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外星人 水也学姐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设计历史与理论方向研究生，以专业全国第二的成绩上岸同济大学
引言：
这周一的上海，潮湿、闷热、细雨绵绵，我还是撑着伞跑去看《为真实的世界而设计》了。进展厅的那一刻，备考时看了无数遍的书，终于不再是一行需要反复默写的考点，而是一面墙的图纸、手稿和真实案例。它们安安静静挂在那里，却比任何教科书都掷地有声。
说起来，这本书在同济设计专业属于“必读中的必读”，考研的同学更是绕不开——几乎每年真题里都能看到它的影子。但背考点和真正理解它是两回事。这次展览把帕帕奈克当年的追问，和当下最切肤的议题——气候、资源、健康、公平、伦理——全部摊开在你面前。你会发现，书里那句“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从来不是一个浪漫的口号，而是一份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至今仍未完成的作业。
这个展览，就是这份作业最直观的现场。我们学设计史，从来不是为了掉书袋，而是为了看懂设计本该有的温度。这趟逛展，我拍了很多照片，也记了满满几页纸的感想。今天把它们整理出来，就当是和你坐在展厅外的长椅上，聊会儿天吧
备考337设计史时，一提到“好设计”，我最先想到的就是迪特·拉姆斯的“好设计十原则”：有用、诚实、易于理解、经久耐用、对环境友好，以及那句大家都很熟悉的“尽可能少地设计”。那时的我更习惯把它当成一套判断产品的标准：设计是否好用？形式与功能是否统一？有没有多余的装饰？但读到维克多·帕帕纳克的《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之后，我发现他提出的问题更直接，也更尖锐——设计究竟在为谁服务
带着这个问题再去看展厅里的扇贝壳头盔、再生材料、盲文信息、地方工艺与机器人，我逐渐发现：这些看起来完全不同的项目，其实都在回应真实世界中的具体矛盾。它们关注的不只是东西是否漂亮，而是设计服务了谁、解决了什么问题，又可能给社会与环境带来怎样的影响。
在准备同济设计类史论考研时，我曾把“绿色设计”“可持续设计”“社会设计”和“设计伦理”分别整理进笔记，再为每个概念配上定义、代表人物与案例。这样的分类便于记忆，却也容易把原本彼此关联的问题拆成孤立的知识点。真正来到展览现场后，我才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这些关键词会同时落到一种材料、一个社区、一套服务系统，甚至一次很小的日常选择中。《为真实的世界设计》并不是规定设计应当呈现什么风格，而是在提醒设计师，不要回避真实世界的复杂问题。
《为真实的世界设计：可持续发展目标10周年》于2026年7月4日在上海复星艺术中心开幕，公众展期为7月5日至8月22日。展览由红点设计博物馆·厦门发起，与复星艺术中心联合策划，上海是此次展览的首站。
现场汇集了来自全球17个国家的100余组项目，从循环经济、可持续材料、地方文化与乡村行动，到无障碍设计、宠物关照、人工智能向善和企业价值链，涉及的议题比我预想中更加广泛。2015年，联合国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于2016年正式生效。
十年过去，这些目标已经成为史论教材和论述题中经常出现的关键词。但真正走进展厅以后，我才发现，这场展览并不是在重复宏大的概念，而是在尝试把它们翻译成一件件能够被看见、触摸、使用，也能够被讨论和质疑的设计实践。
那么，《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中的“真实”，究竟指什么？在我看来，它不是一个听起来正确却有些遥远的口号，而是设计真正进入生活之后必须面对的现场：资源是有限的，人的需求各不相同，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也可能存在冲突，而且设计最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往往并不能由设计师单方面决定。
展览中的项目来自不同国家、地区和组织，讨论的内容也并不相同。有的关注材料如何重新进入循环，有的尝试延续地方生产和传统工艺，有的回应健康、残障与信息获取问题，还有的把视线投向企业责任、生物多样性和技术伦理。它们没有提供一种统一的“可持续设计模板”，却让我看到，“可持续”并不只是一种材料选择或环保口号，它会具体落在生产方式、服务系统、社区关系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
接下来，我想从真实需求、材料再生、在地知识、系统价值链、包容性、生态关系与日常生活几个角度，分享这次观展中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项目，也借此重新理解：设计究竟如何从“物的形式”，一步步走向社会、环境与民生中的真实问题。
进入展厅后，开篇提到的两条思想线索，被转化成了一组很直观的空间对照：一侧是帕帕纳克的《为真实的世界设计》，另一侧是拉姆斯“好设计十原则”的展墙。
站在两面展墙之间时，我并不觉得它们是在争论“谁对谁错”，反而更像是两把互相补充的尺子。拉姆斯提醒我们，一件产品应该功能清晰、形式克制、诚实耐用；而帕帕纳克则把视线拉得更远——除了判断一件产品本身做得好不好，我们还要继续追问：它为什么被生产？服务于谁？又会给社会和环境留下什么？
这也让我重新意识到，一件产品即使看起来简洁、好用，工艺也足够优秀，也不代表它在更大的尺度上仍然是“好设计”。如果它依赖计划性淘汰刺激消费，使用大量不必要的包装，或者从一开始就把某些人排除在外，那么单件产品的优秀，完全可能与整个生产和消费系统的失衡同时存在。
所以，从拉姆斯的“少即是多”走向帕帕纳克的思考，“少”似乎也有了更宽的含义：不只是少一点装饰，也可以是少一些伤害、少一些排除、少一些没有必要的资源消耗。判断设计好坏的尺度，也由“这件东西做得怎么样”，进一步走向“它以怎样的方式与人、社会和环境发生关系”。
“馈赠与再生”是整个展览中最容易让人产生惊喜的部分。
扇贝壳、咖啡渣、废旧渔网、纺织物、玻璃，甚至动物粪便，这些原本可能被直接丢弃的材料，在设计师的实验中重新获得了形态和用途。其中，Shellmet头盔是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扇贝壳是滨海水产加工中数量很大的副产物，如果长期堆积、填埋或直接倾倒，都会带来不小的处理压力。项目将废弃贝壳清洗、粉碎，再转化为复合材料，最终制成适合渔业工作环境使用的头盔。贝壳坚硬的结构不再只是产品表面一种好看的“自然纹理”，而是真正参与到产品性能之中。
刚看到这件作品时，我的第一反应也是“原来贝壳还可以这样用”。但继续往下看，我也开始意识到：面对再生材料设计，判断其实不能停在“废弃物成功变成了新产品”这一步。贝壳需要经过怎样的清洗、粉碎和复合？这一过程又会消耗多少能源？头盔报废以后，不同材料还能不能被分离和回收？它是真的让材料重新进入了循环，还是只是把材料进入垃圾场的时间往后推迟了一次？
这些问题并不是要否定作品的价值，而是在提醒我：一个“变废为宝”的创意故事，只是理解可持续设计的起点。我们还需要把它放回产品完整的生命周期中，看它从哪里来、如何被加工和使用，最后又会去向哪里。
Material X可持续材料实验室呈现的则是另一种思路。它展示的重点不再只是某一件已经完成的产品，而是一套材料研究的过程：先收集和分类废弃物，再识别它们的成分与性能，通过实验测试材料能否被重新组合、结构能否被改变、性能能否被转化，最后建立材料档案，并寻找墙板、软装、文创或建筑材料等具体的使用情境。这也让我对“材料驱动设计”有了更完整的理解。它并不是先发现一种纹理特别、视觉效果好看的废弃物，再思考能把它做成什么；而是让材料科学、环境工程与设计共同进入研究过程，判断一种材料究竟是否适合被再次使用，以及它能够以怎样的方式重新进入生产系统。
如果把这些项目放回史论框架中来看，它们对应的正是绿色设计从末端治理逐渐走向生命周期思维的变化。3R原则强调减量、再利用与回收，而循环设计还会继续追问：产品是否从设计之初，就考虑了拆解、回收和再次生产的可能？
因此，从“摇篮到坟墓”走向“从摇篮到摇篮”，关键并不是让垃圾获得一次漂亮的新造型，而是让下一次废弃更少发生、更晚发生，甚至不再以“废弃”的方式发生。对我来说，这也是这一区域最重要的启发：再生设计真正要改变的，不只是材料的外观和用途，更是材料原本只能被生产、消费，最后丢弃的单向命运。
远远看到Mega Mat时，我最先注意到的是一片从绿色逐渐过渡到红色的彩色地景。走近之后才发现，这些起伏的色带并不只是为了制造视觉效果：它们既来自泰国日常使用的编织垫，也让人联想到寺庙屋顶层层升起的轮廓；与此同时，色彩的变化还对应着泰国不同地区塑料废弃物的流向与数量。整件装置由500多张回收塑料编织垫构成。设计师将生活中常见的席垫放大、连接，让原本藏在统计图表里的塑料垃圾数据，变成了一处可以走近、触摸，甚至坐下来停留的公共空间。数据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字，而成为人能够直接感受到的尺度、颜色和空间体验。
这件作品也让我更加具体地理解了什么是“在地性”。它不是简单地把民族纹样贴在现代产品表面，也不是把传统工艺原封不动地保存在博物馆里，而是重新看见地方材料、造物方式、气候经验和公共生活，并思考它们如何进入新的设计关系。对我来说，传统真正具有可持续性的原因，并不是它始终保持不变。恰恰相反，一种传统只有继续被当地人使用、根据现实需要不断修改，并在新的生活中被传递下去，才仍然是一套“活着”的知识。
“在地物产设计再生行动”则把视线从传统工艺进一步带回到具体的生产者身上。项目以青海、内蒙古、宁夏、四川等地的传统物产与多民族非遗为基础，通过产品与品牌设计帮助地方物产进入更广阔的市场，而参与生产的群体中，有不少是当地妇女。刚看到这些项目时，我很容易被“设计赋能地方”这样的叙事打动。设计确实能够让原本不被看见的地方劳动获得更多关注，也可能帮助生产者提升产品价值与议价能力。但继续思考后，我发现，“赋能”并不是只要设计师进入地方、做出一套新产品，就会自动成立的结果。最终的产品由谁决定？地方生产者参与到了哪一个阶段？产品进入市场后，收益又如何分配？当外来的设计师和团队退出以后，当地人是否拥有足够的知识、资源与渠道，让这套模式继续运行下去？
除此之外，我也开始警惕一种看似友好的“在地美学”：为了迎合城市消费者对自然、质朴和传统的想象，设计会不会只保留那些最容易被传播和售卖的文化符号？如果传统只能按照外部市场期待的样子被呈现，那么地方居民改变自身传统、回应当下生活的权利，反而可能被压缩。
这些问题也让我把展览中的案例与设计人类学、参与式设计、共同设计和社会创新联系起来。设计师进入一个地方，不应该只是提取最有辨识度的纹样、材料和故事，再把它们包装成一种“在地风格”。更重要的是承认：当地居民并不只是等待被帮助的对象，而是最了解自身生活的人，也应该拥有定义问题、参与决策，并共同判断设计将走向何处的权力。
一件产品摆在展台上时，我们最先看到的通常是它的形态、功能和材料。但如果把视线从产品本身再拉远一点，就会发现，它背后还连接着原料开采、零部件生产、能源使用、运输销售、维修回收，直到最终废弃的一整条链路。
“2030答案”展区让我印象很深的一点，就是它把这些平时不容易被看见的环节推到了前景。以太古可口可乐的展区为例，展墙没有只展示某一件“环保产品”，而是把温室气体排放、可再生能源、水资源风险、包装可回收性和再生材料比例放在同一套目标中。看到这里，我才更加直观地意识到：当环境问题来自一整套生产与消费系统时，可持续也不可能只靠替换一种材料来解决。
展区中，回收后的PET饮料瓶被转化为匹克球拍等新产品，让“包装回收”不再只是一个抽象概念，而是变成了可以直接看到、触摸和使用的结果。但比这些再生产品更值得关注的，是它们背后的系统问题：包装如何被回收？由谁完成分类和处理？再生材料怎样重新进入生产？企业又如何为整个过程设定目标并持续负责？
相比一句笼统的“我们更环保”，这种按照价值链拆解问题的方式，也让我更容易理解系统设计、战略设计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联系。设计所面对的对象不再只是一只饮料瓶或一块材料，而是材料、企业、供应商、消费者与回收体系之间如何协同。真正需要被重新设计的，也许不仅是产品本身，更是它从生产、使用到再次进入循环的整套运行方式。
如果说太古可口可乐让我看见的是产品背后的物质价值链，那么AI与机器人的案例呈现的，则是技术进入生活以后形成的服务链与责任链。机器人协助轮椅使用者时，判断它是否“好用”，不能只看能否完成动作，还要考虑服务是否可负担、运行是否可靠、不同能力的人能否真正使用，以及数据隐私与照护责任如何分配。
这也让我更加理解，系统设计、服务设计与转型设计所关注的，正是单件产品之外的利益相关者、协作关系与长期运行机制。可持续不能只停留在企业承诺或展台展示中，而需要可衡量的行动、公开透明的目标与边界，以及持续承担和修正问题的机制。
可持续并不只意味着资源能够长期循环，也意味着一套产品与服务不能长期把某些人排除在外。对能够看见文字的人来说，包装上的药名、剂量和使用说明，似乎很少会被视为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设计问题。但对视障使用者而言，这些信息能否被触摸、辨认和理解，却直接决定了他们能否独立完成一次日常选择。“纯白叙事”将白色盲文凸点融入票据、包装、日常用品与文字系统中。它也让我意识到，当设计不再默认所有人都依靠视觉获取信息，那些常常被忽略的触觉经验，也能够成为设计真正的起点。
“阿里健康体”则进一步把包容性设计带到了用药安全这一具体场景。针对药品名称中的生僻字和视障人群的识读困难，项目建立了带有中文盲文注音的定制字体与相关字库，让字体不再只是品牌视觉的一部分，也成为帮助不同人群准确获取药品信息的工具。它处理的并不是一个只为少数人准备的“特殊版本”，而是在重新思考：一套信息系统，应当如何容纳不同的感知与认知方式？
这也帮助我区分了三个经常被放在一起讨论的概念。
以用户为中心，是理解目标用户的任务、需求与使用情境；
通用设计，是尽可能让同一产品被更广泛的人群使用；
包容性设计，则会主动看见那些被主流产品排除在外的人，并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而不是所谓的“平均用户”，作为设计的起点。
三者并不是互相替代，而是在不断扩大“谁能够被视为用户”的范围。这一部分也让我重新理解了自己对用户健康、情感化设计与社会福祉设计的兴趣。设计的关怀并不只体现在温暖的色彩或舒适的体验中，更体现在一个人能否平等地获得信息、作出选择，并保有独立与尊严。但与此同时，“为某一群体设计”仍然不等于“与他们共同设计”。真正的包容不只是设计师替目标人群设想需求，还应当让他们参与测试、决策与评价，共同判断什么才是真正有效的设计。
一只杯子、一张床或一件衣服，看起来只是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但当我继续追问它们使用了什么材料、在哪里生产，以及废弃后将去向哪里时，就会发现，每一件日常用品最终都连接着一个更大的生态网络。
“故宫绿色设计”正是从日常运营出发，将“故宫零废弃”、可持续展陈与再生材料文创连接起来，展示公共文化机构如何同时回应垃圾分类、空间运营、文化传播与日常消费。它的意义并不只是为传统纹样更换一种环保材质，而是把文化机构自身的运行方式也变成设计对象。
如果说这一案例把公共机构的运行纳入生态责任，那么熊猫展区则进一步把设计的利益相关者，从人类扩展到了其他生命与栖息地。
熊猫展区则把我的视线从日常器物进一步推向了生物多样性。大熊猫不只是一个可爱、容易传播的文化形象，也是生态保护中的“伞护种”：当它的栖息地得到保护时，森林、水源以及金丝猴、羚牛等共享生态系统的物种，也会从中受益。在这里，设计并不是去“设计动物”，而是参与信息传播、公众参与、服务组织与社区协作，并探索更加低碳的产品与运营方式，让生态保护从专业议题进入公众能够理解和参与的日常行动。
帕帕纳克要求设计师回应真实的人类需求，而今天的生态设计还需要把问题继续向外推进：人的便利，是否一定要建立在其他生命的牺牲之上？如果把动物、植物、土壤与水也视为利益相关者，系统思维就不再只是提高效率，而是需要判断一次设计改变，会如何穿过彼此依存的生态网络。这也让我理解到，多物种设计并不是浪漫地“替自然发言”，而是承认人类从来不是生态系统中唯一的主体，也无法脱离其他生命，单独拥有未来。
展览最容易制造的一种误解，是让可持续成为只在展厅中成立的“正确观念”。人们在现场认同循环、减量与包容，离开展厅后，却仍然回到快速购买、快速替换和快速丢弃的生活方式。
如何把可持续真正带回日常，并不只是让设计商店提供更多带有环保标签的商品，而是让材料来源、维修方式与使用周期，真正进入每一次消费选择。
MAZZU模块化床垫提供了一个比“更换环保材料”更接近长期使用的案例。它采用开放式结构与可替换的弹性单元，不同部件可以被拆装、清洁、维护和局部更新，并通过机械连接支持部件及系统层面的回收。它让我意识到，设计不必承诺一件永远不会损坏的产品，而是可以承认损坏必然发生，并提前为维修和更新留下入口。
因此，购买一件“环保产品”，并不意味着可持续已经完成。很多时候，延长已有物品的使用时间、选择维修而不是替换，以及减少不必要的购买，可能比不断购入绿色新品更加有效。行为设计与产品服务系统真正需要改变的，并不是让人更顺畅地消费，而是让维护、共享、返还与少买，也能成为现实可行的生活方式。
回看材料再生、在地生产、企业系统、无障碍设计、生态保护与日常生活，这些项目并不共享一种统一的“绿色风格”，却共同说明：设计不能只停留在美学与形式层面，还需要进入社会、环境与民生的具体问题之中。
如果把这次观展经验带回史论备考，我会用四个问题判断和分析一个设计案例：1. 真实需求：它回应了谁的问题，又可能排除了谁？2. 生命周期：它使用了哪些资源，从生产、使用到废弃将产生什么影响？3. 系统关系：它只改进了单件产品，还是改变了背后的服务、协作与运行机制？4. 责任边界：成本与风险由谁承担，设计效果能否被衡量、持续和修正？这四个问题并不是另一套需要背诵的标准答案，而是一种把绿色设计、循环设计、社会设计和包容性设计重新联系起来的分析方法。
后记：
对我而言，这场展览并没有推翻考研期间学过的知识，而是改变了这些知识在我心中的重量。曾经写在试卷上的概念，开始对应真实的人、真实的材料、真实的利益冲突，以及真实的时间与行动成本。理论不再只是考试中“能够回答”的内容，而成为设计实践中需要持续面对、反复追问并不断校准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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