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布《关于公布2025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试点名单的通知》（工信厅高新函〔2026〕28号），首批确定67个试点成果和108个试点单位，覆盖高端功能与智能材料、先进结构与复合材料、高性能制造技术与重大装备、智能传感器、工业软件等核心领域，试点实施周期为自名单公布之日起两年。这一系统性部署，标志着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从“单点突破”迈入“系统推进”的新阶段，为破解长期横亘在“实验室”与“生产线”之间的体制性障碍，提供了一个国家级解决方案。
试点启动以来，各地落实得怎么样？呈现出了什么样的格局？哪些做法值得借鉴？试点之外，还有哪些配套政策需要纳入整体考量？对已入选和尚未入选的地方单位，又如何从这些实践中汲取经验、优化路径？这些问题，值得深入盘点与思考。
一、最新进展回顾：多项配套措施协同发力
1. 政策工具箱持续丰富
在28号文发布的同时，一系列配套政策正在同步落地。2026年4月，工信部明确深入推进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改革，从政策层面降低企业技术转化门槛和风险。2026年4月28日国新办吹风会上，工信部副部长柯吉欣明确表示，将推动服务机构、投资机构、科技企业等多元主体合力培育和使用技术经理人，“有关技术经理人的相关政策我们正在研制过程中，不久也将出台”。同时，工信部正在推动成立科技服务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出台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加快相关标准研制，让科技服务有“标”可依、有“规”可循。
2. “创新引擎培育全国行”活动全面启动
2026年5月，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创新引擎培育全国行”首站活动在宁波举办，这是一项从国家级层面搭建供需对接平台的重要举措。浙江省在此次试点中共获得6项试点成果、7家试点单位，在首站活动中取得了积极成效。该系列活动后续还将在更多城市展开，为各试点成果搭建面向全国的展示窗口和对接通道。
3. 中试平台体系加速布局
2026年5月，工信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快制造业中试平台体系化布局和高水平建设的通知，旨在解决成果转化中关键的“中试熟化”瓶颈。6月，工信部公布了第二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初步名单，拟重点培育全国111家中试平台，涵盖原材料工业、装备制造、消费品工业、信息技术、新兴和未来产业、共性需求六大领域。工信部部长李乐成也特别强调，要布局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促进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与2025年底提出的“打造全国制造业中试服务网络”目标相呼应，中试体系正在加速成型。
4. 科技金融支持持续加力
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新型工业化的指导意见》，对照新型工业化重点领域提出18项针对性支持举措，提出加强金融服务能力和长效机制建设。此外，工信部持续深化产融合作，实施“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专项，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已先后在广州、成都、重庆等地成功举办多场专项路演活动。交通银行与工信部火炬中心共建联合实验室，围绕数据挖掘利用、信贷产品创新、生态场景搭建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系统性提升科技金融数字化服务水平。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翁啟文在2026年5月更系统阐释了这一理念：“科技创新是起点，产业创新是核心动力，金融创新是资源配置的关键抓手，三者深度耦合、良性互动”。
二、各地落实举措：多维发力、各有特色
按照通知要求，各试点单位须于2026年2月28日前通过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信息服务平台提交备案实施方案，并于每年12月15日前报送年度工作总结。截至目前，108家试点单位均已按时完成方案备案，各地推进举措呈现出鲜明差异化的路径。
1. 襄阳高新区：制度供给先行、揭榜挂帅推进
襄阳高新区作为区域类试点单位，自入选以来构建了完整的制度与执行体系。其推进逻辑首先是制度层面的系统铺设：高新区科技局牵头起草了《襄阳高新区关于促进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落地的若干措施》，依托专业服务机构建立成果清单与需求清单，每季度更新发布并开展匹配撮合。在组织实施层面，高新区成立了由党工委书记牵头的领导小组，并明确两年内承接并实施3项国家重点研发成果转化项目。2026年5月，襄阳高新区启动了2026年度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揭榜制项目需求征集工作，围绕高性能制造技术与重大装备、增材制造与激光制造、先进结构与复合材料三大方向公开发榜，企业承接工作已同步跟进。襄阳的实践，验证了一个关键结论：在成果转化这一制度密集型领域，缺乏制度保障的推进注定难以持续。“制度先行”确保了后续所有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2. 厦门火炬高新区：金融创新与数字赋能双轮驱动
作为福建省唯一入选的区域类试点单位，厦门火炬高新区同时打通了两条推进路径。在金融端，厦门火炬高新区已于2025年组建了首期规模5亿元的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聚焦“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专门破解高校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难题，用于为高校科研院所提供多阶段的资金支持。在机制端，厦门火炬高新区依托工作要点，持续支持企业与高校院所组建创新联合体，按照“打造一个产业载体、落实两个发展举措、聚焦三大细分领域、搭建四类产业平台”的思路推进试点工作。2026年6月，华侨大学与厦门火炬高新区举办了校企科技创新成果资本对接会，释放出深化产学研“双向奔赴”的强烈信号。厦门实践的深层逻辑在于：成果转化不能只靠传统的“买卖思维”，金融工具解决“钱从哪里来”的问题，而产学研机制创新解决“需求从哪里来、成果往哪里去”的供需对接问题——两者必须同步发力、互为支撑。
3. 西安高新区：产业基础与多维度赋能策略
西安高新区成为全国18个入选国家高新区之一，其落实策略建立在扎实的产业基础之上。西安高新区确立了以技术、人才、平台、政策、市场、资本“六个赋能”为保障的推进路径，通过中试熟化、孵化、市场推广、产业链整合等途径，加快推动科研成果向规模化生产、市场化运营阶段转化，目标是将自身打造为推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实现产业化的示范区。在资本端，西安高新区已形成以50亿元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基金为牵引、总规模达161亿元的子基金集群。西安的案例提示一个深层次规律：成果转化的成效高度依赖于试点单位自身的“承载力”。如果没有产业基础做根基，“六个赋能”就无从附着。“先有地基、再盖高楼”的战略顺序，对于其他地区的试点单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4. 盐城高新区：精准定位、“五位一体”生态构建
盐城高新区作为江苏4家入选国家高新区之一，采取了高度聚焦的策略——不追求面面俱到，而是聚焦“新型显示与战略性电子材料”“高性能制造技术与重大装备”两大专项开展试点，探索构建概念验证、中试工程、科技金融、专业服务、人才支撑“五位一体”生态体系。2026年3月，盐城高新区成功举办了新能源电池及高端陶瓷材料关键技术与产业对接活动，将试点工作与地方优势产业深度融合。盐城的实践有力印证了一个普遍原理：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与其“撒胡椒面”式地广撒网，不如找准一两个重点方向集中发力、做出深度。 这正是“高质量发展”在成果转化领域的具体体现。
5. 其他区域类试点单位：多点开花、各具特色
此外，河南省共有3家单位入选：郑州市科技局、安阳高新区（区域类试点）、龙门实验室（产业化实施类试点）。河南省科技厅表示，将以此为契机制定成果产业化落地引导政策。浙江作为拥有6项试点成果、7家试点单位的省份，也在试点中承担着重要使命。
三、阶段特征：从“单点开花”向“生态构建”跃升
综合以上各地实践和全国层面的政策推进，本次试点工作呈现出三个具有分析价值的阶段性特征。
特征一：推进方式从“运动式”走向“制度化”。 襄阳起草专项措施并组织政府采购服务、盐城聚焦两大专项制定系统规划、西安明确“六个赋能”服务体系——这些试点的共性在于，都将成果转化纳入了制度化、持续化的轨道，避免了“临时抓壮丁”式的短期突击。科技成果转化是一场持久战，“运动式”的推进方式无法穿透体制性壁垒，只有嵌入制度轨道，才能形成可持续的力量。
特征二：金融工具从“锦上添花”走向“投早、投小”。 厦门5亿元成果转化基金、西安50亿元新兴产业基金，以及全国层面“科技产业金融一体化”专项的持续深化，正在重塑科技创新资金链的资源配置逻辑。金融资本正在快速向创新链前端靠拢，这一转变的深远意义在于：它从源头上改变了成果转化“缺粮”的困境，让项目不会在“最缺钱的时候最找不到钱”的悖论中夭折。
特征三：区域协同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突围”。 2026年以来，福建省国家高新区联盟成员单位联合申报福厦泉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协同创新平台项目达42项，形成了一批跨区域协同创新成果，为全国试点单位提供了跨区域协作的范本。这一趋势说明，单个试点单位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体量终究有限，唯有打破行政壁垒、推动跨区域要素流动，才能形成规模效应、降低交易成本。
四、深层启发：四个关键认识
启发之一：科技成果转化是一场“系统工程”，必须多环节同步发力。 从28号文的顶层设计，到工信部陆续推出的“先使用后付费”改革、中试平台建设、科技金融专项、技术经理人培育等一系列政策组合拳，以及各地“六个赋能”“五位一体”等地方实践，均指向一个共同趋势：科技成果转化已经超越了“单点突破”的局限，转向从研发到孵化再到产业化全链条的系统性治理。各地在推进试点时，应从单一环节的注意力投入，转向全链条的系统性能力建设。
启发之二：中试环节与专业人才是当前最为迫切的短板。 当前，中试验证平台和概念验证中心建设普遍存在“缺钱、缺设备、缺运营人才”的困境。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关键短板是技术经理人队伍的短缺。工信部已明确将制定出台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政策文件，搭建以实践为导向的培养体系，完善职称评审、水平评价、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但政策的出台只是第一步，如何快速扩大规模、提升质量、建强队伍，是当下需要突破的核心瓶颈。
启发之三：找准产业赛道、形成差异化优势，远比“面面俱到”更有效。 盐城聚焦两大专项、襄阳锁定三大方向、西安深耕新材料与先进制造——这些案例共同表明：与其全面铺开，不如在有限资源下找准“最能打”的方向集中突破。各地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时，应当充分评估自身产业基础和比较优势，在“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寻找最大公约数。
启发之四：在国家提供的“政策套餐”中，积极主动争取资源是关键。 28号文只是一个开端，后续还有“创新引擎培育全国行”活动平台、“先使用后付费”政策红利、科技金融标准化建设、技术经理人支持政策、中试平台体系等一系列配套工具陆续落地。试点单位如果只满足于被动完成任务，将错失大量外部赋能机会。主动抓资源、主动建机制、主动联网络——这是将“被动入选”转化为“主动突破”的分水岭。
五、不足与建议：还需在四个层面持续加力
盘点近五个月来阶段性试点落实情况，在成绩之外，仍有四个亟需深入反思的不足。
首先是工作机制的可持续性问题。 部分试点单位虽然完成了方案备案，但后续推进仍多依赖临时专班，缺乏常态化运行的制度保障。建议各试点单位应尽快设立专职机构和专人队伍，建立“周调度、月复盘、季度评估”的推进节奏，确保工作推进有力度、有闭环、不脱节。
其次是中试熟化与人才能力建设滞后。 中试验证平台的开放共享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技术经理人队伍的规模和质量距实际需求仍有巨大缺口。建议各试点单位加快推进中试平台的共建共营，并以联合培养、专项引进等方式加速技术经理人队伍的建设。如果说制度是“骨架”、金融是“血液”，那么中试能力和专业人才就是成果转化这条“高速公路”的路面和司机——缺了任何一环，车都跑不起来。
第三是跨区域协作尚未形成规模效应。 当前各地试点单位之间仍以“各自为战”为主，跨区域成果流动的成本和障碍依然较高。建议各区域类试点单位积极发起或加入区域性成果转化协作组织，推动建立面向全国的成果转化信息共享和资源流通机制，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对接效率。
第四是容错和激励机制的落地细则有待进一步突破。 从“不敢转、不愿转”到“大胆转、主动转”，需要在制度层面提供强大的安全网。建议在“研发投入视同利润”的考核核算、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尽职免责机制等方面，加快制定地方落地细则，探索建立以“里程碑”“贡献度”为核心的收益分配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因顾虑而“迈不开腿”的深层问题。
结语
67个试点成果、108家试点单位、2026年2月28日前完成首批方案备案——28号文发布近五个月来，成果转化试点工作已从“纸上规划”走向“落地实施”。襄阳的制度先行、厦门的金融创新、盐城的聚焦深耕、西安的产业根基，共同勾勒出一幅“百花齐放”的实践图景。
试点仍在路上。对于地方而言，真正的挑战不是“能不能入选试点”，而是“入选之后能走多远”。当一场全国范围的科技成果转化大试验正在多个维度同时展开，只有把制度、资金、中试、人才、激励等多重要素拧成一股真正的“合力”，才能将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有效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增量”，为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这一长期性难题，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中国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