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者或诗人词人，不应该是疏陋的文士，而应该是博览群书的通人。以研究文学为专门，同时对训诂、哲学、史地、宗教、书画等都要涉猎，以专带博，以博辅专。知识局限于一隅，是无法做到'圆该'与'圆照'的……只有博览和精熟，才能综揽全局，微观与宏观结合，有所比较，发现问题，有所判断，有所突破。”这是钱仲联在他的《自传》中所作的治学经验谈，也是他经常谆谆教导学生们的话语。我是1979年考取江苏师院（今苏州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的，师从钱先生治中国文学批评史。在3年的攻读中，我深切体会到先生的这些话语乃治学的至理名言，而先生在教学中表现出的博学和卓识一次又一次地给我留下了至今难以忘怀的印象。
记得那是1979年下半年，钱先生给我们讲授《文心雕龙》。当时学术界讨论佛学与《文心雕龙》的关系众说纷纭，概括起来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指导思想是儒家思想，与佛学无关；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刘勰写作《文心雕龙》中一以贯之的是佛学思想；第三种意见认为刘勰写作《文心雕龙》时的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也受一点佛学的影响，这种影响不表现在书中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的理论观点上，而是全书的理论框架和组织结构受到佛学的逻辑因明学的启发，此外少数地方用了些佛学用语。我们很想听听钱先生的高见。在讲授《文心雕龙·体性》篇时，钱先生满足我们的要求，谈了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刘勰前后期的主导思想有儒佛的差异，《文心雕龙》写成于前期，因此，书中所表现出的主导思想应是儒家思想，他自言梦随仲尼而行，作《文心雕龙》的宗旨为"原道"、"征圣"、"宗经"，就是明证；但是，不能说《文心雕龙》与佛学无关。刘勰年轻时依沙门僧祷10多年，帮助他抄撰《三藏记》、《法苑记》、《世界记》、《释迦谱》及《弘明集》等，这必然会对刘勰的思想及其写作《文心雕龙》产生一些影响。佛学对刘勰写作《文心雕龙》的影响明显的有三点。第一，《神思》篇所说“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这个对后来有很大影响的文学理论观点的提出，当受到佛教哲学中“言语道断”说的启示——《维摩诘所说经》说：“乃至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又僧肇《涅槃无名论·开宗第一》说：“言之者失其真……所以释迦掩室于摩竭，净名杜口于毗耶，须菩提唱无说以显道，释梵绝而雨华，斯皆理为神御，故口以之而默。岂曰无辩，辩所不能言也。经云：‘真解脱者，离于言数……湛若虚空，无名无说。’论曰：‘涅槃非有，亦复非无，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第二，《文心雕龙》全书的结构和篇目的命名(《原道第一》《征圣第二》《宗经第三》……《序志第五十》）受到僧肇佛学论文《涅槃无名论》的启发（《开宗第一》《核体第二》《位体第三》《征出第四》《超境第五》《搜玄第六》《妙存第七》《难差第八》《辨差第九》《责异第十》《会异第十一》《诘渐第十二》《明渐第十三》《讥动第十四》《动寂第十五》《穷源第十六》《通古第十七》《考得第十八》《玄得第十九》)。第三，刘勰在《论说》篇中以佛学的般若（《大智度论》:“般若者，秦言智慧”）正理破玄言家裴頠、王衍的“的”“无”二种偏执。钱先生对佛学经论烂熟于胸，引用起来如数家珍。他的这一堂课讲人所未讲，发人所未发，对我们钻研“龙学”启发特大。
钱先生对道教书籍也是博览精熟。1980年上半年，他给我们讲授钟嵘的《诗品》。书中谢灵运条有这样一段文字：初，钱塘杜明师夜东南有人来入其馆，是夕即灵运生于会稽。旬日而谢安亡。其家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十五方还都，故名“客儿”。“杜明师”是何许人也？陈延杰未作注。我觉得搞清这个问题有助于了解谢灵运的生平和思想，于是在课上请教钱先生。钱先生不假思索地当堂作答：“那是杜昺，其人与谢家有关系。课后你可去查《云芨七签·洞仙传·杜昺传》。”先生如此博闻强记，当时令我们每个听课者惊叹不已。关于"杜明师",《诗品》的国内外注家有的避而不注，有的据陆龟蒙《小名录》所载注为杜昊，有的则据《南史·沈约传》和王悬河《三洞珠囊》卷一“救导品”《道学传》所记注为杜炅。我仔细检阅了上述有关资料，通过考辨、比较，觉得钱先生的说法最为可信，所据《杜昺传》资料翔实，于理解《诗品》中谢灵运条那段文字最有参考价值：
首先，《杜昺传》记载：“杜昺，字叔恭，吴国钱塘人”；死后“诸道民弟子为之立碑，谥为明师”，这就明白交代，“明师”乃杜昺死后道民弟子对他的称号，其他资料都未及“明师”之称的由来。顺便指出，取“明师”这个称号正切“昺”字的意义（《广雅·释诂四》:“昺”，明也。“昞”同“昺”)。
其次，《杜昺传》记载杜昺成为远近闻名的大法师后，谢灵运叔曾祖谢安时为吴兴太守，见黄白光，以问昺。“昺曰：‘君先世有阴德于物，庆流后嗣，君当位极人臣！’……苻坚未至寿春，车骑将军谢玄领兵伐坚，问以胜负。昺曰云：‘我不可往，往必无功；彼不可来，来必覆败。是将军效命之秋也。’坚果散败。”由此可知谢家非常信赖杜，这样，“以子孙难得，送灵运于杜治养之”就在情理之中。
最后，《杜昺传》记载杜昺门徒孙泰起来作乱后杜昺逝世的情况：“隆安中，琅琊孙泰以妖惑陷，咎及祸延者众。昺忽弥日聚集，纵乐无度。敕书吏崇桃生市凶具，令家作衣衾，云：‘吾至三月二十六日中当行。’体寻小恶。至期，于寝不觉，尸柔气洁。”查《资治通鉴》卷 110《晋纪》32所记，孙泰作乱后“会王道子使元显诱之而杀之”，时间为晋安帝隆安二年冬十二月己酉（二十二日），即公元399年2月13日。据此可知，杜昺死于晋安帝隆安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即公元398年4月28日，那年，谢灵运14岁。杜昺死后第二年，谢灵运便回到建康（今江苏南京），这就是钟嵘在《诗品》中所说的“十五方还都”。
钱先生在指导我们研究古代文论时十分强调“识”的重要。他常说：做学问要有自己的眼光，不能人云亦云，嚼人家嚼过的甘蔗渣。每当我们在课堂讨论、读书笔记、学期论文以及最后的毕业论文中提出自己的研究心得时，他总是给予肯定和鼓励。最使我难忘的是1979年下半年先生给我一篇读书笔记所作的批语。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对文学批评提出了“六观”说：“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怎样理解这一段话呢？《中国历代文论选》的“说明”指出：“文艺批评有了这样的客观标准，还要批评家具有一定的修养，才能按照标准对作品进行正确的分析。”这篇“说明”是钱先生写的，我读了后对把“六观”说成六条批评标准这一点不很理解。在一篇读书笔记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所谓标准，乃衡量作品优劣的准则，尺度；刘勰在这儿所标的“六观”仅仅是指出评论作品时应首先考察的六个方面，并非文艺批评的客观标准本身，我们不能拿“位体”、“置辞”、“通变”、“奇正”、“事义”、“宫商”作为标准去评论作品的优劣；刘勰具体提出并加以详细阐述这六个方面优劣的客观标准的是《知音》前面的有关各篇。笔记交上去后，心里不免有些紧张，担心先生看了会生气。哪知下一次上课时，先生和颜悦色地将笔记本发给我，我急切地打开一看，在我提出的看法下面，先生用红圆珠笔加了密圈，并批道：“此说对。我的说明不妥。”看着这些密圈和批语，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先生的胸襟与气度实在令人敬佩，先生的肯定与鼓励将永远成为自己在今后的治学道路上努力探索的精神动力。
（载《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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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辑：冯超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