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州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我想起给孩子缝窗帘的那个下午。
胖籽儿是个感官过于敏感的孩子，声光对他睡眠影响很大。春日里，天光亮得越来越早，想着给他简单做个窗帘头遮一遮。于是四月的一个下午，我找出旧窗帘，裁裁剪剪，那旧窗布是隔音的材料，不知道多少层，中间还夹了什么高科技，即使我拿了大号针头，也极难穿透，我奋力扎着窗帘，使劲得手指头又红又白，“嘎吱嘎吱”，针穿过去了，“嗖”，白线游龙一般钻出，和布料发出顺畅的摩擦声。一针一针，把一个下午给耗费过去。
凑合着解决了一个小孩的问题，周中，妹妹小迷又说想看语文课本上的《清明上河图》。
我上网一查，张择端的版本近年来展出无望，倒是仇英的正在苏博办特展，马上也要结束了。虽然不是课文里的那幅画，且网友都说，排队三小时，参观十分钟，似乎并不值得特地跑这一趟，然而小迷既提出来，我就极想将它实现，与其说是满足她的愿望，不如说我自己乐得用一些夸张的手法来表达我实在爱她。事不宜迟，立即定了周末的高铁、门票和旅馆。心情有点澎湃，觉得自己也是一个说走就走的潇洒人物了。
事后我总是疑心，可能我就适合过一种平凡朴素按部就班的生活，千万不要学别人搞什么“抓马”，否则就要受到命运的迎头痛击。
几天后的夜里，我牵着小孩，在高铁站台愉快地蹦蹦跳跳，呼吸着湿润清新的江南空气。我们都在笑，心情非常好。然而，在到达苏州的一小时内，我摔了一跤。这一跤摔得很重，我当时一摸额头，心想“完了”，完全不是熟悉的形状，自我感觉，似乎是产生了一个大洞，要么就是头骨凹陷下去了。
幸而老讲究也到苏州和我们汇合，他迅速安顿好小孩（小孩倒没有亲眼看到我的惨状)，随救护车将我送去了医院。血液温热又冰凉，我躺着，感受到它从额头流下来时是暖的，到了耳朵眼里又变得冰冷。我的头发是那样黏稠，将绿色的病床染出了一片褐色。
我的床停在医院的走道上，一位医生揭开纱布看过了我，就踱开去开具缝合的手续。
“缝美容针！”我剩余的智商灵光闪烁，拼尽全力地喊。来往的路人朝我瞥一眼，吓了一跳，帮忙喊医生：“这个人在流血！”医生并不着急，稳重地表示没有关系。我心跳慢慢平静下来，觉得也许确实没有关系。
CT确认完骨头没有损伤，我被推进手术室。医生给我看了伤口的照片。我想到卖西瓜的摊主，经常在瓜上切出一片给人试吃，那西瓜就袒露着一道淋漓的鲜红的沟。我之所以觉得脑袋凹陷，就是一手摸进那沟里去了。
雪亮的手术灯笼罩了我的面部，薄薄的眼皮简直抵挡不了这样的强光。很快，手术单覆盖了额头以外的地方。麻醉已经起了作用，皮肤只剩下迟钝的不可靠的知觉。针似乎受到了一些阻滞，医生好像在奋力地穿刺，一会儿，皮肤麻麻的，仿佛是线顺畅地通过，拉扯着天各一方的皮肉破镜重圆。我的指头动了动，又体会到缝窗帘的费力感觉。缝与被缝，位置倒错真是转瞬之间。
“看到你的颅骨了。”头顶上传来医生温情的寒暄，我平生还没听过比这更惊悚的开头。
“来苏州旅游？”医生问我。
“本来打算看《清明上河图》。现在可能得住院了吧？”我尽量用轻松的语气。
“不用啊。”
“打吊瓶吗？”我问。
“不用啊，”医生又否认，“你该干嘛干嘛就行。”
我以为“完了”的那一瞬间，真是以为很多事情都完了，没想到竟然能“该干嘛干嘛”。
“缝得太好了吧，天衣无缝！”最后他的助手坐在旁边发出感叹。
半夜，我躺着，老讲究帮我洗头，洗出一盆血水，实在无法，他拿起剪刀，无情地将我头发剪掉了。
第二天，不仅额头，眼睛也肿了，当然是痛的，我躺在床上休息。原本怕胖籽儿排队待不住，展览只约了我和小迷二人，老讲究只好拿了我的身份证和病历，尝试和苏州博物馆交涉一番，然而未能成功，非要我亲自到场不可。老讲究打电话说干脆不去算了，我又倔劲发作，为了此画已经付出血的代价，那就非看不可。我戴上一顶软帽，青头肿脸地出了门。要说苏博的人脸识别系统还真好使，我顺利进去了。让小迷一个人站着排队，我有气无力地坐在楼梯上等，果然排了约两个小时才在汹涌人流中看到了宝画。不去想值得不值得，总之小孩的愿望是实现了，便算它圆满。
换药的时候，我已经身在北京。医生看到了我头上的水凝胶。那不是她们熟悉的敷料。
“你这在哪里做的？”医生问。
“苏州。”
“多少钱？”她饶有兴致。
“七千。”
“快来看！”她利落地撕掉敷料，露出我的伤口，招呼科室里的医生，“苏州做的，七千块钱！”
医生们围了过来，参观我的额头。“噢！哦……”她们发出意义不明的感叹。
我心里慌慌的：“怎么了，实话实说，怎么样？”
“很好的。”一位医生点头。
“真挺不错。”另一位医生称赞。
我于是踏实了，心想：“不消说，苏绣自然是好的。”
又想：“那助手原来不是拍马屁，所言非虚。”
她们研究苏州的缝法，又从手机里翻出本院的伤者缝合图片对比，讨论两者的不同。
我站在那里，静静地供医生仔细观摩。我从北京远赴苏州观展，苏州则礼尚往来，把展品送到北京来了。
（我微博忘了用户名密码登不了，先用着这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