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的伙伴芒格说：我要说的是，我们的做法与大多数人的做法的主要区别在于，我们是在刻意寻求一种年中偶尔会给我们带来巨大整体损失的运营方法。而其他所有人都在努力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只是想要足够富有，所以一年内的重大亏损是暂时的。愿意忍受年度业绩的波动，这是一种很大的竞争优势。
各位价值投资者朋友们：
当巴菲特坦言，他们“刻意寻求一种年中偶尔会带来巨大整体损失的运营方法”，并视之为“很大的竞争优势”时，这无疑是对传统风险规避思维的彻底颠覆。这并非鼓励亏损，而是深刻认识到，真正的价值往往诞生于市场的恐惧与误解之中，诞生于价格与内在价值出现巨大鸿沟的“至暗时刻”。这正如《道德经》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眼前的巨大损失（祸），其背后可能正倚靠着未来丰厚回报（福）的种子；而人人追逐的短期繁荣（福），其下也可能潜伏着长期的风险（祸）。价值投资者的任务，正是穿透这表象的祸福，识别内在价值的“福根”。这种主动承受短期波动的勇气，源于对“分散”原则的坚定信仰与对内在价值的精确评估，正如格雷厄姆-多德体系的实践者们所展示的，他们不关注市场的短期噪声，只聚焦于“股票的价格和内在价值的差异”这一根本。
这种在逆境中保持定力、甚至主动布局的智慧，在中华经典中有着丰富的映照。《易经·系辞》有云：“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尺蠖弯曲身体，是为了下一次更好地伸展；龙蛇蛰伏地下，是为了保全自身以待时机。价值投资中的“忍受年度业绩波动”，恰似这战略性的“屈”与“蛰”。市场狂热时，我们或许需要收缩阵线（屈），保持谨慎；而当市场陷入恐慌、优质资产被抛售时，那正是我们积蓄力量、悄然布局（蛰）的良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诸多商贾“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事迹，这本质上就是在市场情绪的极端处进行逆向操作，利用群体的非理性来获取“价格与价值的差异”。这与巴菲特所言的“竞争优势”异曲同工——当所有人都在努力避免短期亏损时，谁能基于长远价值坦然接受并利用这种波动，谁就占据了先机。
然而，接受波动与亏损，绝非被动的忍受，而是基于深刻洞察的主动管理。《孙子兵法》的精髓在于“因敌变化而取胜”，强调“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市场便是这无常势、无常形的“敌”与“水”。价值投资并非一套僵化的公式，它要求我们像高明的将帅一样，根据市场环境（敌情）灵活调整策略。当市场陷入整体性困境，即所谓“害”字当头时，《孙子兵法》又启示我们“在不利的情况下寻找到有利的条件，就能提高战胜困难的勇气”。价值投资者的“有利条件”是什么？是那些优秀企业的基本面未变，但其股价却因系统性恐慌而远低于内在价值。此时，困境非但不是灾难，反而是“陷之死地然后生”的机遇，它能过滤掉投机者，让真正的价值坚守者获得以低估价格积累优质资产的绝佳位置。
这份在逆境中的坚守与远见，也需要诗意的情怀来滋养。唐诗有云：“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一时的亏损与挫折，如同江畔的沉舟、道旁的病树，是市场周期中不可避免的景象。但价值投资者的目光，始终投向那千帆竞发、万木争春的未来。我们相信，只要所投资的企业根基深厚、生生不息，暂时的“沉”与“病”终将过去，价值的春天一定会到来。这份信念，使得我们能够“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始终保持理性，不被市场的“怒”与“愠”所左右，耐心等待价格向价值回归的必然历程。
因此，巴菲特所揭示的这种“竞争优势”，是一个完整的哲学与实践体系。它始于《道德经》的祸福相生辩证观，让我们理解波动本质；经由《易经》的屈伸蛰伏智慧，教会我们战略耐心；借鉴《史记》的人弃我取原则，指导我们逆向行动；运用《孙子兵法》的因敌变化与困境转化思想，赋予我们战术灵活；最后，以唐诗的豁达与远见，滋养我们的长期主义情怀。这一切的核心，最终都锚定在格雷厄姆与巴菲特所强调的基石上：专注计算内在价值，利用市场报价的愚蠢，并通过集中投资来管理风险。我们“只是想要足够富有”，所以能看淡一年的风雨，因为我们深知，真正的财富源于陪伴那些能跨越周期的伟大企业共同成长，源于在市场的恐惧声中，依然能听见价值脉搏那沉稳而有力的惊雷之声。#巴菲特#价值投资#道德经#招商银行#孙子兵法#易经#史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