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精减后刊载于《金融博览》杂志2023年第2期
二十年前，在太原上大学那几年，虽然自己是教育学系的学生，关注和关心教育是专业本分，但我内心却始终另有惦念，那就是曾经称雄商界五百年的晋商。之所以如此，主要缘于高中时代在余秋雨的名作《文化苦旅》中读到的《抱愧山西》一文带来的心灵震撼。特别是对太谷是“中国的华尔街”，票号是现代银行的“乡下祖父”等说法印象深刻。
就这样，带着三分崇敬，五分好奇，两分游览的心情，我利用周末和假期先后走访了平遥、祁县、太谷等地，在平遥古城大名鼎鼎的“日昇昌”旧址留过影，在祁县乔家大院里想象过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场景，也在灵石县王家大院内见过规圆矩方门匾……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的晋商，以财富多、势力大、经营广、辉煌久而闻名天下，以致有国际眼光的梁启超先生也对晋商“常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中国民间有“富不过三代”的警示，当今之世也出现富不过一代，甚至富不过十年的遗憾现象。然而，在诸多晋商家族中，富过三代，甚至富过十几代却成为普遍现象。比如，灵石县静升古镇的王家绵延700余年，鼎盛的8代历时超过450年。
那么，晋商家族“长富”背后的根源与密码何在？对于此一问题的解答，我最早诉诸的还是余秋雨的《抱愧山西》一文。余秋雨认为，晋商的全方位成功与他们的良好人格素养有关，并且提出了晋商的四大素养，即坦然从商，目光远大，讲究信义，严于管理。后来，在当代学者张正明、梁小民、刘建生等人关于晋商的相关研究作品中，我又具体地了解到精神气质、组织管理、人格素养、道德品质等因素在晋商家族延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然而，通过实地走访与阅读思考，我以为晋商成功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加先在、更加隐性、更加深刻的原因往往被忽略了，特别是被当今的许多商业从业者和金融工作者所忽视，那就是晋商家风。
家风是一个家族或家庭的精气神，是所有家人言行举止与“三观”形成背后的文化土壤，也是操纵家庭和家族未来兴衰荣辱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晋商在历史上长时段地成功与辉煌，是与他们的良好家风分不开的。虽然不同的晋商家族各有其家风特征，但他们在整体上也存在着共通的家风内涵。简言之，就是务本、务实与务正三个精神面向。
务本：首重道德人格培育
《论语》有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晋商家族，其家风首先就表现为务本精神，即对忠、孝、仁、义、诚、信等传统道德价值的高度重视。
查阅晋商家族史相关资料，可以发现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那就是晋商中的多数人都有过“幼而学儒，长而服贾”的人生经历。比如，山西票号的始祖雷履泰，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熟读儒家经典；祁县富商渠本翘，也是自幼刻苦攻读“四书五经”和诗词文集；著名商人乔致庸早年也曾立志要以“儒术荣门阀”。在榆次常氏家族的《常氏家乘》中，关于族人早年修习儒学的记载也是俯拾皆是。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这些人后来大多都走上了“弃儒从商”之路，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生命早年接受的儒家教育、熏染的传统道德，为这些日后的从商者根植下“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的信念种子，让他们从内心深处懂得了“做事经商要以为人做人为根本”的道理。
以“忠”为例。晋商家风中的“忠”主要不是指“忠君”，而是偏重于“爱国”，特别是指热心社会公益，关怀弱势群体，造福一方。祁县乔氏家训中说：“有补于天地者曰功，有益于世教者曰名，有学问者曰富，有廉耻曰贵，是谓功名富贵。”左宗棠收复新疆时，乔致庸是负责筹措军费的主要人之一。正因为这份功劳，左宗棠在回京任军机大臣时，特意经过祁县拜访了乔致庸，并给乔家留下一副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光绪三年，山西、陕西遭逢旱灾，59岁的乔致庸乘坐马车出门，看着数不清的灾民，悲痛万分。他跳下马车，安抚着灾民，对仆人说：“回家支十口大锅，熬粥救人。” 乔致庸胸怀家国，以身垂范，不仅成为乔家家族产业的奠基者，更是成为乔家优良家风的缔造者。
以“义”为例。《王氏族谱》记载灵石县王氏家族的悔间公：“教子以义方，无少姑息……所谓立身有本末者与。”介休商家温氏家族的族人绍周公，其族谱记载他“训教子孙，独有义方。子孙岁愚，经书在所必读。”平遥商家冀氏家族的海泉公，曾在京城过汇兑事务，后来归乡设义塾。其族谱记载他：“老而勤学，乐善好施……尝谆谆以义方教子侄。”这些族谱中多次提及的“教子以义方”，主要就是指教导子弟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努力做高尚、有修养的君子。值得一提的是，晋商兴办义塾的义举，为族内贫寒子弟就学以及乡民子弟读书提供了宝贵机会，真正惠及了无数的家庭。据史料记载，清代山西共有义学385所，其中晋商活跃的河东地区就有189所，占总数的49%。
再以“诚”和“信”为例。灵石县王家始祖王实兄弟四人就将“诚实守信”作为做人做事的原则，坚守信誉，不弄虚作假。王实嘴边经常挂着这样一句话：“传家有道惟忠厚,为人无巧但实诚”。他不仅如此说，也如此做。王氏家族之所以能够延续五百年长盛不衰，由王实创立且由王氏后人薪火相传的“忠厚实诚，与人为善”的家风发挥了巨大作用。
日本近代工商业精神领袖涩泽荣一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说：“我们不能忘了，商才是以道德为本的。没有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浮夸、谎话连篇、欺上瞒下等投机取巧的小聪明，绝对称不上是商才。”“商才以道德为本。”我想，晋商是深信此道且以此传家的。
务实：注重实际技能训练
孔子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务实进取精神。然而，长久以来，受“士、农、工、商”社会定位序列的影响，大多数传统中国人都更看重外在的所谓名誉、地位和身份，甚至为了浮名而一生务虚，做不到务实肯干。然而，晋商的成功是与这种务实人格和家风分不开的。正如余秋雨所言：“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为了振兴家业，他们放低身段，从最低微、最辛苦的小买买做起；为了寻找商机，他们背井离乡，负货远征，靠吃苦耐劳赢得生意；为了完成交易，信守承诺，他们甚至将生死置之度外。
晋商的这种务实精神和家风随着家族商业的不断壮大代代相传。其表现形式除了要求子弟养成踏实肯干、吃苦耐劳的品格外，最突出的就是注重对家族子弟进行实际能力的训练，特别是商业基本技能的培训。因为晋商家族商业的发展需要实际综合能力极强的继承者。
一般而言，晋商家族子弟小时，除了家长抽空亲自教导外，一般都会另外聘请职业能力强的专业教师来教，通常情况下就是自己商号里的高级员工。这些子弟接受的实际技能训练包括：练习打算盘，学写商业信函，学习记账，背诵银两兑换比率等。比如，学习记账就是实际能力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贸易须知》中说：“做生意之人，惟独账目为要，头一有要清白。”因此，晋商要求记账必须日结、月清、年总结，而且账目与实物存付要一致。对于这些商业基本功，晋商子弟必须做到知行合一。
除了商业基本功的训练外，实际的从商经验历练也非常重要。盐商张允龄是一位很有谋略的商人，他为了丰富其子弟的从商体验，有机会便亲自带他们外出经商，在实际历练中给予教导。然而，大多数晋商子弟的职场训练并不在自家的商号，因为晋商多实行严格的“东掌制”，即财东和大掌柜各司其职的制度，财东只负责出钱，提供运营资本，而人事、经营、管理等权力都在大掌柜手上。这种建立在信义基础上的“东掌制”，是晋商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为了减轻大掌柜的压力，也为了不给大掌柜制造不必要的经营管理麻烦，晋商商号有不用“三少”的严格规定。所谓不用“三少”，就是指诸位财东的少爷、姑爷、外甥不能介入商号。因此，晋商财东的子弟一般都在别人的商号“熬相公”，也就是商业实习，一般期限为三年。晋商子弟的商业实习内容主要有两项，其一是人品磨砺，其二是业务训练。实习期内还有很多严格的考评手段，只有一切考评合格，这些实习生才能升格为商号的正式员工。因此，务实肯干、切实历练便成为晋商家风的一个重要面向。
务正：强调家训家史传承
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还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依孔夫子的意思：得富贵，必须行正道。这也就是俗话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的驰骋天下、享誉海内外，正是以务正、行正道为基础的。晋商的务正家风集中体现为家训传承和家史教育。
祁县乔家家业发达、家族兴旺，就与其祖上传下来的“六不准”家训密切相关。所谓“六不准”，即不准纳妾；不准赌博；不准嫖娼；不准吸毒；不准虐仆；不准酗酒。妾与仆是封建时代的特有产物，纳妾与虐仆也是封建家庭较为普遍的现象。乔家家训不准子弟纳妾与虐仆实属罕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乔家对子弟的严格要求，防治子弟因迷恋女色与对人暴戾从而误入歧途。至于不准赌博、不准嫖娼、不准酗酒、不准吸毒，指向的都是勤俭、节制、自律等正行正举。以今日的眼光来看，乔家的“六不准”家训似乎并无多少高明之处，但在当时乔家所处的历史时代，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多数家族子弟起到了规约与训诫的作用。
至于家史教育也是传承务正家风的重要载体。查阅史料可以发现，大多数晋商家族都是在勤俭持家和艰苦卓越中起家的，都有着生动形象的家史故事在家族子弟中流传着。比如，讲述晋商天元成票号兴衰传奇的电影《白银帝国》中，就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家史故事：
“康家原本生活在戈壁滩，生活简朴。有一天，康家祖先在戈壁滩遇见一位快死的人，便将自己能活命的一碗粥给了那个人。那人喝完粥后，留下了三十两白银。之后，康家就靠着这三十两白银起家，做到了几百万两白银，成就了今天的天元成号。”
在电影中，每到年底总结算账前，康家财东都会带领所有子弟和掌柜先喝下一碗粥。这就是鲜活的家史教育，是维持家风传统的重要手段。晋商实际的家史教育情形也与电影中的描绘相差不大。王先明教授在《晋中大院》一书中对太谷曹家每年的拜神祭祖活动，有这样一段形象的描述：“在太谷北洸村曹家的神祖阁里，供奉着曹氏祖先画像并整整齐齐地陈列着6件物品：推车、沙锅、打狗棍、扁担、石磨、豆腐筐——这是曹氏祖先赖以起家的物件。供桌上摆放着香炉、长香、油灯。神祖阁的一幅楹联是：推车扁担开创三泰商号，三泰商号经营推车扁担；横批为：饮水思源。”在拜神祭祖之外，还规定所有曹氏商号每年须磨豆腐三次，切实体验祖先创业的艰难，从而立身行正以使家业兴隆。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杨泽波先生在《中国文化之根：先秦七子对中国文化的奠基》一书中提出，幸福人生的中国样式有三大原理：第一，幸福是欲望的满足，人生本身是幸福的，既不是罪，也不是苦；第二，人生是向上的，必须不断向上进取，向上攀登，由物欲到事功，直至最高的道德；第三，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儒家式的道德有着类似宗教的作用，足以支撑人的心灵，不再需要其他宗教加以保障。纵观晋商家风的三个精神面向，可以发现，其内容基本可以和杨教授提出的这三大原理相对应。务本精神，体现的就是儒家式的道德规范，是支撑晋商心灵的根本力量；务实精神，反映的就是对人的正当欲望的满足；务正精神，要求的就是积极向上的人生，不断进取和攀登，不走歧路，不下滑倒退。因此，晋商家风务本、务实、务正的三个精神面向，不应只存在于晋商历史的尘埃中，而应该活在当下中国人的家庭建设和幸福人生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