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青铜器类）
| 西周害夫（hú）簋 | ||||
| 西周逨盘 | ||||
贮 贝 器
贮贝器是古滇国（今云南滇池周边，战国至西汉时期）特有的青铜礼器与财富容器，也是滇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类型，因器内专门贮藏海贝（当时滇国的货币，多为从东南亚传入的环纹贝、货贝）而得名，流行于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主要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等滇王及贵族墓葬。
贮贝器兼具财富贮藏和礼仪祭祀属性，是滇国王室、贵族专属的礼器，用于祭祀、盟誓、宴乐等重要仪式，也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主体多为青铜铸造，基本形制以束腰筒形、鼓形为主，部分为罐形，底部多设三足（兽爪足、牛足、虎足等），两侧常饰虎形、牛形耳，融合滇文化特有的猛兽图腾。高端贮贝器的器盖会铸造立体圆雕群像场景，采用失蜡法、分铸铸接等精湛工艺，人物、动物、建筑刻画栩栩如生，是滇国青铜铸造的最高水平体现。
铜鼓、铜贮贝器、青铜扣饰并称滇文化 “三大标志性器物”，区别于中原青铜礼器（鼎、簋、尊等），是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青铜文明的独特创造，也是古滇国社会、经济、宗教的物质载体。
三骑士铜鼓
嵌玉石长方形猴边铜扣饰
八牛贮贝器
贮贝器的精华在于器盖的场景铸造，不同器物对应古滇国不同的社会生活与仪式，是 “立体的青铜史书”：
贮贝器不仅是古滇国商品交换、货币制度的直接证据，更以器盖场景的独特形式，弥补了古滇国无文字记载的史料空白，直观还原了古滇国的祭祀、生产、战争、宴乐等社会生活全貌，是解读西南夷文明与中原文化交流融合的关键器物。
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青铜器类中有两件贮贝器，分别是西汉诅盟场面贮贝器和西汉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皆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本文将这两个贮贝器合在一篇文章予以介绍。
古 滇 国
古滇国是中国古代西南边疆一个神秘而辉煌的少数民族政权，存在于战国初期至东汉初年（约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初），以滇池为中心，疆域涵盖今云南中东部地区，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楚国将领庄蹻于公元前278年率军进入滇池地区，征服当地“靡莫之属”等部落，后因归路被秦国切断，遂“变服，从其俗”，就地称王，建立滇国。这一事件标志着滇地从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形态的转变。尽管庄蹻带来楚文化，但他及其部众迅速融入本地社会，未强行推行楚制，反而吸收土著文化，形成独特的“滇文化”体系。
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为打通西南通道、打击匈奴势力，派兵临滇。滇王尝羌举国归附，请求“置吏入朝”。汉朝遂设立益州郡，赐予“滇王之印”，实行“郡国并行”制度——既保留滇王对本地民族的统治权，又由中央派遣郡守实施行政管辖。这一政策体现了汉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柔性治理智慧。出土于晋宁石寨山的金质“滇王之印”与河泊所遗址发现的“滇国相印”、“益州太守章”封泥相互印证，确凿证明了中央政权对滇地的有效统治。
石寨山古墓群
石寨山古墓群位于云南省昆明市晋宁区上蒜镇石寨村，是战国至汉代古滇国国王及其家族臣仆的墓地，也是中国西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青铜文化遗址之一。该墓群因出土“滇王之印”而蜚声中外，实证了《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古滇国的记载并非虚言，填补了西南边疆历史文献的空白。
1956年，在第六号墓中发现一枚金质篆书“滇王之印”，重约90克，印面边长约2.4厘米，钮为蟠蛇形。这一发现与《史记》中汉武帝“赐滇王王印”的记载完全吻合，成为中原王朝治理西南边疆的重要物证。
自1955年起，先后进行了五次大规模发掘，清理墓葬86座，出土文物近5000件（套），包括青铜器、金银器、玉器、海贝等，其中以“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西汉诅盟场面贮贝器”等为代表，生动展现了古滇国的社会结构、宗教仪式与经济生活。
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
石寨山古墓群与邻近的河泊所遗址共同构成“石寨山大遗址”，出土的“益州太守章”封泥、汉代简牍等文物，证明西汉时期中央政府已在云南设立益州郡，行使有效管辖，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关键考古支撑。
古滇国尚未发现成熟文字系统，其历史主要通过青铜器上的立体雕塑来记录。如贮贝器盖上铸造的祭祀、战争、纳贡、纺织等场景，堪称“无声的史书”，为研究无文字民族的历史提供了独特范本。
多件器物显示女性在宗教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如“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中乘肩舆的主祭贵族妇女，可能反映母系氏族传统的延续。同时，墓葬规格差异显著，表明当时已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
什 么 是 诅 盟
“诅盟”是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古滇国（今云南一带）盛行的一种具有浓厚宗教与政治色彩的盟誓仪式。它不仅是部落之间缔结联盟、解决争端的重要手段，也是统治者强化权力、凝聚族群的社会实践。《周礼》设有“诅祝”之官，专司盟诅事务，区分“大事曰盟，小事曰诅”。可见“诅”字原意为一种正式的礼仪行为，后因强调“违誓受罚”的后果，逐渐衍生出“诅咒”之意。
“诅盟”即“歃血为誓、立约结盟”，是一种通过祭祀神灵、杀牲献祭、饮血为信等方式，使参与各方在神明见证下达成政治或军事协议的仪式。其核心在于“以神监盟”，借助超自然力量约束人间契约，增强盟约的神圣性与约束力。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诅盟要之。”这说明在汉代的南中地区（今云南、贵州一带），诅盟不仅是民间习俗，也被官府用作治理边疆民族的重要手段（汉朝在设立益州郡后，面对“夷不奉官”的现实，采取“见巫随巫”的策略，利用本地人信奉的诅盟仪式进行政治谈判与权力整合，实现“以夷治夷”的柔性统治。）。
古滇国凡遇战争、结盟、继位、纳贡等大事，必举行诅盟仪式。仪式通常由贵族或巫师主持，在特定祭坛上设供品、击铜鼓、奏乐舞，并以人或动物作为牺牲，表达对天地神灵的敬畏。诅盟仪式往往由地位崇高的贵族或女性主祭人主持，如“西汉诅盟场面铜贮贝器”器盖上，一位佩戴蚌蛤耳环、玉壁手镯的女性端坐于干栏式建筑高台上，周围环绕16面铜鼓，象征其掌握宗教与政治双重权威。由于古滇国尚未形成成熟文字系统，历史与规则多靠口传与仪式传承。诅盟作为一种公开、可视化的集体记忆载体，起到了规范行为、强化认同的作用，堪称“无字社会的法治雏形”。
什 么 是 杀 人 祭 柱
“杀人祭柱”是古滇国一种重要的宗教祭祀仪式，核心是以活人献祭于特定铜柱或木柱之上，通过血腥仪式祈求神灵庇佑、庆祝丰收、确立权力或驱除灾祸。这一仪式不仅是古滇人信仰体系的集中体现，也反映了其社会结构与权力运作方式。
滇人认为血是通往永恒的桥梁，人牲之血可沟通天地，取悦农神或祖先神灵。祭祀常与农业周期相关，如播种前祈雨、收获后谢神，故又称“祭农神仪式”。部分学者认为，“祭柱”即“祭祖”，铜柱象征氏族血脉的延续。
吊人青铜矛
No115：西汉诅盟场面贮贝器
该贮贝器以青铜整体铸造而成，分为器身和器盖两大部分。器身呈圆筒状，饰有蛇纹、牛虎搏斗等浮雕元素，融合了滇文化与草原文化的影响。器盖是核心所在，铸有一座干栏式建筑及127个圆雕人物（部分残缺未计），最小人物仅2厘米，却眉眼清晰、姿态生动，堪称古代青铜铸造技艺的杰作。建筑为“人字形”屋顶，由小柱支撑平台，中心设高凳，主祭人端坐其上，周围环绕16面青铜鼓，象征权力与神谕。
器盖上的立体群像，真实再现了古滇国“杀祭诅盟”的盛大仪式，可分为多个功能区域：
祭祀区：主祭人头戴叠片冠冕，梳银锭髻，佩戴蚌蛤式耳环与玉璧形手镯，腹前悬圆形扣饰，跣足高坐于后柱前，推测为女性贵族或滇王本人。其身份尊贵，可能是母系氏族传统的延续者。
乐舞区：平台之后有击打青铜鼓和錞于的乐师，营造庄严氛围。
刑杀与准备区：左右两侧分别为椎牛、刑马、屠豕、宰羊等场面，体现祭祀的血腥与隆重。有待刑的裸体男子，反映战俘或罪犯作为牺牲者的社会现实。妇女持器盛物，奴隶准备食物，显示各阶层参与其中。
核心祭祀场景：中央立有一根高约9厘米的铜柱，柱身盘绕两条蛇，顶端立一虎，象征图腾崇拜或“社”的象征（有学者认为“柱即祖”），柱旁一名裸体男子双臂反缚，发辫系于木牌之上，即将被处决，是典型的“人牲”形象，附近另有戴枷跪地者、受刑者，以及持刀执剑的行刑者，气氛肃杀。
主祭人与随从：一位乘肩舆的贵族妇女位于画面显要位置，似为主祭人，其侧有两名持物女子和一名男性随从，体现女性在古滇国宗教活动中的重要地位，这一现象可能反映母系氏族传统的遗存，与中原父权社会形成鲜明对比。
社会生活与集市贸易：尽管祭祀场面血腥，但周围人群并未惊恐，反而呈现出日常生活的平静，多名妇女手持筐篮，盛放农作物、鱼肉等物；男子执布帛、纹锦，似在进行交易，学者认为，此类祭祀不仅是宗教行为，也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类似“庙会”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