之旅，或者说是对茅台的“贴身战术”。
衡昌烧坊的历史确实可追溯至1929年，曾是茅台镇著名的烧坊之一，1953年并入茅台酒厂。邓鸿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在营销中高调打出“茅酒本源”、“国酒本源”的旗号。
这种“碰瓷”式的营销在初期确实奏效，迅速拉升了品牌知名度。然而，这种擦边球行为也引来了监管重锤。2022年，衡昌烧坊的经销商因宣传“茅台酒厂前身”等内容，被认定为虚假宣传并受到处罚。官方定性，让衡昌烧坊精心构建的“高端血统”遭遇了信任危机。
为进一步坐实“高端”人设，邓鸿选择了另一条捷径——绑定富豪圈层。
自2019年起，衡昌烧坊连续6年独家冠名《胡润百富榜》。胡润百富榜是财富的象征，衡昌烧坊试图通过这种绑定，精准收割高净值人群。
在邓鸿的设想中，白酒不仅是饮品，更是社交货币。他利用自己在地产、会展界积累的顶级人脉，构建了一个封闭的“圈层销售网络”。从1919的杨陵江到融创的孙宏斌，这些大佬不仅是合作伙伴，更是其核心销售渠道的推手。
然而，成也圈层，败也圈层。
当房地产行业轰然倒塌，邓鸿依赖的“地产朋友圈”不仅无法继续输血，反而成为了品牌崩盘的加速器。
最典型的现象便是“抵债酒”的泛滥。2023年以来，随着融创等房企陷入债务危机，大量衡昌烧坊的产品出现在了工程款抵债的清单中。据媒体报道，融创曾以单瓶800元的价格将衡昌烧坊抵给供应商，而供应商为了变现，转手便以两三百元的价格抛售到市场。
这种“抵债酒”的大量涌入，彻底击穿了衡昌烧坊的价格体系。对于正规经销商而言，这是毁灭性的打击——他们无法与不需要成本的抵债酒竞争。于是，市场价格体系崩坏，品牌形象从“高端酱酒”迅速滑落为“地产网红酒”、“包工头抵账酒”。
不仅如此，邓鸿曾寄予厚望的资本化之路也已断绝。
按照邓鸿早期的“三步走”战略，衡昌烧坊计划在2024年实现营收100亿元并推动上市。然而，随着A股对白酒企业IPO政策的收紧，以及衡昌烧坊自身财务状况的恶化，上市已成泡影。2023年3月，邓鸿退出环球佳酿股东序列，将股权转让给其子张家豪，这一举动也被外界解读为资本退出的信号。
面对困局，邓鸿并未完全躺平。这位年过六旬的企业家开始尝试转型“生活方式博主”，在抖音等社交平台上频繁更新做菜、探店的视频，试图通过打造个人IP来为品牌引流。
他在视频中谈笑风生，展示着精致的庄园生活和高端的艺术品味。然而，线上的松弛感掩盖不了线下的焦虑。1.32亿元的欠税公告，像一道刺眼的裂痕，横亘在百亿酒庄的宏大蓝图之上。
从15亿营收的高光时刻，到如今欠税过亿、价格腰斩，衡昌烧坊的经历，不仅是一家企业的兴衰史，更是中国商业界一段特殊时期的注脚。它记录了资本如何利用杠杆和概念催熟一个品牌，也见证了当周期退潮时，违背商业常识的豪赌如何付出惨痛的代价。对邓鸿来说，那个“百亿大单品”的梦，或许真的该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