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本案中各类差别歧视条款的出现，并非偶然的条款编制疏漏，而是采购人与采购代理机构在政府采购项目实施过程中，责任履行缺位、专业能力不足、合规意识淡薄、编制思路偏差等问题的集中体现。核心根源可归结为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两大主体的履职不当，且二者的问题相互关联、叠加，最终导致违法违规条款的产生与发布。
（一）采购人层面：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采购需求编制存在根本性偏差
采购人作为政府采购项目的责任主体，对采购需求的制定、招标文件条款的合法性承担首要责任，本案中采购人存在的核心问题成为差别歧视条款产生的根本原因：
1．采购需求编制脱离项目实际，陷入“形式化”误区：编制采购需求时，未围绕项目的核心功能、性能指标、实际服务需求展开调研与编制，反而过度关注认证证书、资质等级等形式化条件，将与项目关联度不高的资质、认证设为核心评分项，导致采购需求与项目实际需求严重脱节。
2．存在隐性排他性倾向，条款设置针对性过强：在技术参数编制环节，未采用“功能描述+性能指标”的通用编制方式，而是直接以特定品牌、产品的技术参数为标准，本质上是为特定供应商设置竞争优势，违背了政府采购的公开竞争原则。
3．缺乏合规审核意识，未建立内部审查机制：采购需求编制完成后，未组织技术、法律、财务等专业人员对需求条款进行合规性审核，未主动排查差别歧视、排他性、地域限制性等违法条款，导致违法需求直接进入招标文件编制环节。
4．地域保护思维固化，违背政府采购市场开放性原则：无正当理由限定供应商在项目所在地设置固定服务场所，本质是受地域保护思维影响，试图将采购项目限定于本地供应商范围，忽视了政府采购市场的全国开放性，人为割裂了统一的市场竞争体系。
（二）采购代理机构层面：法定审查义务未履行，专业服务能力与履职要求不匹配
采购代理机构作为采购人的受托方，负有依据政府采购法规对招标文件进行实质性合规审查的法定义务，本案中两家采购代理机构均未履行该核心义务，成为差别歧视条款得以发布的重要推手：
1．未履行实质性合规审查义务，仅流于形式审查：接受采购人委托后，仅对采购人提供的采购需求进行简单的文字整理和格式标准化编制，未对条款内容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实质性审核，对明显的差别歧视条款未识别、未纠正，导致违法条款直接进入正式招标文件。
2．政府采购专业能力不足，法规理解与应用存在偏差：对《政府采购法》及实施条例中关于禁止差别歧视条款的规定理解不透彻、不全面，无法准确识别认证范围模糊、隐含规模限制等隐性违法情形，专业审核能力难以匹配政府采购的合规要求。
3．缺乏独立履职意识，过度依附采购人需求：在招标文件编制过程中，未坚持独立的合规判断，即便发现采购人提出的需求存在不合理或违法之处，也未依法向采购人提出修改建议，而是一味迎合采购人要求，放弃了代理机构的专业把关职责。
4．未建立标准化的招标文件审核体系：缺乏针对差别歧视条款等高频违法点的审核清单，也未建立多级复核机制，对招标文件的评分项、技术参数、评标办法等核心内容未进行标准化、规范化审查，导致违法条款无法在编制环节被及时发现和修正。
（三）共性问题：合规意识淡薄，未将公平竞争原则融入编制全流程
采购人与采购代理机构均存在“重采购实施、轻合规管理”的普遍问题，合规意识淡薄是本案所有问题产生的深层根源：二者均未将政府采购的公平竞争原则真正融入招标文件编制的全流程，未充分认识到差别歧视条款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破坏，以及自身因违法条款需承担的法律责任；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更关注采购流程的推进效率，而忽视了条款设置的合法性与公平性，最终导致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