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身处博物馆，看到水羚标本，会感觉它仿佛下一秒就会踏过草丛，奔向远方的旷野。你可曾想过——这让生命姿态获得永恒“定格”的技艺，本身也走过了漫长的进化之路？
从原始人的兽皮缝制技术，到融合3D打印的精密工艺，动物剥制标本制作技术的每一次演进，其实都依赖人类文明的进步。
大连自然博物馆 肯尼斯·贝林展厅展出的水羚标本（图片来源：大连自然博物馆）
原始萌芽·生存催生的“无意”技艺
当人类剥下兽皮用以御寒，保留头骨作为图腾，或将兽牙制成饰品时，他们无意间实践了标本制作最原始的核心——将生命的部分形态从躯体中分离并保存下来。
原始社会时期，人类就已经开始处置动物皮张、牙齿和骨骼 （图片来源于网络）
古埃及·系统化保存的“原始”实验
在笃信复活与永恒的古埃及，动物常被视为神祇化身。于是，一套复杂的动物木乃伊化技术被发展出来：取出内脏，用泡碱脱水，以亚麻布精细包裹，最终实现了对动物躯体的长期保存。
这是一次原始的“保存实验”，却并非现代意义的标本制作技术。
古埃及 朱鹭木乃伊（图片来源于网络）
18世纪·科学精神注入的“奠基”时代
大航海时代带来全球生物大发现，博物学家的实证需求与贵族沙龙对动物奇观的渴望，刺激着标本制作技术的发展。
法国药剂师 让-巴蒂斯特・贝科库尔（Jean-Baptiste Bécoeur, 1718-1777）发明砷皂防腐剂，它强力防虫防腐，让标本保存寿命从数年跃升至数百年，却也为后世留下了毒性隐患。
画中人物正研究鸟类剥制标本，其被认为是曾任职于英国博物馆的鸟类标本保存人汤姆森先生（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19世纪·自然博物馆的“全面”爆发
自然博物馆在欧洲北美纷纷建立，公众科学热情高涨。标本技术迎来了它的“文艺复兴”。
铁丝、石膏被广泛用于制作轻便坚固的内部支撑，传统的填充法得到改进。
德国标本师 菲利普·利奥波德·马丁（Philipp Leopold Martin, 1815–1885）推广的“皮塑法”实现了技术突破，让标本从此告别了“稻草包”式的臃肿，拥有了真实的肌肉线条与骨骼感。
采用以铁丝为骨架的填充法制作的大象标本（图片源自网络）
美国标本师 威廉·坦普尔·霍纳迪（William Temple Hornaday，1854 - 1937）等人开创“生态造景”。标本被置于配以手绘背景的仿真自然场景中，让博物馆展厅变身讲述生命故事的“微缩剧场”。
1877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开馆仪式 （图片来源：《WINDOWS ON NATURE》）
“喝茶的猫”、“穿衣服的兔子”等拟人化标本，在万国博览会上引发轰动，标本成为大众娱乐和讽刺艺术的媒介。
赫尔曼·普洛克制作的狐狸雷纳德系列拟人动物剥制标本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20世纪·巅峰与“价值”转型
一方面，标本制作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卡尔·阿克利（Carl Akeley, 1864-1926）确立了新的高标准：标本师必须是解剖学家与雕塑家的结合。他将生态造景推向极致，创造出沉浸式展厅，影响至今。
1930年，詹姆斯・L・克拉克 使用与阿克利相似的方法制作狮子标本。图1根据测量数据，用黏土制作动物模型；图2-图5利用动物模型，通过翻模方法制作内模；图6 把鞣制后的皮张粘贴到内模上；最后固定缝合，并进行整理 （图片来源：WINDOWS ON NATURE）
另一方面，标本制作行业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
分子生物学等新技术，使得以形态研究为核心的传统博物学在生物学研究中的重要性有所调整； 动物保护运动浪潮持续高涨，使得通过狩猎获取标本的行为，受到广泛质疑和法律的严格限制，合法的动物标本来源也被严格规范。
21世纪·跨界融合的“新生”之路
在新科技的赋能与新观念的引导下，标本制作并没有消亡，而是开辟出新航道。
环保、无毒的合成材料全面取代砷、汞等有毒防腐药剂；聚氨酯发泡等新型材料取代了稻草、棉花等传统填充材料，能更精准还原动物生前的肌肉线条与动态姿态。
用塑料材质制作的非洲象头部内模（图片来源：大连自然博物馆）
3D扫描等数字技术帮助珍贵易损标本建立起永久的数字档案。
3D打印技术可直接制作出极度精准、轻便的解剖学假体。
大连自然博物馆第四纪展厅 三趾马化石标本3D扫描渲染成像（图片来源：大连自然博物馆）
除了传统的科研和展示，标本成为当代艺术家探讨生命等艺术话体的媒介，也作为重要的科学文化遗产被重新审视。
2016年11月4日，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 “征兆：邬建安新作展”开展，展品为动物剥制标本手法制作的神话生物 （图片来源：中央美术学院艺术资讯网）
回顾这漫长的技术“进化路”，我们发现标本制作技术的目标始终未变——以当代最先进的技术与最深的敬意，去“定格”生命的真实状态。
供稿：吴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