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件禁止出境展览文物概览(124: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彩陶八角星纹豆)
No124：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彩陶八角星纹豆
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彩陶八角星纹豆是一件极具代表性的史前礼器，集实用、艺术与精神信仰于一体，展现了距今约6000至4500年前黄河下游先民的高度文明成就。该器物1978年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现藏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大汶口文化是距今约6500至4500年前（约公元前4300—前2500年）分布于黄河下游地区的一支重要新石器时代文化，以1959年首次发现于山东省泰安市大汶口遗址而得名，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关键一环。它不仅打破了过去“黄河流域仅有仰韶与龙山文化”的认知局限，还将东方地区已知的史前文明史提前了1500年以上，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提供了坚实实证。大汶口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重要考古学文化，其发展脉络清晰，文物遗存丰富，展现了黄河下游地区距今约6500至4500年间从母系氏族向父系社会、从平等聚落到早期国家形态演进的完整图景。大汶口文化早期（前4300—前3500年）仍处于母系社会末期，女性在农业和陶器制作中占主导地位，墓葬中女性随葬纺轮、骨针等工具较多。中晚期（前3500—前2500年）父权制确立，男性墓葬中出现象征军事权力的石钺，随葬品数量显著增加，贫富分化加剧。大型墓随葬品可达上百件，甚至包括鳄鱼骨板等外来珍稀物品，而小型墓仅2—3件素陶，阶级分层清晰可见。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制陶工艺、玉器和骨牙器等手工业十分发达。大汶口文化以彩陶、白陶和轮制技术闻名。典型器物白陶鬶被誉为“东方第一酒器”，胎质细腻，烧制温度达1050℃，造型蕴含“天圆地方”宇宙观。八角星纹彩陶豆以红陶衣为底，白彩绘制放射状八角星纹，构图严谨，象征太阳崇拜或方位体系，是史前抽象艺术的巅峰之作。大口尊部分刻有早期符号，被古文字学家认为可能是原始文字的雏形。
大汶口遗址出土的大口尊，其身上刻有的符号被视为文字的雏形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玉器爆发式增长，玉钺、玉璧、玉琮等成为权力象征，直接影响后世二里头文化的礼器系统。骨牙器则采用切割、钻孔、镂空等复杂工艺，展现高超手工技艺。
大汶口房屋遗址显示：当时的先民使用整体烧制房屋的技术得到更为坚固的建筑物，像是早期的水泥技术。大汶口文化是山东龙山文化的直接源头，其城址、礼器、文字雏形、阶层分化等现象，表明海岱地区已进入“古国时代”，为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证据。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彩陶八角星纹豆中的“豆”，是一种高足盛食器，形似今天的高脚盘或浅碗，主要用于盛放食物，在祭祀和礼仪场合中也具有重要地位。这种高足盛放器的适用场景是：古代聚餐最早采用席地而坐的分餐制，体积不大且有高足设计的“豆”就是为了方便席地之人取用内里盛放的食物。豆由上部的深盘（豆盘）和下部的喇叭形高圈足组成，整体造型稳重，便于手持或放置于地面。高足的设计不仅提升了器物的稳定性，也使其更卫生实用——避免食物直接接触地面，同时方便夹取食物，堪称史前“餐桌上的大长腿”。
豆作为日常盛食器，可能用于盛放谷物、蔬菜汤、调味品或腌菜等。在大汶口文化中，这类彩陶豆多出土于高等级墓葬，豆盘内曾发现猪骨、猪头等残留物，推测用于祭祀时盛放祭品，是“鼎豆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豆”的形制与功能被后世继承，商周时期“豆”成为“五礼”制度中的标准礼器之一，常与鼎、壶等配套使用，用于祭祀、宴飨等重大场合，体现了中国古代礼制的深远渊源。豆这种器皿由实用器发展成为礼器，繁体的礼字里面有个豆字就是其作为礼器的体现。形 制 与 工 艺
彩陶豆通高28.4厘米，口径26厘米，足径14.5厘米，由深腹豆盘与喇叭形高圈足构成，整体造型匀称稳重，兼具力学稳定性与视觉美感。采用泥质红陶制作，胎体细腻，表面施深红色陶衣，经露天堆烧，窑温控制在800℃左右，烧制技术成熟。彩绘技法运用了“复彩”工艺，在红底上以白彩绘制主体纹饰，口沿处则以白彩为底，用褐、红色绘制对顶三角形与竖线相间图案，形成强烈色彩对比，体现早期多色套绘的高超水平。纹 饰 与 解 析
淘豆腹部均匀分布五个“方心八角星纹”，即中央为方形，向外放射八条锐角线条，象征光芒四射，构图对称，线条精准，间距以双列白彩竖线分隔，展现高度规范化的绘制工艺。口沿绘半月形与竖线组合纹；圈足饰褐色彩带，其上绘白色贝形或环形纹，增强装饰层次。八角星纹的寓意多元，学界普遍认为其与先民的宇宙观和自然崇拜密切相关。
太阳崇拜说：八角放射状纹样被广泛解读为太阳光芒的象征，反映先民对太阳神的敬仰，是原始天体崇拜的重要实证。
天圆地方宇宙观：中央方形象征大地，八角代表天空八方，整体寓意“天覆地载”，体现早期“天圆地方”的哲学雏形。
方位与时空观念：八角对应四时八方，有学者结合《洛书》九宫格理论，认为其是原始日晷或宇宙模型的图像表达，与安徽凌家滩玉版上的八角星纹存在文化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