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会的出口——《再造国家:埃及在19世纪》书评 |《区域动态》1月第3期

经历了萨义德《东方学》的洗礼，自1980年代以来，福柯关于语言与权力的理论在中东研究界掀起了一股批判理论的浪潮。蒂莫西·米切尔的《再造国家：埃及在19世纪》（原书名为：Colonising Egypt）恰为此学术潮流中的代表作品之一。这本著作摒弃了传统的殖民史叙述方式，深入剖析了殖民权威的内在逻辑与运作机制。米切尔通过海德格尔、德里达、布迪厄等后现代理论家的视角，揭示了殖民主义如何重塑空间重组、秩序建构和智识预设。本文将简述全书内容，并作一定的反思。

“世界博览会的时代”（the age of the world exhibition，海德格尔语）构成全书的中枢隐喻。第一章由此出发，串联起全书的核心母题。博览会和东方学家搜集与布置整个世界，唤起宏大理念的联想。此种对世界文化和殖民秩序的符号化，创造了表象的确定性（the certainty of representation）。同样的方式在博览会之外也起到了构成性作用。主体处在个人与客体之间的安排之下，“世界就像博览会一样被感知与把握”。（第17页）如同博览会方案与真实世界相分离一样，理念之域与现实世界的分离结构先于一切存在。回顾萨义德的《东方学》，东方学不仅是一个重构的观念体系，欧洲人描述东方实则为对表象的重述。更进一步，事物与意义的区分以及这一区分与东方和西方的对应如何发生，东方学为何不仅是普遍历史的特定案例而关乎现代世界某种特殊的根本属性，以上两个问题构成了全书的核心关切。

第二章和第三章检视了诸多规训机制引入现代埃及的过程，思考以此为手段所建立的秩序与“呈现为博览会时代”的表意体系二者之间的联系。新式军队的构想同样被用来重建农村，代表了现代埃及构想秩序全新而且唯一的途径，引发了米切尔所称的“集置”（enframing）的效果。“‘集置’是一种分割和容纳的手段，它通过制造出一种被称为‘空间’（space）的中立化的面积或体积而运作。”（第61页）传统的城市、居所由此“获得”了秩序感，如博览会一样成为可识别（legibility）的对象。传统居所是嵌入到生死循环的动态居住过程（housing），前现代开罗则在封闭场所之间维持着麦加朝向的动态关系，二者均不存在外在框架般的秩序。近现代中东研究者认为城市秩序的缺失是伊斯兰文化的特殊性，这一观点恰凸显了先于事物而存在的观念预设。因此，“集置”的过程除了促成了内外空间的分离，还提供了安置观察者位置的技术。它所创造出的不仅是“一种秩序的表象”，也是“一种表象的秩序”。

组织和规范被问题化、城市规划与教育改革，二者作为建构秩序的尝试而同时发生。新式学校被置于城市中心是一种新政治形态在现代埃及出现的标志。为培养个体公民，兰开斯特教学法被引入示范学校。学生被赋予个体性，创造出了时间、空间与身体的一个个区隔空间，结构与其中的内容相互分离。“无序始终作为某一特定世界的对立面与边界同秩序如影随形。”（第110页）米切尔接着考察了清真寺-学校体制的运作机制，尝试理解所谓“无序”的前现代实践。清真寺-学校是书写技艺与权威的中心，而非仅仅是教育学习的中心。学习在实践自身的逻辑中寻找其次序，并未被单独的区隔而出。然而，19世纪“教育”一词经历了词汇和思想的转变，学校教育构成关于规训的政治进程的一部分。书写与生活自身相分离，教育或知识领域被视作一种可被教授的操作符码。超乎物质存在的权力，创造出了秩序的表象，试图塑造个体，由内而外的发挥作用。

头脑与身体的分离，由全新的权力手段所创造。第四章论述了道德/文化-物质性的世界二元性，如何与个人身心的二元性相互对应，使“呈现为博览会的世界”的政治手段得以实现。性格、种族、文化三个范畴被视为一个可以识别、应当问题化的客体，构成规训式政治乃至社会存在的根基。埃及精英致力于借助教育和政治，弥补埃及大众作为个人生产者之本质特性的缺失，公共利益、勤勉与自助等话题广为讨论。然而，译介西方教育和社会理论之时，在涂尔干和勒庞之间，埃及人选择了后者的理论，翻译了《乌合之众》等一系列作品，影响颇深。勒庞将进步与落后社会的差距归结为民族的“集体心态”，只有精英阶层才能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心态。19、20世纪之交，埃及新兴资产阶级与勒庞共享着对时代和大众阶层的恐惧。这种恐惧与塑造社会的棘手需求相联。“从一开始，规训性权力自身就是通过将其客体建构为某种具有二元性的事物而起作用的。”（第171页）“社会”现在被视为与个体和实践活动相区分的秩序，在诸多区分而出的非物质化结构（即“表象化存在”）之中占据绝对重要的位置。

第五章借由对书写的考察，比较了殖民权力及其所取代的权威模式，尝试讨论真理与权力的关系。殖民时代的诸多技术，将书写与权威变成某种机械的交流过程。从19世纪末开始，语言被视为表象的一部分，为一种心灵或心智的有形线索，交流被界定为语言本质。词汇的物质相较于观念部分处于第二位，书写相对于言说也处于第二位，致使书写、作者的思想以及意义相分离。然而，传统书写中，阿拉伯语词义区分依靠字母变动而非写明元音，词汇并不总是机械的指向单一意思，相较于欧洲语言，更不易制造出分离的观念领域。“阿拉伯学术的整套实践方法，都是围绕着克服书写中作者明确意思之缺席这一问题发展而来的。”（第207页）伊本·赫勒敦第一次尝试为阐释活动奠定基础以化解时代危机，19世纪埃及学者自认为面临着相似的处境，与前者形成了跨时代的共鸣。1881年，著名的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侯赛因·马尔萨菲（Husayn al-Marsafi）撰写了《八个关键词》，将埃及的政治危机归咎于词汇滥用与意义崩溃。这一转变因引入全新的书写形式而发生。印刷术带来书写上前所未有的确定性，阿拉伯语词汇在意义创造方面的能力将被约束为一套机械的交流过程。如此，不仅意义领域被分离，书写中作者的在场也不再构成问题，而这恰恰对应于政治生活中权威在场之问题。传统阿拉伯文献视政治共同体为一具躯体，统治者仅仅对应其中一个器官，不存在抽象权威。殖民时代以来，机器的意象取代了躯体，埃及人成为了“原料”，与政治机器的操作者分离。恰恰是殖民权威，构成了政治物质化躯体之外不可见却极为重要的驱动力。

第六章由殖民城市的表达性切入，收束了全书的线索。19世纪，欧洲正将东方变成一场博览会。殖民主义的区隔性政治体系之特殊性在于绝对一分为二的世界。城市中不是博览会，即为博物馆。现代社会中，事物越来越多被当作某种理念的符号被理解，看起来尽是一种客体和安排。米切尔坦言，在“博览会”这一意象的帮助下，“类似的秩序不再被视为自然而然的，而是被当作一种特定的历史实践——我们今日仍陷于这种历史实践当中。”（第235页）写作的目的也并非在于描摹现代西方或前现代埃及的任一秩序，而是借由历史语境化理解现代政治秩序的独特之处。总的来看，“规训与表象是同一种全新的权力策略的两方面，二者被集置这一概念勾连起来。”（第239页）笛卡尔以降对主体性的探究中，心灵被设想为一种分立的内部空间，知识是内部心灵对外部世界的正确摹仿。而对于传统阿拉伯学者来说，知识之目的在于强化天赋之理性的力量，深化对永恒性的理解，即由特殊性中分辨普遍性，而非区分物质与观念。政治权威越来越依托于此种观念结构的效果之上，但在主导的同时却从未真正在场，只是不断复现（represented）。

究竟是“殖民埃及”还是“再造国家”？本书借由埃及，解构殖民政治，谈论语言与意义、真理与权威的可能性。因而，英国殖民仅仅是殊相之一，埃及或是阿拉伯传统也只是映照此种殊相的破碎棱镜。米切尔关注与批判的核心在于殖民主义背景下，现代政治乃至于整个现代性的认识论预设。集置、分离、再现等等概念所描述的是现代社会，恰恰是“我们”，所忽视的政治权力的运作机制。

因而，本书英文题名仅仅是“殖民埃及”（Colonising Egypt）。主语的“缺失”如同开了一个阿拉伯语“不书写”元音的玩笑。英国殖民权力从未真正在场，而是以不同方式引入观念之域，世界被绝对二分，物质与观念对应着身体与心灵，政治权威借此分隔并复现，施加一种看似“形而上”的、“真理”一般的效果。米切尔在本书中恰恰揭露出此种效果究竟何以发生。英文书名中主语的留白恰恰呼应了现代政治权威不在场的弥散性。中译本名为“再造国家：埃及在十九世纪”， 民族国家仅为殖民之一面，“再造”之“再”无论针对英国殖民者抑或埃及人民来说也略过牵强，本书的旨归也超越了十九世纪埃及的事件史本身。若能借本文略解潜在读者对书名翻译与内容的困惑，便达到了写作的目的。

瑕不掩瑜，总体而言，本书的译介相当成功。全书不啻为一场与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对话录，福柯、布迪厄和德里达在文本中反复浮现。米切尔并非套用理论，而是以殖民埃及历史语境化参与到现代性批判的对话之中，并对三位思想家的理论有所延续与发展。单就翻译而言，中译本在诸多概念、语词之间保持了相当的一致性，亦属难得，值得称道。

米切尔刻意进行一种破碎的书写，促使读者逡巡往复，挑战读者心智中的理念之域的区隔。语言学转向令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警觉到话语的建构性，实为一场必要的思想启蒙。“历史学的文本化”是后现代史学理论与实践最为显著的标志。埃及与殖民者的关键文本在本书中被显影与呈现，意在对现代性之形而上学基础的理论批判。此种文本或“话语”书写是一种刻意选择的研究技巧，悬置了现代性任一的起源或主体问题，更有力地冲击了认识论意义上的西方中心论。现代性不再是西方对非西方的单向输出，而是在二者互动之中形成的弥散性存在，并且深深根植于“我们”当下难以自反的自我之一部分。诚然，殖民者的暴力与被殖民者的血泪均不应被淡忘。不过，与其借殖民主义的历史陈迹讽谏，历史书写未尝不可对构成殖民主义核心基础的现代性进行更直接的反思。相比而言，后者更有机会照亮当下与未来世界之沉疴。

尽管米切尔格外注意殖民时期埃及文本变化的象征意味，却没有将文本间的互动的呈现出来。然而，象征恰恰是“在互动中出现”并由“社会界定”的一种沟通机制。埃及与英国的文本依然呈现为两条相对分离的线索，城市、新式军队和学校仅作为一种文本结果而存在。因此，文本之间某些关键隐喻的互动机制并没有得到清晰的讨论，如埃及作者政治体的机械隐喻何以与西方思想惊人的吻合，仍有待更进一步的解释。此外，物质性未必尽然是文本或思想之结果。米切尔在《碳民主》一书中就深刻揭示了能源体系如何塑造民主的关键问题，恰从《殖民埃及》的反向探讨物质性如何深刻介入到了观念、政治与权力之中。

博览会的出口究竟在何处呢？博览会构成了全书最为重要的隐喻，物质与观念、身体与心灵、区隔与表象在此发生。世界仿佛就是一场接一场、现实存在的博览会。“外面的世界从未被真正抵达，它只是不断被呈现而已。”（第235页）诚然，博览会的大梦无法支撑起富有意义的生活，一昧解构也并未超越母题本身。米切尔自己也表示：“不管类似的解构壮举看起来多么容易完成，真正需要理解的并非是意义为何崩塌，而是为何意义不会崩塌。”（第203页）书写前现代尽管无法整全也并非本书鹄的，但在摆脱与映照现代理念预设之时，米切尔所使用的工具恰恰蕴涵了走出博览会的潜能。讨论传统村庄学堂与法学教育的关键概念是“实践”。（参见第115页）布迪厄论述卡拜尔人的传统居所也在动态的“居住过程”（housing）（第72页），以及“秩序是作为事物之间对应或差异的游戏作用而发生”（第236页）中得以部分呈现。尽管二者不无本质化之嫌疑，但依然为我们呈现出另一种书写的可能性。博览会的出口，或许正隐藏于实践、动态过程与主体间性之中。借此路径，我们才可能真正步出博览会的幻象，重返并投身于生活世界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