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篇文章受湖南农创企业董事长孙麟先生关于乡村建设思想启发。
中华民族有悠久的农耕文明历史。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农产品加工是隶属于农业的副业；譬如稻谷小麦加工茶叶采制木材加工纺纱织布包括酿酒酿醋晒酱油，都是包含在中国传统农业概念中的手工业，传统的乡村农民每人或多或少掌握其中一两项手艺，在秋收以后农闲期间从事副业劳动增加收入，这是中国历代农村人口能够安居乐业繁衍生息的原因。
而今的农民已无法在祖先风水选址定居千年的乡村继续安生；究其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失去了维系农民生存的传统产业；其一是近百年以来，城市工商业抽走了以往支撑传统乡村生活的诸多副业；其二是近三十年以来，原来以本国农作物为原料的工业、特别是食品工业改用起贸易进口的廉价原料，这就等于切断了中国农业与工业相互依存的关系，导致传统农业种植业经济的破产，同时失去了主业和副业的千年乡村必然会走向凋敝。
工业化是国家强盛的必由之路。但是中国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引进的工业项目破坏农业挤占耕地的多，反哺农业回馈农村的少，就算是传统的农产品加工业，在全球化的自由贸易环境下，为了追求低成本高利润，也会改用贸易进口的廉价的农产品为原料，这就导致我国现行的农村家庭承包制小农经济体走向衰落，整个国家特别是西南地区现行的农业经济日渐式微。
农业是国之基本这道理众所周知，农业对国计民生的作用也不言而喻。但是当城市工业形成巨大的规模和税利以后，特别是以外向型产品工业为主创汇创利时，政府对国内农业的倚重就大不如从前，目前即使对乡村的建设有所投入，也只是忏悔式的或者慈善式的做些表面工作，所拨款项只起到修修补补的作用，据说如今一个省一年能够获得的乡村建设专项资金，甚至不及对一所985大学一年的补贴来得多。
那么国家决策层对三农建设的长远政策究竟是什么？这是满腔热诚投资传统工业和乡村建设的实业家们必须弄清楚的首要问题。
中国的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进行的，为了加入到全球经济大循环中去，我国遵照世贸组织的要求，前期改革的实际内容是公有制企业改制，发展民营企业和城市全民所有制土地私有化。在这个进程中所释放的能量和红利，保证并维持了三十年GDP的增长和社会繁荣。
怎样把改革开放进行下去并贯彻到底，我国刚开始时就像邓小平所说是摸着石头过河。而后来有人专门为我们量身定做了一个改革开放的路线图，这个人就是原来的高盛副董事长后来的世行行长、世界经济学家罗伯特.佐利克。
佐利克是支持西方资本与中国全面合作的美国人，他为中国经济设计的改革路线图深得中国政府重视和认同，我国近二十多年来的改革步骤，基本上是照着佐利克设计的路线走的。
佐利克给我们设计的关于农业的改革路线指出：占中国国土面积百分之七十五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是当今世界金融资本最看重的部分，假如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在最近的将来全面私有化，将产生六十万亿美元的红利，是带动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又一大引擎。
假设果真如佐利克分析存在有这么巨大的利益，自然会吸引中国一些政治精英向这个目标努力。但中国政治精英有自己的一套治国智慧，决不会效仿前苏联一个晚上就把政治经济硬生生的改革着陆，使民众猝不及防痛彻心扉。中国的政治家会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渐进方式慢慢的推动，这样即能够实现改革大目标又让农民感觉不到痛楚，届时还会让民众自己以为这是必然的结果。
目前政府对三农的政策性投入看似面面俱到，实际上是在做将来农村土地改制的前期准备，譬如所谓的新农村建设，实际上就是把农民集中起来住进楼房，让农民远离自己的土地。譬如一直压低国内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就是让种植业无利可图，让农民感觉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可有可无。又譬如鼓励民营资本下乡引进一些新颖的项目改造改良耕地，看似是加强种植业养殖业增加农民的收入，其实这些新项目和技术都由外来的资本和人员经营掌控，与当地农民无关，农民只收取微薄的地租金，在目前这种处境下的乡村农民也愿意接受这点钱，反正聊胜于无。这些新型的种植业养殖业项目，由于资金技术和市场方面的多种因素制约，往往也是虎头蛇尾根本不能持久；然而当地政府依然鼓励民营企业家带这类项目下乡。
这其实是当局把这些人和这些项目当马前卒在使用，原因是推动这些闲棋，不仅不妨碍天朝精英们推进农村集体所有制土地私有化的这盘大棋，而且这些资本下乡的实践活动，也是最终赢得这盘大棋所必要的步骤。
以上分析都是个人的揣测，不可能得到相关机构的承认和证实。但是假设这就是当局未来二三十年的大战略，那么作为小团体或个人应该怎么保值增值自己的财富？
窃以为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作为民营企业家必须具有跟这种战略相匹配的思想准备，有必要相应的调整投资方向；无论将来是强化公有制还是强化私有制，反正耕地上总是要种植粮食的；作为民营项目投资，旨在确保在大变局中分到一杯羮。
中国西南的云贵川三省，山坡地多平坦地少，譬如四川农业农民历来在有限的平坝地上种水稻，在山坡旱地上种高粱玉米红薯马铃薯。近三十多年四川农民远赴沿海工业区打工，水旱地抛耕现象严重，当地政府只好进行退耕还林处理，而今政策似有变动，又开始退林还耕，折腾来折腾去这些耕地依然闲在那里激不起农民种植利用的兴趣，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收益。当地政府农业部门也因此颇为焦虑，期盼民营资本带农业种植类项目进来。目前四川农村果蔬类栽种项目过剩难以立项，而粮食谷物种植项目当地政府无论大小都给与支持。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农耕种植业与白酒酿造业密不可分，是主业和副业相辅相成的关系。中国传统白酒是纯粹的谷物加工产品，中国酿酒的原料几乎包括所有的谷物和块茎类植物。农民把余粮按传统固态法酿造工艺深加工成白酒，原本容易损耗容易变质的谷物就具备了，长期储藏健康饮用保值增值便捷物流赢利变现等等作用和功能。
一百年前中国刚启步的工业项目，其实就是强化传统农业中的一些副业（当然重头是冶铁枪炮制造业这里不表），然后分门别类打造成单独的产业来进行行业化专业化生产，从农民中分离出来的专门从事这类工作的人开始集中工场，如果其产品为大众喜爱则生产规模越做越大，那么这一部分农民就演变成了这个产业的工人。中国传统白酒酿造业就是这样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变成了一个大产业的。只可惜事到如今中国传统酿酒业与传统农业的紧密关系被外贸进口的廉价原料阻断，中国千百年具有营养保健价值的传统白酒不可避免的变异成了损害健康的“新型白酒”。
“再造中国传统白酒”与“乡村振兴项目建设”，虽然是两个不同领域的两个不同课题，但在恢复传统产业振兴乡村建设的努力方向上殊途同归异曲同工，既可以叠加又可以融合。振兴乡村必须恢复产业，恢复产业必须盘活经济，盘活某个区域乡村经济的唯一办法，就是恢复这个区域农业与某个工业产业的传统关系。
十四亿中国人每年喝白酒800万吨，假设恢复中国传统工艺酿造，每3吨高粱酿造出产1吨白酒，所需酿酒用高粱高达2400万吨，按山地种植高粱每亩每年收获500斤即0.4吨计，利用坡地种面积为6000万亩，按照每6亩高粱每年需用一个劳动力来算，单这一个项目就能解决1000万农民的就业问题。
但是，这种促进工农业良性循环发展、解决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有益于全民食品绿色健康的大好事，目前的当政者和大型白酒品牌垄断企业是不会去做的，就像免费教育免费医疗虽然是民众翘首以盼的福利，当局不仅不会向这个方向努力，反而会进一步将教育医疗产业化；因为他们追求的目标重点是为所谓地球村全球化贡献GDP。
我一直认为中国传统的优良文化是由中国普通的民众传承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民族文化认同感远高于当下的政客精英，就像波尔多地区小酒庄的葡葡酒总高于法国国家标准一样。这种恢复传统文化继承传统产业的事业，势必由人民团体或企业家来推进，当然推动这项事业的原动力，除了情怀之外还必须有切实的利益。
倘若按照纯粹的中国传统固态法工艺酿造白酒，高标准继承中国浓香鼻祖泸州老窖单粮型白酒的元素，酿酒用粮纯粹用山地糯高梁，那么收购或租赁一个酒厂同时可以带动一个农业坡地种植项目。设想一个中小型酒厂有五百口窖池，年产传统白酒五百吨，白酒严格用四川山地糯高粱酿酒，500吨酒x3吨高粱÷0.4吨高粱／亩＝3750亩。
种植高粱的农民和车间酿酒的工人可以是同一伙人；这种在当今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用工现象，是由中国传统白酒酿造业原本就是农业农民的副业决定的。
农用土地是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而具备传统老窖池酿酒设施的酒厂价值也是逐年增高。虽然一个中小型老酒厂的产量占市场份额万分之一都不到，这种看似不起眼的项目，却可以同时掌握酿酒业和种植业两个项目两项资产，两项资产都可大可小可守可攻，这种食品工业项目与农业种植项目有机的结合和高标准生产布局，无论将来国际风云经济环境如何变化，投资人均能够在可靠的基础上把握先机，创建并发展成一份稳妥而永久的事业。
作为民营企业家和社会的先进分子，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对国家大政方针也无力左右；不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能够做好一项既符合个人文化兴趣又裨益于国计民生的事业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