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味、金属切削液和机油混合的气息，曾是我生命的底色。我是林国栋，五十岁，一家国有改制农机厂的最后一任负责人。工厂最辉煌时，这里的冲压声能盖过整条街的市井喧哗，我们生产的播种机曾遍布半个中国的农田。
崩塌，是从“生锈”开始的。
先是订单像退潮一样消失，国内外大品牌的标准化产品，以我们无法想象的低成本和花哨功能，淹没了市场。一年前还催货的经销商，电话再也打不通。车间从三班倒，变成一班，最后只留几个老师傅做“设备保养”——其实是在擦拭一台台再也不会启动的机器。
真正的凌迟是寂静。三百亩的厂区，能听见麻雀在桁车轨道上拉屎的声音。我最怕每月10号发工资的日子，财务总监老李会把一张薄薄的A4纸推到我面前，上面是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的、刚好够发基本工资的银行贷款额度。他不用说话，镜片后的眼神已经说明一切：林总，下个月呢？
家，成了延续的战场。
儿子高考填志愿，妻子和岳母坚决不许他报任何机械相关专业。“学这个干嘛？像你爸一样守着个铁棺材等死？”饭桌上的话，比车间的冷铁还冰。我父亲，厂里的老钳工，老年痴呆后忘了很多事，却总在晴天拄着拐棍走到厂门口，喃喃自语：“今天活儿紧，得早点去。”然后迷茫地看着紧闭的生锈铁门。我把他接回来，他看着我，突然清晰地问：“国栋，厂子是不是没了？”我点点头，他混浊的眼睛里，光彻底熄灭了。
上个月，法院的封条终于还是贴上了大门。我的任务，是配合资产清算公司，拆掉所有设备当废铁卖。第一项，就是建厂时就有的那条齿轮生产线。巨大的龙门刨床、插齿机、滚齿机，像沉默的钢铁巨兽。老师傅们自发来了，最后一次给它们加机油，擦拭铭牌，动作轻柔得像在告别老战友。切割枪点燃时，火花刺眼，老师傅刘把头扭到一边，肩膀微微颤抖。那一刻我明白，我们拆掉的不是机器，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时间、信仰和骄傲。
就在第一批废铁即将装车的前夜，我接到了一个意外的电话。来电者是省工业博物馆的馆长，一位声音温和的老先生。他在进行“三线建设”工业遗产普查时，偶然看到了我们厂报废清单的照片。他急切地问：“林厂长，那条1958年的苏式滚齿机，还在吗？还有那个天车……我们博物馆的‘当代工业史’展厅，一直在寻找一套完整的、有故事的、来自普通国改厂的生产线实物，来记录这段完整的历史周期。它不是废铁，它是历史的骨骼。”
我举着手机，站在空旷的、即将被黑暗吞噬的车间中央，喉咙发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冰凉的泪水，毫无征兆地滚过我被岁月和焦虑刻满沟壑的脸颊。
切割枪的火花，是为了毁灭。但博物馆的灯光，是为了铭记。
我们曾以为自己生产的是农机，后来才知道，我们其实是在生产“过时”。而直到这个夜晚我才恍惚明白，或许我们真正铸造的，是一段鲜活的历史。当它作为“废铁”的价值被榨干后，一种更沉静、更永恒的价值，却悄然在时光的另一头浮现。
生产线不会在田野里播种了，但它将在玻璃后、在柔和的射灯下，向后来的无数双眼睛，播种关于一个时代、一群人、一种精神为何兴起又为何沉寂的思考。我的工厂死了，但它的骨骼，将成为理解这个国家工业血脉的一个永恒注脚。
我蹲下来，抚摸着滚齿机冰冷底座上，“1958·大连机床厂制”那几个模糊的铸字。明天，我会告诉馆长：“它还在。它的故事，我也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