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佬,“钓”出了一个上市公司?

好像不知不觉之间，我身边的年轻人，都爱上了钓鱼。

于是，我问AI，全球钓鱼佬人数有多少。这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它给我的答案让我吃惊：每年至少拿竿 4 次及以上的钓鱼爱好者，全球约 2.2～2.4 亿人。而中国就有1.5亿人，相当于约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1位爱好钓鱼。

关键是这些爱钓鱼的人群画像，完全反常识。大众印象中，钓鱼需要有钱有闲，是中老年人专属。实际上，数据显示，25至44岁的中青年群体已成为钓鱼运动的主力军，占比高达46%。“看见水就要试试鱼口”，已经成为不少年轻人的标准动作。

钓鱼不仅是运动，更是一场心灵按摩。钓鱼的终点不是什么鱼，而是什么竿、几号线、多大的钩、啥饵料。鱼竿永远都是就买最后“亿根”——没有钓具升级，哪有鱼获“爆护”？装备到位，再找钓点。

“一入钓鱼门，从此断红尘；钞票成浮云，美女成路人。”这句圈内调侃，道出了钓鱼对当代年轻人的魔力。

年轻人成为钓鱼大军的主力

每个周末清晨五点，26岁的程序员张晨都会准时出现在郊外的水库边。架好鱼竿、调整浮漂、抛竿入水，一气呵成。

对他来说，这五个小时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手机静音，谁也别想找到我。”张晨笑着说，“在水边，我只需要关心浮漂会不会动。”

像张晨这样的年轻人，正在成为中国钓鱼大军的主力。

他们分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写字楼里的程序员、医院里的医生、学校里的老师，甚至是外卖小哥。钓鱼不再是退休生活的标配，而成为了年轻人对抗内卷的精神出口。

有意思的是，钓鱼方式也在经历代际更迭。传统的“一竿一线坐一天”模式被打破，年轻钓友更偏爱路亚（假饵钓法）、飞钓等技术性更强的钓法。

短视频平台上，#路亚钓鱼#话题播放量超过200亿次，各类教学视频下满是年轻用户的留言交流。

不同的钓法之间，甚至形成了一条微妙的鄙视链：讲究技术美学的飞钓看不起纯烧钱的海钓，海钓看不上路亚，路亚觉得台钓太傻只会“傻等”，台钓又鄙视传统钓法太过“原始”。

而鄙视链的顶端，往往站着一群装备发烧友。

他们的渔具包比行李箱还大，鱼竿按场景细分：溪流竿、水库竿、矶钓竿、雷强竿，每根价格从几千到上万。鱼线要日本进口原丝，鱼钩得是特定型号的钛合金款，连抄网都得是碳纤维材质。

在某钓鱼论坛上，一位发烧友晒出自己的装备清单：17根鱼竿、9个渔轮、近百种拟饵，总价超过20万元。“装备的尽头是玄学，”他写道，“总觉得下一根竿能让我钓得更好。”

钓具消费观念也截然不同。老一辈可能一根竹竿用十年，年轻一代却信奉“差生文具多”。

“我去年在钓具上花了三万多元，”29岁的设计师李悦展示着她的装备箱，“这根路亚竿三千八，这个水滴轮两千二。买装备时的快乐，有时比钓到鱼还要强烈。”

这种消费心理催生了全新的商业模式。

夜晚的直播间里，钓鱼主播一边讲解饵料搭配，一边展示各种高科技钓具。某知名钓具品牌的直播专场，单场销售额能突破千万。评论区里，“已下单”“坐等收货”的留言刷个不停。

在圈内流行一句话：“钓鱼人最大的鱼获，是钓鱼路上的快乐。”这种快乐，远比鱼护里那几条不够吃一顿的小鱼更重要。

对许多年轻人而言，研究装备、调试线组、探索新钓点，这个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治愈感。

钓鱼圈的社交规则也在重塑。老一辈钓友多是独行侠，年轻人却形成了紧密的社群。微信群里，钓友们分享钓点信息、鱼情通报，甚至组织“盘老板”活动：去收费鱼塘“钓回本”。

这种略带叛逆的玩法，在年轻群体中极受欢迎。

“我们有个五百人的大群，”张晨说，“谁发现了好钓点，立马共享坐标。上周末群主组织去一个新开的钓场，三十多辆车浩浩荡荡出发，场面相当壮观。”

当然，钓鱼也不全是诗和远方。新手们常常面临“空军”的尴尬，高手们则要应对资源日益紧张的困境。

城市河道里的鱼越来越少，野钓点越来越远，收费钓场的价格水涨船高。但这并未阻挡年轻人的热情，对他们来说，过程远比结果重要。

千亿产业链的“隐形爆发”

钓鱼不仅是运动，更是一个庞大的经济生态。从鱼竿、鱼线到饵料、钓椅，每个环节都藏着商机。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中国钓鱼用具市场规模已从2018年的234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338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7.3%。

头部主播通过带货、课程、探店分成等方式，年收入可达数百万。一位拥有500万粉丝的钓鱼博主告诉记者：“我们不只是卖渔具，更是贩卖一种生活方式。很多粉丝买的不是鱼竿，而是对户外生活的向往。”

产业带在悄然形成：山东威海的渔具，湖南临湘的浮标，江西鄱阳的鱼钩，浙江东阳的鱼线……只要和钓具相关，都能在国内找到产业集群。

完整的产业链布局，让中国钓具在成本控制、供应链响应速度上具备了全球竞争力。

其中，威海的故事最为传奇。上世纪80年代，一根来自奥地利的玻璃纤维鱼竿样品，在威海塑料一厂被成功仿制。当时的工匠们不会想到，这个粗糙的开始，会撬动一个百亿产业。

经过四十年发展，威海已成为全球钓具制造中心。4500多家渔具企业，年产值超500亿元，从业人员约10万人。竿、轮、环、饵……完整产业链在此形成。

如今全球每10根鱼竿中，就有6根来自威海。从几十元的入门竿到上万元的高端竿，威海几乎覆盖了所有消费层级。

更令人惊叹的是产业链的垂直整合能力。在威海，一家工厂可以完成从碳纤维原材料到成品鱼竿的全流程生产。

这种深度垂直整合，不仅降低了成本，更让产品迭代速度大幅提升。一位当地企业家说：“国外品牌出新款要半年，我们最快两周就能跟进。”

但威海面临的挑战同样严峻。长期代工模式下，品牌溢价能力不足，利润空间被国际品牌大量攫取。当地一家为国际大牌代工的企业负责人透露：“我们生产一支高端鱼竿成本800元，贴牌后卖8000元，利润的90%被品牌方拿走。”

近年来，一批威海本土品牌开始崭露头角。光威、迪佳、太平洋等品牌不仅在国内市场站稳脚跟，更开始向东南亚、中东等海外市场拓展。他们避开与国际巨头的正面竞争，专注于细分市场，有的专攻路亚竿，有的深耕海钓装备，形成了差异化竞争格局。

与此同时，钓具产业的技术含量不断提升。

智能化渔轮、电子浮漂、探鱼器等科技产品层出不穷。一家创新企业开发的智能鱼竿，内置传感器可以记录抛投距离、力度、角度等数据，通过App分析帮助钓手改进技术。这类产品虽售价不菲，但在年轻消费群体中颇受欢迎。

更传奇的是，一家小鱼竿厂竟干成了“国之重器”。光威集团创始人陈光威，从濒临破产的镇办企业起步，硬是攻克了碳纤维技术，这项曾被日美“卡脖子”的军工材料。2005年，光威的碳纤维生产线通过国家863计划验收，填补了国内空白。

“泱泱大国，岂能仰人鼻息？”陈光威的这句话，道出了从渔具代工到技术自主的艰难跨越。

如今，光威的碳纤维不仅用于高端渔具，更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风力发电等高端制造领域，真正实现了“小鱼竿撬动大产业”。

钓鱼经济的外溢效应也开始显现。围绕钓鱼活动，催生了钓场经营、钓鱼旅游、赛事组织、培训教学等衍生业态。

在千岛湖、万峰湖等知名钓场，钓鱼旅游已成为当地重要收入来源。一些高端钓场还提供“钓导”服务：专业向导带领钓手寻找最佳钓点，单日费用可达数千元。

“钓鱼第一股”的喜与忧

产业链成熟之际，资本市场的大门正在打开。

近期，总部位于杭州的乐欣户外两次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向“钓鱼第一股”发起冲刺。按2024年收入计算，这家公司已是全球最大的钓鱼装备制造商，市场份额达23.1%。

但亮眼名号背后，藏着深深的代工烙印。2017年，乐欣户外收购英国品牌Solar开启自有品牌业务，可至今OBM模式收入占比仍不足10%。超过90%的收入依赖OEM/ODM代工，客户包括迪卡侬、Rapala VMC等国际品牌。

这种深度绑定带来了风险。2022年至2025年前八个月，乐欣户外前五大客户收入占比长期维持在55%左右。一旦主要客户中断合作，经营将面临重大冲击。

财务数据更像过山车。2022年营收8.18亿元，2023年骤降至4.63亿元，近乎腰斩。乐欣户外解释称，2022年的高增长得益于疫情期间钓鱼的“低社交”特性符合消费偏好。尽管2024年营收回升至5.73亿元，但尚未恢复至高点。

更耐人寻味的是关联交易。泰普森集团既是乐欣户外的重要客户，又是核心供应商。2022年至2025年前八个月，乐欣户外整体毛利率在23%-28%之间，但销售给泰普森的产品毛利率仅12.5%-23.8%，显著偏低。

2024年7月，乐欣户外突击分红6500万元，超过同年净利润5940.5万元。实控人杨宝庆夫妇间接持有约95%股份，成为主要受益者。这次分红清空当期盈利后，还动用了往期留存利润。

市场布局也显失衡。乐欣户外超75%收入来自欧洲，而该区域近年增长明显疲软。2019年至2024年欧洲钓鱼用具市场复合增长率仅2.8%，远低于东亚及东南亚水平。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中国内地市场仅贡献15.2%的收入。

乐欣户外在招股书中承诺将加强品牌建设和产品创新。但截至最后可行日期，乐欣户外虽然拥有超9000个SKU，却仅在中国持有76项专利，海外35项专利，与庞大产品数量极不匹配。

钓鱼经济的兴起，是消费变革的缩影。从代工到品牌，从制造到创造，这条路上既有光威攻克碳纤维的硬核突围，也有乐欣户外依赖代工的脆弱繁荣。

钓鱼佬撑起的，不只是一个上市公司，更是一场关于休闲方式、产业升级、消费心理的深刻变革。

鱼漂还在水面上轻轻颤动。资本市场的钓竿已经抛出，这次“鱼获”如何，仍需时间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