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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出海的底气从哪里来?一段电视行业史的解读

作者:本站编辑      2026-01-28 23:22:01     0
中国企业出海的底气从哪里来?一段电视行业史的解读

这是半道的第101篇原创内容

之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讲 TCL 电子控股索尼电视业务。被误读的微笑曲线:为什么TCL能做索尼电视的大股东?

在写的过程中我越来越意识到,这并不只是一个涉及百亿规模的商业合作,而更像是一部五十年电视行业史波澜壮阔的回响。

在电视行业发展史里看,你会发现:中国企业今天的出海自信,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一步步“长”出来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再写这一篇。

不是为了重复新闻,而是想从电视行业的历史中,解释中国出海企业真正的底气从哪里来

而且我很开心的找到了中国企业出海的典型特征的比喻,即榕树式出海,默默向下扎根后,疯狂生长。

01|电视行业的变迁

在最早的阶段,欧美企业是“发明者与规则起草人”。

很多基础技术、标准体系、消费电子的早期市场教育,确实来自欧美。

后来,日本企业成为“把产品做到极致的人”。

它们最强的不是发明,而是工程化、品控、细节与体验,能把电视做得精致可靠,愿意为完美付出成本,也能从高溢价里拿到超额利润。

再往后,韩国企业变成“规模化的推进者”。

他们敢押注、敢扩产、敢在周期低谷下注重资产项目,用垂直整合把成本曲线压下去,把产业从“比谁做得更精致”带进“比谁能把规模跑出来”。

当行业进入标准化与全球化之后,真正决定胜负的,往往不是某一项黑科技,而是能不能把一整套产业链、供应链、组织能力、合规体系和成本控制组合成一个稳定系统,并在全球市场里长期运转。

这不是某家公司一夜之间学会的,它是几十年堆出来的“地基能力”。这个时候,中国企业的优势就来了。

把这四个阶段看清,你就会发现:中国电视企业,如海信,TCL等能站在今天的位置,并不是偶然,而是产业逻辑走到这里的自然结果。

02|日本电视靠节能崛起


要理解日本企业后来为何容易产生某种“高位自信”,必须回到 1970 年代。那是日本第一次在电视领域实现“换道超车”的阶段。

在 1970 年代之前,美国电视的典型思路更像“肌肉车”:体积大、功耗高、结构粗放,强调力量与输出。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后,能源价格飙升,全球消费者突然开始在意“电费”这件事,美国电视的短板就暴露出来了。

日本企业非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变化:它们不再只在“更大、更强”上比拼,而是把注意力放在“同样的效果,用更少的能耗实现”。

这就是“节能”的窗口。

松下、东芝、夏普等企业把原本用于工业控制的变频、半导体控制思路引入家用电器,让控制电路在更精密的算法和电路控制下工作,以更低能耗达到同样体验。


这一阶段,日本赢得很合理。因为当技术的关键在于“精细工艺、稳定性、可靠性”,并且消费者愿意为这种体验支付溢价时,日本企业的组织、文化、工程体系都天然匹配。

问题出在后面:当胜负手从“精致”转向“规模”,日本的路径依赖就开始反噬。

1985 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急剧升值,日本制造成本快速抬升。

此时摆在日本企业面前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继续把大量制造留在本土,高毛利很难维持;如果要保住利润,就必须把制造环节尽可能外移,把价值放在设计、品牌、营销等环节上。

这就是很多人后来总结的“微笑曲线”思路:把制造看成低端环节,把“更赚钱的环节”留在自己手里。

站在当时,它并不荒唐,甚至是企业在成本压力下的理性自救。

但这条路的隐患是:当行业进入标准化与模块化时代,你若主动离开制造现场,就相当于离开了创新发生的土壤。产品会越来越精致,但你离真正的产业重心越来越远。

这也是所谓“加拉帕戈斯陷阱”的根本含义:不是日本企业做得不够好,而是它们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越来越规模化的市场里,把自己的能力继续优化在“小而精”的方向上,结果越来越难覆盖大众市场,越来越难参与成本曲线的竞争。

日本不是输在技术,而是输在产业结构变化后,“技术溢价”变得不够抵挡“规模效率”。

03|韩国的逆周期投资

当日本企业逐渐把重心从制造往上游和品牌抽离时,韩国企业走了完全相反的路:它们把制造当成核心战场,并且愿意为此承担巨大的资本风险。

1990s 到 2010s 的显示产业与半导体产业,本质上是一场重资产竞赛。

液晶面板这样的产业,固定成本极高,只有一条路能活下来:不停扩产、提升稼动率、把成本摊到足够大。

三星、LG 等企业在关键周期里持续下注,在行业低谷也敢继续投产,通过垂直整合把关键部件掌握在手里,让自己在产业链上获得更强的议价能力。

电视产业的关键变化也发生在这里:当显示面板成为可独立采购的标准化核心部件时,电视就从“整机艺术品”变成“工程组合件”。

此时真正决定胜负的,已经不是谁的调校更细腻,而是谁能把供应链组织得更高效、把成本曲线压到更低。

你会看到索尼这样的品牌在某些阶段不得不从韩国采购关键部件,并且在部分领域选择合作,这并不意味着索尼突然失去能力,而是产业竞争的重心已经从“品牌与体验”转向“产能与成本结构”。

韩国这一阶段赢得也很合理,但它模式的天花板也清晰:这种打法高度依赖资本、依赖财阀意志,也缺乏一个足够大的“产业腹地”去承接海量的配套与分工。

当更大规模、更高密度的产业系统出现时,韩国的优势就会被逐步挤压。

04|中国的榕树式生长

中国电视产业真正可怕的地方,不在于某一个点,而在于它形成了一整套稳定系统。

这种全产业链布局,使得中国电视在面对全球供应波动时,展现出惊人的恢复力。

这就是榕树的“气生根”,一旦落地,立刻自成系统不靠单一支点生存,而是到处都能落地、到处都能供养自身。

在顺德、合肥、青岛、深圳等产业集群里,一家家电企业可以在 50 公里半径内找到:屏幕、注塑、钣金、PCB、电机、模具、包装、物流、维修。

研发、打样、量产被压缩到极短周期。这意味着三件事:产品迭代更快、成本更可控、风险分散能力更强。当某一条供应链出问题,整个系统不会立刻瘫痪。


这带来的是一种“韧性”:某个环节出问题,系统还能绕过去继续跑。这就是榕树的“气生根”,只不过它说人话就是:能随时补位、能快速重组、能在不确定里继续交付。

另外就是上游关键环节的补齐。比如 TCL 做华星光电,本质是把面板这种战略部件从“受制于人”变成“可自我掌控”。

当中国企业掌握上游产能之后,产业链上很多事情的逻辑会直接变化:成本结构更可控,供货更稳定,谈判更有底气,最终会影响全球定价的锚点。

我们成了行业里定成本的人,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可以随便定价,而是说成本曲线的下限由谁决定,会改变全行业的利润分配。

当供应链密度加上关键上游能力,再加上中国企业极强的工程化速度与规模化能力,电视产业的主导权迁移就不再是偶然,而是结构必然。

05|最后一道护城河:规则、合规与管理输出

走到 2026 年,中国家电的竞争力,已经不只在产品层面。

如2016 年,海尔收购美国 GEA。它没有简单套用中国模式,而是输出了一套管理系统:把大型组织拆解成无数自负盈亏的小团队,从而激活了一线决策,提高了组织响应速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单合一。顺便说一句,了解人单合一的思想,推荐看《永恒的活火》。

结果,一家老牌美国家电企业重新焕发生机。这也说明,中国企业不仅能造东西,也开始输出组织和管理能力。

早期中国企业害怕专利纠纷。但现在,更多企业在设计阶段,就把全球最严苛的合规标准考虑进去。

合规不再只是成本,而是一种竞争优势。

在 AIoT 时代,中国企业成为 Matter 等全球协议的重要参与者。当互联标准被采用,品牌的影响力会自然放大。

06|榕树式生长

回看这五十年,电视产业的变化,并不是简单的国家更替。

日本误读了“微笑曲线”,以为制造只是低端。中国却证明了,制造是创新的土壤,也是竞争的核心。

榕树是一整个生态系统,足够冗余,也足够坚韧。今天,中国企业不再只是花园里的角色之一。

它们已经成为决定花园形态的那片森林。

那些曾经在产线上弄脏了手、在 50 公里半径内死磕供应链、在法庭上据理力争的中国制造者,最终成为了这座全球产业花园的真正主人。

这就是中国企业出海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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