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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翻译目的、读者的期待视野以及译者的文化立场都会影响译者对翻译策略的选择与使用，但源自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则贯穿整个翻译过程。鉴于当前中译外的翻译语境以及翻译所肩负的文化使命，翻译策略的选择应首先考虑“为何译”，并以此为抓手引领中华文化“走出去”。如果将翻译提升到文化强国与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中华文化的对外译介，应该坚持“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当前，英美文化霸权在翻译活动中表现为更倾向“通顺”“流畅”“透明”的“翻译规范”，对异质性话语和文化依然采取压制性和排外性的政策。一方面，译者为得到强势文化读者的接受与认可，不得不作出妥协，采用强势文化读者喜闻乐见的语言表达形式。如果一味地倚重归化，则势必弱化或消解源语文化特有的文化元素，尤其是部分民族文化的民族性和本土性。同时，这也会让目的语文化（主要是英语文化）凌驾于源语文化之上。另一方面，如果不考虑“忠实对等”，单纯追求语言上的“流利性”，实际上是掩饰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归化，这会进一步扩大英美文化的霸权地位。相反，如果在中华文化的对外译介中，采用保留民族文化差异性和民族性的异化翻译策略，至少不会使其更加边缘化，并可能保持或推进文化创新。
文化的世界性源自优秀的民族性，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寻求的共性。若单纯从目标语受众的角度出发，盲目追逐译本市场销量，滥用其他罔顾守正的创新策略，均有悖于“文化真正走出去”的翻译伦理。如果采用异化为主的翻译策略，就可能让更多的西方受众对中华文化的形式和内涵，从认识到理解、从理解到认可、从认可到接受直至尊重，让中华文化的民族性上升为世界性。所以，对中华文化而言，民族性和本土性的保留就是“守正”，异化翻译就是“创新”，非“守正”无以为进，非“创新”无以为守。
传受双方，平等互动
对外译介是一种跨文化的双向互动的传播行为，传受双方必须要有共通的意义空间。“平等”是在社会文化层面对翻译伦理“忠实观”的彰显，对话是建构共通意义空间、实现“普遍性”的重要途径。中华文化“走出去”，构建的是一个以对话而非独白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对话以平等为前提，国家与民族无论大小还是强弱，都是“美美与共”天下大家庭的一员。“走出去”既要从自我的角度看世界，也要从世界的角度看自我。无论是传者还是受者，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都不能单独决定这种跨文化交流的规范，而是要在平等对话中逐渐改变不合时宜、非全球化的文化观念，共建一个和平、发展与合作的人类世界。如果传者与受者都以平等的身份参与文明交流互鉴，就能在“求同释‘异’”的过程中不断修正、重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实现传受双方共赢式的文化交流。
来源:“学习强国”
责任编辑：石登润
指导审核:胥佳利
出品:唐山职业技术学院口腔系领航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