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談到中國上古文明，商周青銅器無疑是一項璀璨的標誌。除了鑄造工藝之外，學人研治商周銅器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銘文，二是紋飾。
從北宋中期開始，學者們就對商周青銅器展開了系統而又深入的研究。儘管從那時起，研究的對象就包括銘文與紋飾這兩方面內容，可學者們關注的重心卻一直是在紀事的銘文，顯然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紋飾的歷史價值——事實上，這些紋飾不僅具有藝術性的裝飾功能，也是一種特殊的文化符號，它體現了商周時人至爲重要的意識和觀念。
近百年來，在現代學術、文化風氣的影響下，中西學人始全面展開商周青銅器紋飾的研究。然而由於在歷史文獻中缺乏清楚而又系統的記載，不易找到這些紋飾同史籍紀事的聯繫，不管是中國本土的學者，還是那些身在域外的漢學家，對商周青銅器紋飾的基本象徵意義及其來源，始終沒有得出清楚的認識；甚至可以說從總體上看還根本沒有摸着邊際。
造成這樣的局面，原因有三：一是未能清楚認識相關考古遺跡和文物造型的內涵，二是未能充分重視並積極利用甲骨卜辭資料，三是研究者不瞭解最最基本的天文曆法原理——這三者存在深刻的內在聯繫，缺一不可。
雖然前輩學者對其中某些方面也曾有所關注，例如陳夢家先生即高度重視殷墟卜辭在解讀商周銅器紋飾方面的基礎性作用，特別指出對這些紋飾所暗含的宗教意義等諸多相關的問題，若是“沒有甲骨文和金文的知識背景，開展此類研究是不可能的”。令人遺憾的是，當時青銅器本身的資料還不夠完備，如陳氏所云，在這種情況下“開展研究爲時過早”（說見陳夢家《中國銅器綜述》），而後來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陳夢家先生未能展開很多本來應該由他做出、甚至衹有他纔能做得最好的研究就抱恨離去了。在陳氏之後，迄今爲止，始終無人聯繫上述三者從事商周青銅器紋飾的探究，其中也包括多少觸及一點邊緣的日本著名青銅器專家林巳奈夫先生。
雖然我對中國上古史和商周青銅器都缺乏深入的研究，特別是對商周青銅器甚至連基本的常識都瞭解有限。不過出於好奇求知的天性，幾十年來也一直充滿了想要一知究竟的興趣。原因，是對讀到的既有說法很不滿意。對於吃瓜看熱鬧的外行人來說，這些說法可謂煞有介事，說者肩上往往還會扛有一連串顯赫的頭銜。可是衹要受過最基本的史學研究訓練，稍一思索，就會發現，這些既有的說法無不模糊不清，還缺乏切實的依據，具體的闡釋更近乎毫無邏輯。
殷商卜辭的基本內容，是瞭解和認識上古歷史所必須知曉的，因而在碩士時期我就有所接觸；新石器時代以來的考古學進展，也一直關注。至於中國古代天文曆法知識，雖然我在碩士時期就讀過一些簡單的讀物，並且對一些基本問題有所思索（譬如中國古代的天文座標體系爲什麼是赤道體系而不是從表面上看似乎更爲“合理”的黃道體系），但衹是很一般的瞭解，談不上有什麼自己的看法。
情況的改變，發生在2004年秋我調入北京大學教書以後。北大歷史系安排我給本科生講授一些文史研究基礎知識，而我覺得天文曆法應該是這門課程的主要內容之一。於是，就邊學邊講，逐漸豐富和深化了對中國古代天文曆法的認識，同時也產生一些自己的想法。
我自己最重要的根本性認識，是天極（天北極）在中國古代天文曆法體系當中佔據着核心的地位。這是我同“中國考古天文學”創建人馮時先生根本不同的看法——馮時先生重視北斗，以爲古人用野豬來象徵北斗，而我看重北極，強調天北極至高無上的核心地位，而北斗衹是“帝”（亦稱“上帝”）出行時乘坐的車子而已，適可用“微不足道”來形容。我認爲，古人是用野豬來做天北極的象徵，同時古人還從天極崇拜中產生了“帝”（或稱“上帝”）的信仰。殷墟卜辭告訴我們，這個“帝”（或稱“上帝”）乃是華夏先民心目中至高無上的神祇，直接決定了遠古以來華夏先民思想文化以至政治制度的很多內容。在現代漢語的語境下，爲行文便利，不妨用“天帝”來稱謂這尊大神。
這些新的認識，我前後思考了十好幾年，惟苦於缺乏直接的證據，未敢表曝於人。2021年春天，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我在河南鞏義雙槐樹仰韶文化遺址看到了一頭坐在北斗裏的豬——《史記·天官書》清楚記載“斗爲帝車”！就是“斗爲帝車”這四個字清楚表明這頭坐在斗魁裏的豬乃確切無疑地身爲天帝（即“帝”或“上帝”）。這當然爲我的看法提供了無可置疑的證據（附案古人對家豬和野豬未必會有嚴格的區別）。
基於這一核心認識，我對中國古代的天文曆法體系做出了系統而又全新的解讀，相關成果，寫成《天曆探原》一書，於2024年底在三聯書店出版。
在撰寫《天曆探原》一書時我就意識到，遠古時期，先民們基於天極崇拜而產生的“帝”或“上帝”信仰，在商周時期，仍有清楚的體現——其主要表現形式，就是商周青銅器上的“饕餮”紋飾，即所謂“饕餮”的核心圖像實際上是野豬的臉面，商周人是用它來象徵天帝，竊以爲可以名之曰“豬臉帝徽”，也可簡稱爲“帝徽”。因爲商周青銅器主要是用以祭祀的“禮器”，而殷墟卜辭告訴我們，商人的祭祀活動主要是想讓其往生的父祖上賓於“帝”。這樣，在青銅禮器的表面鑄出“帝”（或“上帝”）的圖像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當然，商周青銅器紋飾的具體構圖，要素相當豐富，內涵也頗爲複雜，需要花費很多筆墨展開敘說。
於是，在《天曆探原》出版之後，我就開始思考撰寫擺在大家面前的這部《鑄造上帝》。
由於在西周中期以後，青銅器的紋飾，發生了明顯改變，即開始逐漸淡化“上帝”信仰這一基本觀念，相繼增入一些新的觀念和新的要素，構圖形式比以往複雜很多，即使是那些仍然存留的舊有內容，其表現形態也產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形。然而，萬變不離其宗，這些變化都是在商和西周前期固有的基礎上發生的，衹要我們能夠清楚解讀商及西周前期青銅紋飾的象徵意義，後來的變化，自然會迎刃而解。
因而，爲了更加突出地解讀商周青銅紋飾的基本形態，本書的着眼點和論證重心是在商和西周前期。儘管書中涉及到西周中期以後很多內容，甚至還包含秦漢或更晚時期銅器的紋飾，也引述了一些玉器、陶器的造型和紋飾，但核心目的還是闡釋商及西周前期青銅器紋飾的基本內涵。
這本書雖然不能說百分之百地解析了商及西周前期青銅紋飾的所有內容，但確實涵蓋了其絕大部分構圖形式，衹是無法展延開來逐一細說而已。相信讀者衹要理解我的基本解讀，特別是把握敝人的論證邏輯，就能夠舉一反三，認識到同類圖像的內涵（當然，那些主要起裝飾作用的紋飾除外）。至於書中未能觸及的個別可能具有某種特別寓意的紋飾，本書若有機會再版，我爭取在增訂本中再加以闡釋。
俗語云“敝帚自珍”。在當今的學術環境中，一個認真問學的人，更不能不愈加自重自珍。個中滋味，知者自知。
竊以爲敝人此前出版的《天曆探原》，不僅對中國古代天文學史研究做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貢獻，還對中華文明淵源的研究做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貢獻。在這部書中，本人第一次明確指出，華夏先民基於天極崇拜的“帝”或“上帝”信仰，不僅淵遠流長，至遲可以追溯到八千年前，而且這種信仰還同希臘、羅馬系統的太陽崇拜截然不同。另一方面，這樣的信仰，從八千年前開始就已遍及華夏大地。從陝北的石峁，到浙江的良渚；從遼寧的牛河梁，到湖南的高廟，東南西北，不僅高度一致，而且還使用共同的符號——野豬的臉面來表示這一信仰。因而這是中華文明自古以來就多元一體最好的證明。因爲這是一種深層的精神信仰，必然要有共同的地域起源和相互之間的傳播與接受。在這裏我想很自豪、也很自負地說，這一研究對華夏文明的貢獻，一點兒也不遜於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所取得的成就，儘管像人世間的每一部學術著述一樣，它也不可避免地會存在一些瑕疵，甚至疏誤。
現在出版的這部《鑄造上帝》，可以說是《天曆探原》的姊妹篇，這部書也同樣繼承了《天曆探原》上述旨趣。我自信，這部書是北宋中期以來商周青銅器紋飾研究的一部劃時代著述，無疑開闢了一個新的時代；同時，這部書也將是中華文明研究史上的一部劃時代著述，因爲它第一次清楚地向世人展示了華夏文明核心要素的真實形態。儘管在今天的學術環境下，這些重大發現不大可能得到所謂“學術共同體”的認可，但作爲一個特立獨行而絕不拜碼頭、絕不搞圈子的學人，我還是爲此自豪，爲此驕傲。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除了馮時先生之外，某些西方學者在相關論著中曾不同程度地述及本書闡釋的天文曆法觀念或思想文化觀念，如美國學者班大爲(David Pankenier)先生的《中國早期的形象學和天文學》、艾蘭（Sarah Allan）女士的《龜之謎——商代神話、祭祀、藝術和宇宙觀研究》和《早期中國歷史、思想與文化》等，但這些著述或與本書的認識似同實異，或別有一番天地，因而在本書當中就略而不提了，以免枝蔓。
衷心感謝多年來持續熱情支持和鼓勵我的衆多普普通通的讀者，是你們的支持，給了我在孤獨中努力奮進的強大動力。衷心感謝三聯書店，感謝本書的責任編輯張龍先生。三聯書店和張龍先生多年來持續幫助編輯、出版我的書籍，爲我的生存和發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園地與土壤，得之不易，深深地感謝。
2026年1月7日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