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有“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当今之世也出现了富不过一代，甚至富不过十年的遗憾现象。然而，在诸多晋商家族中，富过三代，甚至富过十几代却成为普遍现象。比如，灵石县静升古镇的王家绵延七百余年，鼎盛的八代历时超过四百五十年。
那么，晋商家族长富背后的根源与密码何在？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一文中认为，晋商的全方位成功与他们的良好人格素养有关，并且提出了晋商的四大素养，即坦然从商，目光远大，讲究信义，严于管理。在当代学者张正明、梁小民、刘建生等人关于晋商的相关研究作品中，我又具体地了解到精神气质、组织管理、人格素养、道德品质等因素在晋商家族延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实地走访与阅读思考，我以为晋商成功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加深刻的原因，那就是晋商家风。
家风是一个家族或家庭的精气神，是所有家人言行举止与三观形成背后的文化土壤，也是操纵家庭和家族未来兴衰荣辱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晋商在历史上长期的成功和辉煌，与他们的良好家风是分不开的。晋商家族在整体上存在着共通的家风内涵，简言之，就是务本、务实与务正三个精神面向。
务本：首重道德人格培育
《论语》有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晋商家族，其家风首先就表现为务本精神，即对忠、孝、仁、义、诚、信等传统道德价值的高度重视。
查阅晋商家族史相关资料，可以发现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那就是晋商中多数人都有过“幼而学儒，长而服贾”的人生经历。比如，山西票号的始祖雷履泰，出身书香门第，自幼熟读儒家经典；祁县富商渠本翘，自幼刻苦攻读四书五经和诗词文集；著名商人乔致庸早年曾立志要以“儒术荣门阀”。在榆次常氏家族的《常氏家乘》中，关于族人早年修习儒学的记载也是俯拾皆是。虽然出于各种原因，这些人后来大多走上了“弃儒从商”之路，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生命早年接受的儒家教育、熏染的传统道德，为这些日后的从商者根植下“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的信念种子，让他们从内心深处懂得“做事经商要以为人做人为根本”的道理。
以“忠”为例。晋商家风中的“忠”主要不是指“忠君”，而是偏重于“爱国”，特别是指热心社会公益，关怀弱势群体，造福一方。祁县乔氏家训中说：“有补于天地者曰功，有益于世教者曰名，有学问者曰富，有廉耻曰贵，是谓功名富贵。”左宗棠收复新疆时，乔致庸是负责筹措军费的主要人物之一。正因为这份功劳，左宗棠在回京任军机大臣时，特意经过祁县拜访了乔致庸，并给乔家留下一副对联：“损人欲以复天理，蓄道德而能文章”。光绪三年，山西、陕西遭逢旱灾，59岁的乔致庸乘坐马车出门，看着数不清的灾民，悲痛万分。他跳下马车，安抚着灾民，对仆人说：“回家支十口大锅，熬粥救人。”乔致庸胸怀家国，以身垂范，不仅成为乔家家族产业的奠基者，更是乔家优良家风的缔造者。
以“义”为例。《王氏族谱》记载灵石县王氏家族的悔间公：“教子以义方，无少姑息……所谓立身有本末者与。”介休商家温氏家族的族人绍周公，其族谱记载，他“训教子孙，独有义方。子孙岁愚，经书在所必读”。平遥商家冀氏家族的海泉公，曾在京城经营过汇兑事务，后来归乡设义塾。其族谱记载，他“老而勤学，乐善好施……尝谆谆以义方教子侄”。这些族谱中多次提及的教子以义方，主要就是指教导子弟要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努力做高尚、有修养的君子。值得一提的是，晋商兴办义塾的义举，为族内贫寒子弟就学及乡民子弟读书提供了宝贵机会，真正惠及了无数的家庭。据史料记载，清代山西共有义学385所，其中晋商活跃的河东地区就有189所，占49%。
再以“诚”和“信”为例。灵石县王家始祖王实兄弟四人将“诚实守信”作为做人做事的原则，坚守信誉，不弄虚作假。王实嘴边经常挂着这样一句话：“传家有道惟忠厚,为人无巧但实诚。”他不仅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王氏家族之所以能够延续五百年长盛不衰，由王实创立且由王氏后人薪火相传的“忠厚实诚，与人为善”的家风发挥了巨大作用。
日本近代工商业精神领袖涩泽荣一在《〈论语〉与算盘》一书中说：“我们不能忘了，商才是以道德为本的。没有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浮夸、谎话连篇、欺上瞒下等投机取巧的小聪明，绝对称不上是商才。”商才以道德为本，我想，晋商是深信此道且以此传家的。
务实：注重实际技能训练
孔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务实进取精神。而晋商的成功是与这种务实品格和家风分不开的。正如余秋雨所言：“做商人就是做商人，没有什么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为了振兴家业，他们放低身段，从最低微、最辛苦的小买卖做起；为了寻找商机，他们背井离乡，负货远征，靠吃苦耐劳赢得生意；为了完成交易，信守承诺，他们甚至将生死置之度外。
晋商的这种务实精神和家风随着家族商业的不断壮大代代相传。在表现形式上除了要求子弟养成踏实肯干、吃苦耐劳的品格外，最突出的就是注重对家族子弟进行实际能力的训练，特别是商业基本技能的培训。
一般而言，晋商家族子弟在小时候，除了家长亲自教导外，还会另外聘请专业经验丰富的教师来授课，通常情况下这些教师就是自己商号里的高级员工。晋商家族子弟接受的实际技能训练包括：练习打算盘，学写商业信函，学习记账，背诵银两兑换比率等。学习记账是实际能力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贸易须知》中说：“做生意之人，唯独账目为要，头一有要清白。”因此，晋商要求记账必须日结、月清、年总结，而且账目与实物存付要一致。对于这些商业基本功，晋商子弟必须做到知行合一。
除了商业基本功的训练外，实际的从商经验历练也非常重要。盐商张允龄是一位很有谋略的商人，一有机会便亲自带自家子弟外出经商，在实际历练中给予教导。然而，大多数晋商子弟的职场训练并不在自家的商号。因为晋商多实行严格的“东掌制”，即财东和大掌柜各司其职的制度，财东只负责出钱，提供运营资本，而人事、经营、管理等权力都在大掌柜手上。这种建立在信义基础上的“东掌制”，是晋商良性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为了减轻大掌柜的压力，也为了不给大掌柜制造不必要的经营管理麻烦，晋商商号有不用“三少”的严格规定。所谓不用“三少”，是指诸位财东的少爷、姑爷、外甥不能介入商号。因此，晋商财东的子弟一般都在别人的商号“熬相公”，也就是商业实习，一般期限为三年。晋商子弟的商业实习内容主要有两项，一是人品磨砺，二是业务训练。实习期内还有很多严格的考评手段，只有所有内容考评合格，这些实习生才能升格为商号的正式员工。因此，务实肯干、切实历练便成为晋商家风的一个重要面向。
务正：强调家训家史传承
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孔子还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依孔夫子的意思：得富贵，必须行正道。这也就是俗话说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晋商驰骋天下、享誉海内外，正是以务正、行正道为基础的。晋商的务正家风集中体现为家训传承和家史教育。
祁县乔家家业发达、家族兴旺，就与其祖上传下来的“六不准”家训密切相关。所谓“六不准”，即不准纳妾，不准赌博，不准嫖娼，不准吸毒，不准虐仆，不准酗酒。妾与仆是封建时代的特有产物，纳妾与虐仆也是封建家庭较为普遍的现象。乔家家训不准子弟纳妾与虐仆实属罕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乔家对子弟的严格要求，防止子弟因迷恋女色和对人暴戾而误入歧途。至于不准赌博、不准嫖娼、不准酗酒、不准吸毒，指向的都是勤俭、节制、自律等正行正举。以当时乔家所处的历史时代，“六不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对大多数家族子弟起到了规约与训诫的作用。
家史教育也是传承务正家风的重要载体。查阅史料可以发现，大多数晋商家族都是在勤俭持家和艰苦卓绝中起家的，都有着生动形象的家史故事在家族子弟中流传。比如，在讲述晋商天元成票号兴衰传奇的电影《白银帝国》中，就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家史故事：
“康家原本生活在戈壁滩，生活简朴。有一天，康家祖先在戈壁滩遇见一位快死的人，便将自己能活命的一碗粥给了对方。那人喝完粥后，留下了三十两白银。其后，康家就靠着这三十两白银起家，做到了几百万两白银，成就了今天的天元成票号。”
在电影中，每到年终总结算账前，康家财东都会带领所有子弟和掌柜先喝下一碗粥。这就是鲜活的家史教育，是维持家风传统的重要手段。晋商实际的家史教育情形与电影中的描绘相差不大。王先明教授在《晋中大院》一书中对太谷曹家每年的拜神祭祖活动有这样一段形象的描述：“在太谷北洸村曹家的神祖阁里，供奉着曹氏祖先画像，并整整齐齐地陈列着六件物品：推车、砂锅、打狗棍、扁担、石磨、豆腐筐——这是曹氏祖先赖以起家的物件。供桌上摆放着香炉、长香、油灯。神祖阁的一幅楹联是：推车扁担开创三泰商号，三泰商号经营推车扁担；横批为：饮水思源。”在拜神祭祖之外，曹家还规定所有曹氏商号每年须磨豆腐三次，切实体验祖先创业的艰难，从而立身行正以使家业兴隆。
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杨泽波先生在《中国文化之根：先秦七子对中国文化的奠基》一书中提出，幸福人生的中国样式有三大原理。第一，幸福是欲望的满足，人生本身是幸福的，既不是罪，也不是苦；第二，人生是向上的，必须不断向上进取，向上攀登，由物欲到事功，直至最高的道德；第三，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儒家式的道德有着类似宗教的作用，足以支撑人的心灵，不再需要其他宗教加以保障。纵观晋商家风的三个精神面向，可以发现，其内容基本可以和杨教授提出的这三大原理相对应。务本精神，体现的是儒家式的道德规范，是支撑晋商心灵的根本力量；务实精神，反映的是对人的正当欲望的满足；务正精神，要求的是积极向上的人生，不断进取和攀登，不走歧路，不下滑倒退。因此，晋商家风务本、务实、务正的三个精神面向，不应只存在于晋商历史的尘埃中，而应该活在当下中国人的家庭建设和幸福人生之中。
本文刊载于《金融博览》202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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