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蒲 龙（浙江财经大学）
王泰源（浙江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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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加计抵减与先进制造业企业
融资约束缓解
研究背景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与新一轮科技革命兴起的时代背景下，先进制造业作为国家产业结构升级和核心竞争力提升的关键支柱，其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然而，与知识、技术密集等特征相伴而生的是先进制造业企业具有前期研发投入多、投资回收周期长、经营不确定性大等风险，仅依赖企业自身，难以有效满足资金需求，亟需金融体系提供支撑。但从现实来看，我国先进制造业企业普遍面临资金需求多元性与融资渠道单一性、资金需求长期性与融资期限短期性、金融服务精准性需求与供给滞后性的三重突出问题（杨白冰等，2022）。紧融资约束状态不仅限制企业的技术创新与产能扩张，更可能削弱其在国际市场中的长期竞争力。因此，探索如何有效缓解先进制造业企业融资困境，已成为当下学术界与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焦点。
为破解先进制造业发展困境，推动产业向高端化迈进，中国政府近年来实施了一系列减税降费举措，其中，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尤为引人注目。该政策本质上是为了鼓励特定行业发展，通过减轻企业负担提高企业竞争力。尽管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在降低企业税负、激励投资方面的意图明确，但其对企业微观财务行为，特别在融资约束缓解方面的效果及作用机制，目前还缺乏系统性检验。鉴于此，本文利用沪深 A 股上市公司 2021—2024 年季度财务数据，在经典的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基础上系统评估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
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拓展了政策评估的视角。已有文献多集中于对早期增值税改革或普遍性减税政策效果的考察，而本文率先对 2023 年推出的先进制造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进行系统评估，聚焦这一兼具产业导向性与时效性的专项税收工具，不仅丰富了政策评估的案例体系，也为理解税收调控如何精准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第二，创新了政策效应的识别方法。本文突破以往研究多采用年度数据的局限，利用上市公司季度财务数据构建高频分析框架，这一数据特性不仅更贴合经典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对企业短期财务行为的理论设定，更能凭借其时间颗粒度优势，敏锐捕捉政策冲击下企业流动性管理行为的短期动态调整过程，从而增强了政策效应识别的精确度。第三，深化了对增值税作用机制的理论认知。本文并未止步于探讨税收优惠带来的传统收入效应，而是将研究焦点延伸至税收抵扣机制所产生的现金流效应，并且验证了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通过直接增加可抵扣税额，有效改善企业内部现金流状况，继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这一机制分析超越了税收中性的传统讨论，为理解增值税对企业财务环境的改善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提升政策效能指明了路径。
发现与启示
本文以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财务报表提取的 2021 年第一季度至 2024 年第三季度的季度数据，从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视角，研究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开展实证分析发现：（1）增值税进项加计抵减政策显著缓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且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在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低信息披露质量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3）留存收益率提升和财务成本下降是加计抵减政策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主要机制。（4）进一步研究发现，加计抵减政策还能降低企业财务杠杆率，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完善我国税收政策设计提供了重要启示。首先，政府应继续保持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并将其作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常态化工具，稳定企业预期，充分发挥政策在改善企业现金流、降低融资成本的核心功能。其次，政府应增强政策实施的精准性与靶向性。本文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效果在小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及信息披露质量低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提示政策资源需要精准滴灌的必要性。政府应进一步强化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因信息不对称而面临融资壁垒企业的支持力度，确保政策红利能够有效地传导至需要帮扶的市场主体。最后，本文研究发现加计抵减政策不仅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还兼具降低企业杠杆率和提升投资效率的附加效益，这为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启示。建议各部门加强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产业政策的协同配合，构建多层次的政策支持体系，从而形成政策合力，全面提升微观主体的活力与韧性。
（本文为节选，原文刊发于《税收经济研究》2026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