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辑选读】纪玉洁 | 危机之下迸发的设计力量——关于设计展策展研究的一个维度

本周推送纪玉洁的《危机之下迸发的设计力量——关于设计展策展研究的一个维度》，原载王璜生主编、沈森执行主编《新美术馆学》（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作者探讨了在危机常态化的“风险社会”中，设计展作为一种关键的策展实践，如何激活和展示设计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力量。文章指出，设计展因其问题导向和方案驱动的特质，超越了传统展示，成为激发责任感与解决思路的平台。通过深入剖析“废弃物时代：设计能做什么？”、“破碎的自然：设计承载人类的生存”、“安全：设计承担风险”及“图形设计可以挽救您的生命吗？”等多个国际性设计展览案例，文章论证了策展如何通过叙事，将设计的力量从物质循环、生态修复，拓展到安全庇护、风险沟通乃至公共卫生等多个维度。作者强调这类展览通过跨学科、开放性的叙事，集中展现了设计在危机中所迸发的思辨力、修复力与建构未来的潜力。

危机是指人们面对重要生活目标的阻碍时所处的一种状态，也指一段时间里，社会既有秩序的打破而引起巨大的社会心理恐慌，以至对人类当下生存乃至未来发展构成的巨大威胁。“人造世界”危机四伏，充满接触风险，离人类最近的危机就潜伏在我们的身体里。美国女记者艾丽安·科恩（Aryan Cohen）经过调查发现：每天我们要接触上千种人造化学物质，某些甚至已经渗透到我们的身体之中，并且还在体内待上数十年之久。新型血液监测设备显示，她的身体里携带了数百种化学物质，很多化学物质的危害指数尚未清楚。周围环境中的有害化学物质已经把人类包围了，“我们已经不可能退回到一个没有化学污染的世界了，我们走得太远了”[1]。

即使21世纪已经过去二十几年，极端气候、自然灾害、生态破坏、流行病、贫困等令人震惊的灾难与危机仍长期存在。科技的迅猛发展，加之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使得危机的发生越来越频繁。2017年，英国广播公司（BBC）在其网站发布“2050年人类面临的十大挑战”，指出层出不穷的灾难会让人类逐渐失去赖以生存的家园。2020年初，席卷全球的新型冠状病毒让全世界人民措手不及，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不仅危及健康和生命，更诱发各种不稳定因素，深刻影响了全球的经济与政治秩序。美国著名灾害社会学家凯瑟琳，蒂尔尼（Kathleen Tierney）在其著作《风险的社会根源》(The Social Roots of Risk）一书中，曾将大灾难的出现视作一种常态化现象。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的“风险社会”（Risikogesellschaft）这一概念，认为在全球化发展和技术进步过程中，人类实践导致了不同于以往社会的不确定因素的产生。灾难、危机现象频频出现，人类的生活恰似行走在“文明的火山口上”，一个安全与风险无法达成长期平衡的“风险社会”。

危机的常态化也揭示了设计的潜在力量。“事故、灾难、危机，当我们赖以生存的系统崩溃的时候，我们却会意外地意识到设计的力量”[2]。策展人布鲁斯·茅通过一场具有转折性意义的设计展“巨大变革”（Massive Change）抛出此论断。展览表明，设计不仅可以通过形式、材料和物件在局部上发挥能量产生影响，还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通过影响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来改善我们的世界，具有解决全球性问题和危机的能力。是的，“设计从本质上可被定义为人类塑造自身环境的能力。我们通过各种非自然存在的方式改造环境，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并赋予生活以意义”[3]。设计与人类社会是无限性的关系，它面临的问题已经从设计本体、局部的危机扩展到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包括危机、风险等，这与“策展的未来在于抵抗人类对世界的破坏性影响”这种关于展览策划的观点不谋而合。

相比非设计类展览，设计展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方面更具灵活性和实效性。通常，设计更指向特定问题的本质，然后提出一个方案来帮助解决该问题；同时，设计展对展览叙事有着更高的要求在展览的构成与叙述上更强调逻辑性。设计领域不断出现的新概念：思辨性设计、批判性设计、预测性设计、对抗性设计等，推进了设计内涵的扩展与设计功能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为设计展延展了思维空间。

2000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策展人已经通过设计专题展、设计双年展/三年展等方式，将目光聚焦于“大设计”的范畴，关注设计概念的转向、设计功能的扩展，尤其是设计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生态危机、暴力危机、难民危机等全球最急迫问题。本文将分别以四种应对危机的设计展览为例，通过它们的展览叙事、作品和相关信息，来讨论这一类设计展览中对解决危机的策展思考。

就像人类经历过石器时代和蒸汽时代一样，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便利和一次性产品定义的浪费/废弃物时代。设计在人类文明发展中扮演了积极的推动角色，给社会带来了剧变。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大部分浪费发生在产品的制造过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浪费是由设计制造的”[5]。设计也曾不可避免地帮助创造了一种不利于地球生态的不可循环经济，一次性消费和一次性文化的兴起，以及由此造成的废弃物污染。解铃还须系铃人，设计能帮助我们解决和摆脱它吗？就此问题，2021年英国伦敦设计博物馆推出了展览“废弃物时代：设计能做什么？”(Waste Age:What can design do?),[6]就此问题进行了再思考。

展览邀请了一批富有远见的设计师/设计工作室，包括斯特拉·麦卡特尼（Stella McCartney）、拉卡顿和瓦塞勒（Lacaton &Vassal），形式幻想（Formafantasma）工作室、卢玛工作室（Atelier Luma)、爆破工作室（Blast Studio)，以及转子（Rotor）工作室等。参展作品涵盖了从平面设计、产品设计到时尚设计、建筑设计等共300多件。

电子产品垃圾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废弃物，西方国家只有30%的电子垃圾进入适当的回收系统，其余的70%通常被非法运往发展中国家，在那里，它们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被拆解，有部件也被不当处理。基于此，展览委托艺术家易卜拉欣·马哈马（Ibrahim  Mahama）创作了一件用加纳电子垃圾制成的大型装置直击当前垃圾管理系统的缺陷——西方将垃圾“倾倒在非洲和东南亚的贫穷国家”。

爆破工作室的《树列》(Tree Column）作品，将废弃物视为一种可利用的丰富资源，其设计灵感来自大自然。工作室将废弃的咖啡纸杯制成养料，喂给蘑菇菌丝体，再把菌丝体制成细小的渣泥，随后把渣泥运用3D打印成建筑柱体的有机形态，给出了一次性消耗品再利用的新方法。其他参展作品包括：全球废物危机的可视化设计、建筑废料制成的砖块、牛奶凝块制成的纽扣、船用塑料制成的椅子、可生物降解的替代品实验项目、从玉米壳中提取的木材替代品、覆盖藻类生物塑料亮片的高级定制连衣裙等。

“虽然展览具有巨大的文化价值，但它们可能非常浪费……特别是如果你用石膏板建造墙壁，用密度板建造底座，之后它们就会被扔进垃圾箱。”正如贾斯汀·麦奎尔克所说，从可持续的角度看，展览通常被认为是一次性不可再循环的浪费事件。然而，本次展览更有现实意义和价值的地方在于，伦敦设计博物馆“首次”对展览本身进行了环保审核与评估，在展览制作与空间设计上坚持“再循环”“可持续再利用”的理念，以真正意义上的低浪费、低碳环保来契合展览主题。由伦敦设计工作室“材料文化”（Material Culture）提供的展览设计和建造，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废物产生和二氧化碳排放，设计团队注重展览制作本身的可持续利用，尽量重复利用设计博物馆过往展览中的材料，然后用对环境影响较低的建筑材料作为补充，这些材料可以重复使用或生物降解，不会对环境造成损害。例如重复使用之前展览的材料与结构，如展览“夏洛特·贝里安：现代生活”（Charlotte Perriand:The Modern Life）使用过的临时展墙和展台底座；采用羊毛、黏土、工程木材等可生物降解的材料搭建内部空间；所有搭建结构都可以被解构和再利用。设计团队希望此次展览用到的材料和结构，在设计博物馆设计未来的展览中依旧能够被使用。

“废弃物时代：设计能做什么？”重塑了人类与废弃物关系，让我们在废弃物中发现失去的价值并打开了想象清洁材料和循环经济的未来，重新思考了我们与日常事物的关系，指出了摆脱废弃物时代的方法与路径，是一场呼吁公众积极参与未来建构的行动。展览在举办之时，恰逢即将举行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The-26UN Climate Change Conference ），[7]也体现了设计师应对气候危机的关键焦点。

有设计界“世博会”之称的米兰三年展（Triennale di Milano)主要举办有关建筑、设计、装饰艺术、时尚、新媒体和城市设计的展览与活动，[8]其宗旨是致力于寻找设计实践与艺术创造之间的平衡点，探讨设计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当下最急迫的问题和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延续三年展的这一诉求，2019年第22届米兰三年展以“破碎的自然：设计承载人类的生存”（Broken Nature: Design Takes on Human Survival）为主题，聚焦于全球最为急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9]

展览包括一个主题展和22个国际参与方展览(官方渠道征集)，汇集了过去30年产生的120个建筑和设计项目，其共同之处就是指向人类面临的多种危机。

由MoMA建筑与设计部的高级策展人保拉·安东内利（Paola Antonelli）领衔的策展团队将展览涉及的危机现象总结归纳为75个“压力点”（pressure points），包括：酸雨、全球变暖、气候变化性别平等、粮食安全、人工智能、隐私、过度捕捞、抗生素耐药性、移民、城市密度、粮食安全等。策展人邀请设计师、建筑师、工程师和艺术家，还包括机构、企业、公司、组织、政府，从中任意选择压力点进行研究、分析、实验并提供成果。参展作品涵盖了从产品到概念方案，从信息可视化再到分类法、视频模型和表演、教育计划等来自不同领域和不同应用的当代设计新研究和新实践。

“呈现一个可持续性的未来”是展览的目标。策展团队认为，可持续性不仅与污染、材料消耗和全球变暖有关，还与家庭、性别、种族、阶级和民族的基本结构一样，都需要流动性和开放性。展览呈现出一种全球生态的线性破损与切断，该线性状态是人类与环境经济、社会、文化、政治以及其他物种相互链接而形成的。强调了创造性实践——设计发挥作用的重要性，认为现阶段人类面临的各种危机需要通过传统设计形式的“新策略”来发挥实质性影响，要建立新的负责任和可持续的“基线”，以此为基础发展出生动的设计创意实践，这里的“新策略”和“基线”指向了“恢复性设计”的概念。

通过展览的方式提出一个新概念或者是一种新提示、新方向，很容易让人想到1932年MoMA的展览“现代建筑：国际展览”（Modern Architecture:International Exhibition)，策展人大胆选择欧洲先锋派建筑师的作品，在充分分析、归纳、总结的基础上发现了一种新的建筑秩序，那就是“现代建筑”（Modern Architecture），为当时建筑思想和实践的发展指明了新方向。

“破碎的自然：设计承载人类的生存”中通过气候变化（A Changed Climate)、复杂的环境（Complex Environments）、制造与非制造(Made and Unmade)、时代的增量（Mores of the times）、桥梁（Bridges）五个叙事维度的100多件作品，有力论证了“恢复性设计”的价值与意义。“恢复性设计”可看作“有机设计”的部分演进，或者说是“有机设计”进化的一个新阶段，它既包含对自然规范、形式的研究与应用，也涵盖机器人技术、仿生学、可持续产品设计以及优化的材料和工艺设计。“恢复性设计”继承了汉诺威可持续发展设计的九条原则：（1）坚持人类与自然共存的权利；（2）认识相互依存；（3）认识精神与物质之间相互依存的尊重关系；（4）对设计的后果承担责任；（5）创建具有长期价值的安全；（6）消除浪费；(7）依靠自然能流动；(8）了解设计的局限性；（9）通过知识共享寻求持续改进。[10]

“恢复性设计”倡导设计师们跨界合作，与科学家、工程师共同解决当前正在世界范围内讨论的重要问题，诸如：微塑料的危险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保护非物质文化和语言的需求，保护妇女的基本需求与权利，人类世界的现实紧迫问题，即将到来的第六次灭绝，等等。例如由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副教授内里·奥克斯曼（Neri Oxman）与麻省理工学院调解事项小组共同创作的作品“图腾”，将数字化制造、设计计算、化学反应动力学三者融合在一起，用建筑展示特定环境背景下“化学图腾”——黑色素的产生。内里认为：“可以从社会的角度看待黑色素酶，它负责皮肤的着色，并因此造成歧视。黑色素会根据大气变化而变化，几乎与周围环境发生共鸣。”该项目展示和推测了当今设计师用化学方法合成生命色素的能力，阐明了黑色素在合成生物学时代支持地球生命的作用，让我们看到设计、技术、科学的跨界合作以及如何像对待科学一样对待设计。

作品《压缩地毯》的理念也指向“恢复性设计”所强调的跨界与新策略。作者是科学虚构艺术家、导演露西·麦克雷（Lucy Mcrae)，她的研究集中在人工智能科学、艺术、设计、食用技术等交叉学科。露西认为技术的发展可能导致一个缺乏人情味的未来，为此创造了“压缩地毯”拥抱机器。该作品以模仿人类拥抱的方式来解决“触摸危机”，为渴望亲密的人提供了一个拥抱。伴随着音乐，体验者被挤压在类似橡胶的多个垫子之间，经过三分钟的“拥抱”后，会被刺激产生一种解压感，以达到心理上的放松与愉悦，探索了机械触摸而非与他人的物理接触是否将成为解决心理问题的解决方案。

形式幻想小组的视频作品《矿石流》让我们看到设计师在资源的再修复与利用回收上所做的努力，为电子产品的设计提供全球性的新策略。该小组从电子垃圾的回收利用展开调查，历时三年。以视频方式从多个角度展开阐述，包括一系列与回收业界的访谈，探讨了设计如何能够更有效地修复和回收产品，以更负责任地使用资源。访谈对象包括：欧洲的电子垃圾回收商、学术研究人员、电子产品生产商、发展中国家工作的非政府组织，以及国际刑警组织成员。

教育项目“固定器”是第四单元“时代的增量”中的设计项目，通过展示为瘫痪的人设计阅读报纸的新工具和为患有关节病的妇女进行日常活动设计等案例，来激发与推动年轻人的创造力。

“以人为中心”的设计被认为是20世纪设计界的积极成就，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的过程中，如果不背离“以人类为中心”的宗旨，至少可以朝着对人类负责的更深刻认识上，循序渐进地调整设计路线。“破碎的自然”对“以人为中心”的设计进行了反思，认为同理心是当今设计乃至整个世界最需要的催化剂。名为“生物乌托邦”（Biotopia）的项目将在2025年开放的慕尼黑生命科学博物馆进行展出，该博物馆没有以常规的界、门、纲、目、科、属、种作为基本分类方法，而是基于跨物种的饮食、睡眠、交配、出生和死亡等行为，采用了一种拉近其他物种与人类关系的分类法，这种崭新的富有同理心的分类法，打开了观察人与其他物种关系的新视角。

第22届米兰三年展通过“设计对人类生存产生的影响”来尝试解决来自世界各地、各个学科的“破碎的自然”，强调了设计创新实践在研究人类与宇宙复杂系统之间关系的纽带作用，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学科交叉互动的未来趋势，即设计师、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和企业家，这些不同领域的人员之间并非孤立，而是像蜜蜂授粉那样不断互相启发。未来，特别是在涉及人类及其行为的重大革命之时，设计将像科学一样受到尊重和信任。展览回答了如何将人类近几百年来，尤其是近几十年中从自然中获取的一切返还给自然世界，而这正是“恢复性设计”提出的价值与意义。

安全是人的一种本能需求，人们总是要把危机、灾难转化为安全状态，安全与否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中一直发挥着影响人类选择的作用。由于设计具有将颠覆性的危机转化并调节到正常状态的能力，来缓解人们的心理焦虑。因此，当危机成为当代社会的一种常态时，以安全为诉求的设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为焦点。

设计展“安全：设计承担风险”（Safe: Design Takes on Risk）[12]讨论的就是设计如何把危机和灾难转化为安全状态。这是MoMA自2004年11月重新开馆以来首次举行的大型设计展览，策展人保拉·安东内利和策展助理帕特里夏·章克沙·韦基里尼(Patricia Juncosa Vecchierini）搜集了300多件当代设计产品，涵盖了几乎所有形式的设计，从工业产品、建筑设计、服装设计、交通工具设计到信息设计，包括日常安全设备、生命支持设备、紧急避难所、难民庇护所、防护运动装备、排雷设备、紧急车辆、禁毒广告、生物工程领域等设计对象。策展团队专门开发了一个旨在“对紧急情况作出反应，并提供一种舒适感和安全感，致力于保护身心免受危险或压力环境伤害的网站”[13]，并启用谷口良雄（Yoshio Taniguchi）为MoMA新设计的六楼空间进行设计。

策展人以“避难所”（Shelter）、“装甲”（Armor）和“紧急情况”（Emergency）三个部分对安全进行阐释。“避难所”的代表作品有德雷·瓦佩纳（Dre Wapenaar）艺术小组1998年为抗议活动设计的泪滴结构悬挂式帐篷，旨在抗议破坏森林来修建高速公路的行为。这一部分还包括设计组合费拉拉设计的“国际村落”（Global Village）可折叠房屋，作品是一个纸张结构，使用者可轻松地将房屋结构从模块中取下，可在无语言障碍的图片说明指导下15分钟内完成组装，该折叠房屋使用寿命达到12个月。

在“紧急情况”部分中，以色列设计师埃兹里·塔拉齐（Ezri Tarazi）设计了名为Bazooka Joe的高领毛衣，衣领处装有过滤器和阀门，当遇到瓦斯袭击时，佩戴者可以迅速用毛衣的领子遮住鼻子和嘴巴，以防止吸入有毒气体。另外还展出了可过滤掉砷的器皿，它可以直接放置在纸制咖啡杯套上方使用，方便快捷，已经在孟加拉国得到广泛应用。为了契合展览主题“安全”，空间设计师采用了与地板颜色同色系的大地色，地面与墙面融为一体，营造了舒适稳定的视觉氛围。展台的转角处都处理成倒角，以避免观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潜在伤害。

“安全：设计承担风险”探索的不仅仅是生理层面上的压力，还包括良好设计所提供的保护性和安全感如何缓解人的精神方面的压力。生理层面的设计包括为灾难和无家可归者提供庇护所、可供躲藏的家具、二氧化碳探测器、黑色防弹弹道玫瑰胸针；心理层面的设计则包括可防止身份盗窃，提供自卫和安慰的物品等。这些作品让我们意识到，设计可以对紧急情况作出反应，传达清晰的信息提供舒适感和安全感，也能解决诸如对黑暗和孤独的恐惧受地震和恐怖袭击的害怕等。与此同时，设计在提供保护身心免受危险或压力环境的影响下，并没有牺牲创新和发明精神。

如果说“安全：设计承担风险”让我们认识到设计所带来的安全感，那么“渡——国际应急建筑设计展”[14]则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反思与纪念。“在地球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自然灾害还会更频繁地发生。因此，总结经验，做好防御，是人类理性和责任的必然。”[15]2009年5月12日，“渡——国际应急建筑设计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展览邀请了16支分别来自秘鲁、智利、法国、芬兰、挪威、墨西哥、冰岛、瑞典、瑞士、日本、美国和中国等国家的优秀建筑设计团队参加，他们针对自然灾害（例如地震、飓风）和社会灾害（例如流行性疾病)，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切入，从不同的价值观出发，对一种极端的建筑形式——应急建筑展开思考与构想，共设计了16组应急建筑作品。

“这个展览中有一半的参展建筑师并非专门从事应急建筑的设计者”[16]，但是当他们面对自然/社会灾难时，会以更强烈的敏锐感知去把握建筑的基本元素，包括建筑主框架、耐久性、灵活性以及施工时间等，同时在方案中把心理与伦理问题作为重要的设计因素。为了最大限度发挥建筑师的想象力，策展团队让建筑师可以自行选择预设环境进行设计。

策展团队依照灾难发生的时间和建筑的使用时间为序，来确定建筑作品在空间中的位置及展览结构，共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在灾难发生时和发生后1-2天内建造的应急性建筑；二是灾后可以中长期使用的过渡性建筑。为了让观众有身临灾难现场的气氛，展览邀请著名导演贾樟柯用灯光、道具、影像营造出一种强大灾难来临时的震撼感。

随着交通运输的全球化，传染疾病的暴发越来越频繁且具有很强的杀伤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工作室Ik Studio 的作品“隔离”是一个隔离流行病的空间，除了在功能上符合医疗级别的安全隔离，建筑师还特别考虑到心理层面的关怀与体贴，选择了一种可以把患者疏离感降到最低的柔性材料，使隔离建筑变得更有温度和治愈感。

智利建筑师斯米尔扬·拉迪克（Smiljan Radic）的作品《烧炭者的小屋》充满想象力和艺术性，他先在户外的地面上挖一个大坑，在坑上用树枝垒成一个球形，并留有烟道，而后在树枝球外面涂抹上泥巴，之后把树枝烧掉，留下的便是一个空心的陶土屋。

生活并工作在四川的中国建筑师刘家琨在“5·12”地震后前往汶川调研，将经过防疫消毒的废墟材料和当地到处都是的秸秆混合，研制了一种可长期使用的过渡性建筑材料——再生砖。“它既是废弃材料在物质方面的‘再生’，又是灾后重建在精神和情感方面的‘再生’”[17]。

另一个关于“再生”的作品是纸管建筑，由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坂茂与松原弘典研究室联合中国西南交通大学用再生纸管为成都华林小学搭建了一所过渡校舍。在全球极端天气频发的背景下，纸管建筑提供了一种新的过渡可能，它造价低廉、舒适度好，不易传播病毒，“低技术性”建筑在地性介入的空间大。策展人周子书认为，“这个设计给我们提出了一种对应急建筑的思考：再坚固的建筑都无法和自然的力量抗衡，不如将抗衡转变成一种协调，因为在灾难中最根本的就是保护生命！建筑也是为了保护生命”。“渡——国际应急建筑设计展”是一次关于“为灾难而设计”的探索与实践，展览不仅仅彰显了建筑师以人为本的良善初衷，以及革新的设计理念，而且激发了我们对人与建筑、人与环境、人与自然关系的多层面、多维度的思考。正如时任中国国家美术馆馆长范迪安所说：“展览的本质在于鼓励人文关怀与创造力的结合，它提倡人们利用创造力和想象力，把最痛苦的现实变为人类战胜自然灾害的力量源泉。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展览，汇集更多的关爱，与灾区的人们共‘渡’难关，创造更美好的未来。”[18]

平面设计是一种通过创造符号、图形、图像和文字来传达想法或讯息的视觉表现，它把视觉作为沟通和表达的方式，在传递信息方面具有快速、高效的特点。平面设计在建构和传播全球卫生保健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应对危机中所发挥的能量同样不可忽视。

策展人露西·罗伯茨（Lucienne Roberts）通过展览“图形设计可以挽救您的生命吗？”（Can graphic design save your life?）1191，阐明“平面设计是如何影响我们所注意到的、所理解的事物、采取的行动以及它在生存和死亡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除此之外，展览还对基于各种危机现象所衍生的伦理道德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和思考。

平面设计有广泛的作为，它不仅塑造了我们的视觉环境，还影响着我们的健康意识、自我意识以及潜意识，在解决健康危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世纪图形设计界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品，以及当今知名设计工作室和设计师的作品共200多件被纳入展览中，包括宣传海报、发光的药房招牌、数字教具、急救包、生存装备等。展览起始部分的作品是禁止吸烟的标志设计、国际组织对普通香烟外包装的限制性设计等。“禁止吸烟标志设计是图形设计的力量和影响力得到正式承认的领域之一。世界卫生组织选择卷烟的包装和品牌作为主要战场……”平面设计可以通过图形、图像发出警示，达到拯救生命的作用。因此，在禁止吸烟问题上，图形设计发挥了抑制吸烟以及防止吸烟行为扩散的重要作用。

另一个特色项目来自英国设计咨询公司皮尔森·劳埃德（Pearson Lloyd)，作品回应了英国设计委员会和卫生部提出的一项开放性设计挑战，平面设计是否可以减少急症室（事故和紧急情况）中因救治信息模糊或延迟而导致的医患纠纷等暴力事件。由于急症室中的焦虑和愤怒情绪是引起暴力事件的主要原因，因此设计团队设计了一系列信息面板，详细阐释了医护人员的整个工作流程：从候诊治疗到分诊再到会诊，让患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就医的各个环节与流程从而理解医护人员的工作阶段与效率。这个方法有效地降低了急症室发生暴力事件的概率，在一年的时间里，急症室暴力事件的发生率降低了50%。实际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医患关系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通过设计思维和方法来建立正确的医患关系，是一个可以展开的研究课题。

展览“风险中心”（Risk Center）[20]由英国设计师恩卡·库拉（Onkar Kular）与建筑师印尼戈·密斯（Inigo Minns）联合策划，于2013年在斯德哥尔摩建筑与设计博物馆展出。从风险和危机管理两个部分探索了博物馆替代危机/风险实验室角色的可能性。策展人设定了一系列参与性、互动性、表演性很强的装置，还策划了一系列与复杂的社会风险与危机相关的公共教育活动与研讨会。展览空间被设计成一个风险设施评估的开放式教育场所，其中包括多个风险主题，如交通事故、火灾、水灾和人身安全等，并联合瑞典民事应急机构为每个场景配备了用于教育的阐释文本，用来呈现特定地点的潜在危险，斯德哥尔摩市的学生和儿童被邀请来参与体验探索风险场景，让他们在日常情境中认知风险问题，展览还呈现了基于调研城市潜在危险的设计解决方案。

从设计的产生来看，设计展与设计似乎并不天然构成互生关系，但如果从当代设计发展的路径，乃至人类社会发展的视角看，一种可以反思现有的系统、模式、机制并激发责任感与同理心，并可以以跨学科的方式寻找解决问题的答案，非设计展莫属。也许经历了危机，才能被设计感动；也许有了设计展，我们才能真正认识设计的价值。设计展就像是一个信息的建筑，具有容纳多维叙事的特质.无论是“安全：设计承担风险”“破碎的自然：设计承载人类的生存”的坚定，还是“废弃物时代：设计能做什么？”“图形设计可以挽救您的生命吗？”的发问，远离“风险中心”“渡”过危机，设计的力量在这些展览中产生并更加集中的爆发：开放的视域、善意的思辨、睿智的想象，乃至对未来的自信。

[1]艾丽安·科恩，你身体里藏着多少毒[J]，科技新时代，2010(01)：71.

[2]布鲁斯·茅（Bruce Mau），2017-2018“未·未来”全球教育计划“激活创新——圆桌对话”发言。

[3]约翰·赫斯科特著，丁珏译，设计，无处不在[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5.

[4]英国伦敦设计博物馆首席策展人。

[5]杰玛·科廷（Gemma Curtin），“废弃物时代：设计能做什么？”展览策展人。

[6]展期：2021年10月23日至2022年2月20日，展览地点：伦敦设计博物馆。

[7]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于2021年11月1日至2021年11月12日在英国格拉斯哥举办。

[8]三年展成立于1923年，三年展最初举办地位于临近米兰的蒙扎市，1933年正式迁移至米兰。

[9]展览时间：2019年3月1日至9月1日。

[10] Paola Antonelli and Ala Tannir.Broken Nature:Design Takes on Human Survival,XXII Triennale di Mila[M].New York:Rizzoli Electa,2019:30.

[11]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馆长。

[12]展览时间：2005年10月16日至2006年1月2日。

[13] https://www.moma.org/inter-actives/exhibitions/2005/safe/

[14]展览时间：2009年5月12日至2009年5月24日。

[15]范迪安，渡——国际应急建筑设计展[J]，中国美术馆，2009(05)：39-40.

[16]潘睛，营造希望和幸福的建筑——渡：国际应急建筑设计展综述[J].装饰，2009(07).

[17] http://www.jiakun.com/project/detail?id=25

[18]范迪安，渡——国际应急建筑设计展[J].中国美术馆，2009(05):39-40.

[19]2017年9月，伦敦韦尔科姆收藏馆(Wellcome Collection)。

[20] 展览时间：2013年3月21至5月25日，展览地点：斯德哥尔摩建筑与设计博物馆（Arkitekturmuseet,Stockho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