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宋同期，生活在我国西部地区的西夏党项族，以养马和畜牧业为重要经济来源。
甘肃武威西夏墓出土彩绘木版画，“大六”牵马图
马是西夏文明的核心载体，既是支撑国运的战略资源，亦是浸润艺术的文化符号。河西地区官营马场兴盛，党项马凭健壮体格成为骑兵主力，《天盛律令》更明令保护马匹交易与宰杀。石刻天马、白瓷马头、牵马图等文物，以多样艺术形式定格骏马英姿；其品种融合甘青马、大宛马、蒙古马血脉，尽显西夏与周边文明的交融互鉴。
青彩点斑瓷马头 2008年发现于甘肃武威塔儿湾西夏遗址
西夏陵区出土石马
元朝以前，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间，存在两类关乎国运的核心战略物资——马匹与盐铁。二者互为刚需，一方面增进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与互助，却也常成为双方冲突的导火索；中原农耕文明需游牧民族的良马以充军用、补驿传；游牧部落则倚仗中原的盐铁以济民生、强器械。物资的供需失衡与管控博弈，深刻影响着彼时的民族关系与边疆格局。
枣庄市博物馆藏 唐 禽兽花枝铜镜
枣庄市博物馆藏 唐 马、禽纹铜镜
恩施州博物馆藏 唐代 陶马
黄陶，立姿，形态丰满，颈部鬃毛整齐，革带、缨络、銮铃齐全，背置马鞍，马尾卷起，两攥尾毛似两乳钉下垂，尻部、肚下，各有一孔。马体前半部浅黄色，后半部深黄色。国家三级文物。
宜昌博物馆藏 南朝 圆腹垂尾泥质灰陶马俑
蒙古族素有“马背上的民族”之称，马是其建立的元朝立国兴邦的核心支柱，深刻融入政治、军事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元 赵孟頫《浴马图》
作为游牧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元朝养马业空前发达，官营马场遍布全国，从漠北草原到中原腹地皆有规模化牧养。朝廷通过严苛的“括马”制度保障军用与官用马匹需求，民间养马亦蔚然成风。七百多年前，蒙元骑兵凭借战马的数量与质量优势征战四方，驰骋欧亚，书写了一段雄浑壮阔的帝国传奇。
安康博物馆藏 南宋 神道石马
长156cm，宽67.5cm，高148cm
南宋抗金名将王彦父母衣冠冢前神道石马。站姿，长尾短耳，有络头，攀胸，鞦等装饰，障泥边沿饰浅浮雕卷草纹，间用S纹分开，鞍袱上饰浅雕鸿雁衔瑞草图案。另有石人、石虎、石羊，均两两成对。
1342年，罗马教廷使团遣使向元朝进献一匹黑色骏马，其体长超3.4米，比同期蒙古马高出逾一尺，惊艳朝野。元顺帝诏令画师周朗绘《天马图》，又敕令文臣赋诗记盛，周伯琦所作《天马行》流传后世。此事不仅见于《元史》详实记载，更印证了元代欧亚陆路交通的畅通，凸显出马匹作为外交礼赠的特殊政治象征意义。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赵雍《骏马图》
见证了1342年欧洲献马的外交盛事
冷兵器时代，马匹是至关重要的军事物资，历代统治者对马有着特殊的倚重与情感，鞍马绘画也因此备受推崇。
彭阳县博物馆藏 春秋战国 鎏金夔龙纹青铜节约
1997年新集乡白草洼出土，彭阳县博物馆馆藏鎏金夔龙纹青铜节约共2件，直径4.7厘米。整体是三条龙呈团簇状在云中相拥，面目清晰，脊体饰凸点纹，背有四桥型钮，通体鎏金。鎏金是将金和水银按照一定比例配置成合金膏泥（金汞齐），而后涂于器物表面，加热后水银挥发，金留在器物表面的工艺。节约本意是马辔头上用于连接马络首和辔带的配件，起到交叉联通皮带的作用，后衍生出了“节制、约束”之意，逐渐形成了现在我们所说的“节约用水用电”等固定用法。
元代书画大家赵孟頫，博学多才，善诗文、精绘艺，有“荣际五朝，名满四海”之誉。他笔下的鞍马画形神兼备，留存于世的《调良图》《古木散马图》《人骑图》等皆是经典之作。其中《调良图》是其存世最早的作品，作于吴兴闲居之时，在一众鞍马题材画作中别开生面；《秋郊饮马图》笔法精妙，更是将骏马的灵动神韵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元代文化艺术领域，马是各类艺术创作的核心题材，除书画作品外，墓葬壁画中的鞍马、牵马图屡见不鲜，直观还原了元代牧马、驭马的生活场景；金属工艺里的马形饰件、鞍辔具，兼具实用价值与艺术美感，尽显元代马文化的雄浑气象。
枣庄市博物馆藏 元 酱釉瓷马
元代亦是中国陶瓷发展的重要阶段，彩绘瓷工艺实现长足进步，瓷器上塑造的马形象褪去神化色彩，更贴近现实生活中骏马的体态与神韵，成为元代马文化具象化的独特载体。
丽水市博物馆藏 清道光 白玉回头马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元代 玉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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