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月19日看了上博《从莎士比亚到J.K.罗琳》这个展览，到4月底，把这个展览的82位英国文学家学习了一遍，输出了240余条视频资料，1个基本的英国文学史框架和1个小游戏。第一个阶段的英国文学史学习基本完成，让我对英国文学史有了总体的印象与把握。
然而由这个展览所引发的学习行为，是不是就结束了呢？对我而言，并没有。因为我原本有英国历史与艺术的基本框架，我要把这次学习的英国文学史，嵌入到原来的英国历史与文化的框架中，形成一个更加完善的体系。每个人的认知与知识体系，也是这样一步步建立起来的。
先来谈谈为什么需要把文学与艺术放进历史里去考察？
因为文学与艺术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像植物，需要土壤。什么样的社会土壤，就会长出什么样的文学与艺术。中世纪英国的教堂壁画与宗教诗，服务于信仰；都铎时期的戏剧与肖像画，服务于王权塑造与民族认同；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回应工业革命带来的阶级焦虑。艺术不是历史的“装饰品”，而是历史的“晴雨表”——它敏感地记录着时代中潜藏的权力变动、阶级冲突和思想转折。
反过来也一样：历史也不是文学的“背景板”。每一次王权与教权的博弈、每一次海外贸易的扩张、每一轮新思想的冲击，都会在文学与艺术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不了解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你就无法真正理解《乌托邦》中莫尔对私有制的质疑；不了解圈地运动带来的社会撕裂，你就错过了莎士比亚历史剧中那些对“秩序”与“混乱”的反复追问。
文学/艺术与历史现实/思想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历史现实与思想观念是基础，是土壤，文学/艺术是历史现实的外在表现形式。两者联系及其紧密。
所以我要做的工作是：1、把英国文学史相关的英国历史时期分别考察，找出每个历史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发展潮流与流行思想；2、考察一下该历史时期与文学之间的互动，那些主要的文学家的作品是不是反映时代的主题，是不是人民的嘴替；3、考察一下展览中这些文学家是不是都重要，用历史的簸箕筛一遍，把没有展出的特别重要文学家与思想家补充上，把展览里不太重要的文学家过滤掉。通过这三步，最终形成一个全新的、更加全面的反映英国历史与文化的大框架。
下面我们就先进入到英国的都铎王朝，与英国文学史乃至艺术史相关的第一个历史时期，它是英国从中世纪迈向近代的关键时刻。我利用这次学习已经建立的英国文学史列表，添加与补充重要的都铎王朝时期英国文学家、思想家、艺术家（红色标注），然后再说为什么会有他们：
如果把英国文学与艺术比作一棵大树，都铎王朝就是它扎根、发芽、拔节生长的关键期。在这个时期，英国有三大历史发展的基本矛盾、也是基本动力。而这棵大树的土壤，由这三种力量共同翻耕。
第一股力量：王权与教权的争夺——塑造了“民族认同”的土壤。
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与安妮博林的故事，是很多影视剧的切入点，他们两人的故事不是简单爱情与子嗣的问题，更深刻的矛盾是英国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关系与英国的民族独立性问题，这是那个时代的最主要矛盾。这对矛盾与英国宗教改革、外交关系、王室权力争夺、国际竞争、民族塑造等多个事件交织在一起。在我的艺术史课上，这一部分是作为重点背景材料去讲解，如果对这段历史还不了解的朋友，可以补充一下。
亨利八世与罗马教廷决裂，伊丽莎白治下的英国舰队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这两件事让英国人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民族，不是教皇的附庸，也不是西班牙的附庸。
在精英层面，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集中体现在诗学的“英国化”上。 托马斯·怀亚特将意大利十四行诗引入英国，并创造性地改造了它的韵律格式，让英语诗歌第一次拥有了与欧洲大陆对话的能力。稍晚的约翰·哈林顿则用无韵体翻译了意大利史诗《疯狂的奥兰多》，推动英语从贵族韵体走向大众语言。他们的努力，是在语言的疆场上为英格兰开疆拓土。
而在宏大的民族叙事层面，斯宾塞的《仙后》直接歌颂伊丽莎白女王，建构起“不列颠”神话。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四世》、《亨利五世》）同样在追问：什么是英格兰？什么是好国王？戏剧不再是娱乐，而是民族精神的锻造厂。
（注：斯宾塞的《仙后》（The Faerie Queene，1590-1596）是都铎时期最长、最宏大的史诗寓言，全诗以亚瑟王传奇为框架，歌颂伊丽莎白一世（诗中化为“荣光女王”格洛丽安娜），同时探讨道德、宗教和清教理想。斯宾塞独创的“斯宾塞诗节”对后世英国诗歌影响深远，他被公认为“诗人中的诗人”。斯宾塞代表了都铎宫廷精英文化的顶峰，与莎士比亚的大众戏剧形成互补。他的作品是理解伊丽莎白时代意识形态的核心文本）
埃特蒙德·斯宾塞肖像
第二股力量：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塑造了“世俗与商业”的土壤
圈地运动让农民失去土地，却也让新兴乡绅和商人积累了大量财富。他们成为剧场的主要观众。莎士比亚的环球剧场建在泰晤士河南岸，门票一便士起，商人、学徒、贵妇挤在一起看戏。戏剧不再是宫廷的专利，而是城市商业的产物。本·琼森精确描绘了伦敦各色人等的风俗。文学从“精英的游戏”变成了“市场的生意”。
戏剧成为都铎时代社会娱乐的载体，与上层精英热衷的诗歌相对应。
第三股力量：新思想的冲击——塑造了“怀疑与探索”的土壤
文艺复兴带来了人文主义，宗教改革带来了对权威的质疑，人们开始追问：什么是好的社会？什么是真实的知识？什么是人的价值？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虚构了一个废除私有制的理想国，是资本主义早期对自身弊病的第一次深刻反思，是对更好的“政治体制与制度”的深入思考。克里斯托弗·马洛的《浮士德博士》写一个学者把灵魂卖给魔鬼换取知识，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对无限权力的渴望与恐惧。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中那句“时代脱了臼”，正是新旧思想撞击下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
（注：克里斯托弗·马洛在1580-1590年代革新了英国戏剧：他发展了无韵诗体，使其成为英语戏剧的支柱；他创造了“超人悲剧”类型，作品如《浮士德博士》、《帖木儿大帝》充满文艺复兴式的野心与激情。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等早期作品直接受到马洛影响。马洛的早逝（29岁死于非命）是英国文学史上巨大的损失。没有马洛，就没有莎士比亚式的悲剧。马洛是都铎戏剧从稚嫩走向成熟的桥梁。）
克里斯托弗·马洛肖像
而将这一思想动力推向方法论高度的，是弗朗西斯·培根。培根在《学术的进展》和《新工具》中猛烈抨击中世纪经院哲学，倡导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归纳法。他坚信“知识就是力量”，为现代科学开辟了道路。培根的哲学既是对文艺复兴“人的发现”的回应，也为英国此后三百年的经验主义传统奠定了基石——文学与科学，在这一刻同根而生。
（注：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 英国现代散文之父、科学方法论奠基人、经验主义哲学先驱，用散文传递智慧的实干哲学家，是连接文艺复兴人文精神与近代科学理性的关键枢纽，是都铎向17世纪过渡的关键人物。以其《随笔集》开创了英国散文传统，风格警策、凝练，将哲学智慧融入对世俗生活的观察。思想/科学界：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倡导以归纳法和实验为基础的科学研究，代表作《新工具》为现代科学革命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他被马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弗朗西斯·培根肖像
英国以上三股力量，从都铎王朝发端，成为将英国从偏居一隅的岛国，一直送上日不落帝国的长程发动机。
艺术也在这个时期，在同一条根上生长。
小汉斯·霍尔拜因来到英国，为亨利八世画出那幅标志性的全身像——宽肩、叉腰、目光逼人，这不是一个人的肖像，是王权的宣言。霍尔拜因的写实主义来自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和德国，但他把这套语言用在了英国王权的塑造上。艺术同样服务于三大动力：为王权造像、为资产阶级记录面容、为新人展现肉身之美。
（注：小汉斯·霍尔拜因1532-1543年第二次定居英国，直至去世），亨利八世钦定的宫廷首席画家，他绘制的亨利八世肖像，成为都铎王朝的权力图腾。为托马斯·莫尔、托马斯·克伦威尔等关键政治人物绘制的肖像，是研究都铎宫廷最权威的“图像史料”。他将北欧文艺复兴的极致写实与象征手法带入英国，奠定了此后一个多世纪英国宫廷肖像画的基调。）
亨利八世肖像
一句话总结：都铎王朝的文学与艺术，不是偶然的“天才爆发”，而是王权整合民族、资本催生市场、思想挑战权威这三股力量共同浇灌的结果。土壤肥沃了，种子自然会发芽。莎士比亚不是从天而降的，他是伦敦剧场、英格兰民族意识和文艺复兴思潮共同“生产”出来的。而托马斯·莫尔、怀亚特、哈林顿这些展览中的面孔，正是这场时代变革中不同剖面、不同声音的见证者与塑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