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的改革发展到了秦始皇执政时期，周边环境和国内矛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统一大业指日可待，百年改革的教训有哪些？怎样建立统一的政权，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统一政权？成为秦统治者关注的焦点。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吕不韦作为当时秦统治集团内部的重要人物之一，比之当时的李斯等人较早地就如何处理好这些矛盾提出了一系列的意识形态理念，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主张建立“和”、“合”文化生态，从而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研究和发掘这些传统文化资源，对于进一步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促进生产力发展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认为，国家的权力必须集中，国民的意志和力量必须统一，“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吕氏春秋·不二》）集中到一点，就是“壹民”“壹众”，但它与法家“严刑峻法”不同，而主张通过加强意识形态的引导，来调节国内的社会矛盾。
一是“乐以和心”，重视审美的教化作用，在社会上形成健康的审美风尚。《吕氏春秋》认为，“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谓之大同。”（《有始》）音乐作为审载体，是对于自然运行规律的一种折射，是对现实生活的感悟，“音乐之所由来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大乐》）当“君臣失位，父子失处，夫妇失宜，民人呻吟”，风俗混乱，社会失调的时候，音乐的引导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这就是所谓的“声出于和，和出于适”，音乐作为人类特有的审美活动，同社会上的“治乱”密切相关。《吕氏春秋》试图从人性的层面去解读这种联系，在它看来，人是一个“善”与“恶”、“美”与“丑”的统一体。“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丑，欲逸而恶劳”（《适音》）是人性多面的体现，而“乐之务在于和心”，使人在满足审美需求的同时，善性得到弘扬，恶性得到根除，从而达到“行适”，“行适”的标准是“衷”，恰到好处，既不过激，又不迟滞；“行适”的标志是“胜理”，使自己的行为符合法理和道德规范。所以，《吕氏春秋》的结论是：“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行礼义也。”（同上文）
二是“孝以务本”，重视道德对行为的约束。《吕氏春秋》把法家的“上农除末”政策修正为“必务本而后末”，并对“本”的内涵做了新的阐释，认为“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贵于孝。”（《吕氏春秋·务本》）这是一个逻辑严密的演绎过程，其核心的起点是“人”，“本”是定位，“孝”是内容，透射出“人本”的思想光彩。他认为只要把“孝道”普及到全社会，就能营造一种和谐的风气与氛围，“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惟孝也。”（《吕氏春秋·孝行》）国君力行孝道，就能取信于天下；臣下力行孝道，就能尽忠守廉；百姓力行孝道，就能安于耕耘。而孝道的内容就是儒家所提倡的“贵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孝行》）。这样，吕不韦就把关于“本”的诠释从法家所局限的农本领域引入社会领域，赋予它以浓厚的儒家色彩，是理论上的重要升华。
三是学以达性，确立一种“反求诸己”的修养途径。与商鞅的愚民政策不同，《吕氏春秋》认为，“人之于天地同。”（《情欲》）大自然赋予人以“五官”，只是为人创造了先天的条件，而人对于“礼义”的掌握必须依靠教育和学习，“不学，其闻不若聋”、“不学，其见不若盲”、“不学，其言不若爽”、“不学，其知不若狂。”（《吕氏春秋·劝学》）学习和教育的内容很广泛，既包括道德修养，也包括养生之道；既包括“礼乐”知识，又包括科学技术知识。
在《吕氏春秋》中，这是一个人与自然走向同一的过程，即所谓“故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者，是谓善学。”（《吕氏春秋·尊师》）学习是一个完善人格，纯洁人性，磨砺志气的过程，也就是最终达到了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所以，《吕氏春秋》认为，“不能教者，志气不和，取舍数变，固无恒心，若晏阴息怒无处。”（《吕氏春秋·诬徒》）学习的全部出发点和归宿，是在全社会形成“和”“合”的文化自觉，使为人子者不用强迫就能历行孝道，使为人臣者不用强令就能忠诚尽职，使为人君者不用强力就能安定天下（《吕氏春秋·孝行》）。
四是“诚”以立“信”，提倡社会公德。《吕氏春秋》试图从“天人合一”的高度论证“诚信”不仅合于“人道”，而且合于“天道”，“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吕氏春秋·贵信》）这显然是吸收了儒家《中庸》“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的思想精华。它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指出：“三王之道无二，以信为管。”（《吕氏春秋·用民》）“管”者，“枢要”之谓也。《荀子·儒效》篇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也，百王之道一是也”，就是这个意思。《吕氏春秋》更是把诚信视作治国的生命线和“壹民”统要，指出：“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贵信》）认为要使民“争行义”、“争乐用”，就必须“诚信以得之。”（《为欲》）
“诚信”不仅是治国的统要，又是一个社会健康的象征，是全社会成员都必须具有的公德，是正确处理社会关系的规范和准绳。“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颜色不贞。”因而，“信而有信，重袭于身，乃通于天。（《贵信》）”全社会都讲信用，就是一个“和”“合”的社会。
以上四个方面，构成了《吕氏春秋》“和”、“合”文化生态的基本框架，它以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内的“人”为轴心，以划分“同”、“异”兼顾的利益格局为基础，以对人的精神和意志的凝聚为动力，以建立有利于封建地主阶级统治的稳定秩序为目标，体现了统治目的与统治手段的统一，封建政治与封建文化的协调，自然与人文的依存，对于我们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第二个结合”，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有着积极的、批判的借鉴作用。
作者：杨焕亭
编辑：田佳琦
审核：张乐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