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资21亿元操纵104个账户买卖自家股票，最终竟以亏损739万元收场——金城医药前董事长赵叶青这场持续近三年的荒唐操纵案，再次暴露了上市公司内部人监守自盗的沉疴。
2025年12月11日，中国证监会的一纸行政处罚决定，将这场闹剧公之于众。赵叶青通过实际控制104个证券账户进行对倒交易，累计买入金额达21.34亿元，最终却取得了739.2万元亏损的“战绩”。为此，他付出了150万元罚款、4年市场禁入的代价，并在处罚当日辞去了所有职务。
赵叶青的案例并非孤例。近年来，利用账户集群进行对倒、制造虚假交易的手法，在多家上市公司实控人违法案件中反复出现，形成了一个值得高度警惕的实控人违法违规集群。
一、案例集群：行政处罚与刑事追责并存
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以来，古鳌科技、ST东时、梅花生物、金运激光、卓翼科技等公司实控人相继因操纵证券市场罪被判刑；金城医药、ST华扬等公司实控人则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具体而言，古鳌科技前实控人陈崇军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400万元；ST东时实控人徐雄获刑6年6个月，罚金高达1.7亿元；梅花生物控股股东孟庆山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金运激光实控人梁伟一审获刑4年，罚金1200万元；卓翼科技实控人夏传武因操纵证券市场罪、内幕交易罪，数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4500万元。
在行政处罚方面，除金城医药外，ST华扬原实控人苏同与前副总经理杨宁控制20个账户操纵股价，最终亏损9520.91万元，两人分别被处以600万元和300万元罚款，且均被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这一系列案件揭示了一个严峻的趋势：上市公司实控人正日益成为操纵市场的重要主体。
二、“利好”背后的隐秘操作模式
以古鳌科技为例，尽管公司公告未详细披露陈崇军操纵市场的具体细节，但监管函件与市场信息共同勾勒出其操作轨迹的核心特征，反映了涉嫌操纵的常见模式。
首先是高比例股权质押带来的资金压力。截至2024年4月，陈崇军累计质押股份占其持股比例高达85.51%，对应债务余额4.39亿元，其中1.9亿元已到期，部分质押股票甚至已发生违约。在此背景下，公司层面开始密集释放“利好”消息。
2023年，古鳌科技曾披露其参股公司新存科技与地方政府签署合作确认书，声称将“共投资近百亿建立存储产线”。然而上海证监局调查后指出，相关文件中“未见共投资近百亿元的内容”，公司信息披露存在不准确问题。深交所也曾发函问询，质疑公司是否存在“忽悠式”签约或“蹭热点”行为。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引用的匿名举报信息，陈崇军被疑通过上市公司发布利好，并配合外部资金平台拉抬股价。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所谓“利好”均出现在大比例股权质押之后，且消息发布后公司股价应声上涨。
这种“质押融资—释放利好—推高股价”的链条，成为部分实控人缓解个人流动性危机、甚至试图实现套现离场的疑似手段，却将上市公司与中小投资者置于巨大风险之中。
三、操纵背后的公司治理隐忧
ST华扬（原“华扬联众”）实控人苏同的案例，集中暴露了实控人滥用控制权可能引发的多重风险。
根据中国证监会已作出的行政处罚，实控人苏同在2020年7月至2021年1月期间实施了公司股价操纵。在同一时期，公司层面密集释放了与快手等渠道深化合作、探索元宇宙及数字人民币等热点领域的信息。尽管监管结论未将这些信息发布与操纵行为直接关联，但两者在时间线上的高度重叠，以及实控人对公司决策的影响力，使得市场强烈质疑其可能存在的“信息型操纵”嫌疑。即实控人可能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职能“私有化”，使其沦为配合二级市场套利的工具，从而严重损害信息披露的公信力与公司内在价值。
苏同的违法行为具有多重性和延续性，其后续的信息披露违规直接导致了公司被“ST”。除操纵市场外，经证监会查明，他还通过子公司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高达1.8153亿元，并在2021年至2023年的多份定期报告中隐瞒此事。同时，公司通过财务造假虚增利润。正是这一系列严重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行为，直接触发了上市规则，导致公司在2025年8月被正式实施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变更为“ST华扬”。
针对苏同的监管处罚涉及两起独立案件：
1. 操纵市场案：2025年1月，证监会因操纵股价对苏同及其关联方杨宁作出处罚，对苏同罚款600万元，并对两人均采取10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2. 信息披露违法案：2025年8月，北京证监局就资金占用、财务造假等事项下发《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拟对ST华扬公司罚款500万元，对实控人苏同及相关责任人郭建军总计罚款1450万元（其中拟对苏同个人罚款750万元）。
随后，因原实控人苏同的债务纠纷，其股份被多次司法拍卖。借此机会，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湘江集团）通过竞拍获得股份并于2025年2月正式取得公司控制权，控股股东变更为湘江集团，实际控制人变更为长沙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经营状况也因此持续恶化。据2025年半年报，其资产负债率已高达99.96%，濒临资不抵债；2025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亏损2.09亿元，经营活动现金流为-4.46亿元，形势严峻。
四、“边缘化实控人”：身份转换背后的控制力留存
多个案例呈现出一个共同模式：违法行为实施时，行为人往往已退出公司核心管理层，但其对公司决策的实际影响力却依然存在。
梅花生物控股股东孟庆山自2017年退休后不再担任任何职务；卓翼科技实控人夏传武在2018年先后辞去总经理、董事长职务；ST东时徐雄在一审判决时已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金城医药赵叶青则在收到处罚决定当天辞去所有董事会职务；古鳌科技前实控人陈崇军同样于2021年至2023年间陆续辞去总经理、董事长职务，此后未在公司担任具体职务。
这些从管理层“边缘化”的实控人，依然凭借其股东身份、信息优势及保留的隐性控制力施加影响。以ST华扬为例，苏同在操纵市场期间（2020-2021年）利用其时任董事长职权，主导公司发布了一系列与市场热点相关的公告以配合股价操纵；而其在逐步辞去管理职务后（2023-2025年），仍能持续占用上市公司巨额资金并致使公司隐瞒不报。这一系列行为充分暴露了“人走权留”的公司治理缺陷。
公司屡次将实控人违法行为定义为“个人行为”，试图以此切割责任，但这一说法在逻辑与现实中均难以立足。其所凭借的，正是源于股东身份和历史控制权所掌握的公司信息与影响力，该行为本身便与公司治理密不可分。ST华扬便是明证：尽管公司试图切割，但原实控人苏同的操纵市场、资金占用等一系列行径，已直接导致公司被“ST”、控制权易主，经营陷入困境。最终为此付出惨重代价的，仍是上市公司自身及其员工、广大投资者。
市场对此类“切割”声明的信任已消耗殆尽。这一现象更进一步暴露出现行监管的薄弱环节——对于已卸任的实控人、大股东，其潜在影响力和相关交易行为，仍缺乏持续有效的跟踪与约束机制。
五、操纵手法趋同，动机分型显现
在操纵手法上，这些案件呈现高度相似性：控制多个关联账户进行集中交易成为标准操作，利用资金优势和持股优势进行连续买卖，并在控制账户之间实施对倒，制造虚假的市场活跃度。无论是金城医药的104个账户，还是ST华扬的20个账户，其核心模式如出一辙。
操纵动机则可大致归为两类：一是短期求生型，主要为应对股权质押爆仓、债务到期等迫在眉睫的流动性危机，如古鳌科技、ST东时的案例；二是主动牟利型，旨在配合减持、定增或满足市值管理需求以谋取更大利益，如ST华扬的案例，以及金城医药（尽管最终亏损，但其初始动机可能亦属此类）。
讽刺的是，多数操纵以巨额亏损告终——ST华扬亏损9520万元，金城医药亏损739万元。这表明即便拥有信息优势，操纵者也难以长期违背市场规律，最终往往将公司及自身推向更深的危机。
六、连锁反应：公司、投资者与市场三方受损
实控人操纵市场行为引发多重连锁反应，对公司、投资者和市场造成深度伤害。
最直接的表现是股价长期低迷与投资者信心受挫。公司治理结构也遭到破坏，内部控制形同虚设——ST华扬实控人能长期占用资金并实施操纵，正是公司治理严重缺失的体现。
更深层的影响在于，这类行为侵蚀了资本市场赖以生存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当最掌握信息的内部人利用优势操纵市场，普通投资者便处于绝对弱势地位。
尽管监管处罚逐步加重，但损害已然形成。ST华扬连续巨额亏损，金城医药2025年前三季度营收下滑23.19%，净利润锐减79.1%。操纵行为的后果往往反噬公司自身：ST东时因资金占用等问题被实施风险警示，最终走向预重整；古鳌科技、卓翼科技等公司的实控人股份遭司法拍卖，导致控制权变更。部分公司最终由国资接管，虽为危机处理方式，却也折射出民营企业公司治理的深层困境。
结语
这一系列案件揭示的远不止个人违法行为，更是资本市场治理的结构性漏洞。当最应维护公司利益的人成为最大的破坏者，受损的不仅是上市公司本身，更是整个市场的健康肌理与千万投资者的基本信任。
展望未来，除事后严惩外，更需从公司治理内部制衡、信息披露实时透明、大股东交易行为穿透式监控等方面，构建起预防为主的监管生态。具体而言，可考虑强化对上市公司发布热点公告的实质性审核与事后核查；将离职实控人、大股东的重大交易行为纳入重点监控范围，要求其充分披露资金来源与意图，从而切实筑牢资本市场诚信运行的根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