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家白酒酒企的宣传中，上必称仪狄、杜康，下必称李白、杜牧。
更有甚者，接轨史前部落。
洋洋洒洒，上下五千年。
这样的宣传，给消费者带来了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中国白酒的历史就像中国的文明一样，源远流长。
可是有句话叫做“越炫耀什么，就越缺少什么”。
恰恰相反，在老祖宗留给中国人的诸多遗产里，白酒几乎算是最年轻的那一个。
杜甫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就冲这句，你就知道诗仙喝的不是白酒。
唐代的度量衡，有大斗小斗两种，大斗大约相当于现在12斤，而小斗大约4斤。即便按小斗算，诗仙要是喝了四斤白酒，估计要坐时光机穿越回来抢救。
打虎的武松，上山前连喝了十八碗，那个也不是白酒。不然老虎肯定大喜过望：“这自助餐真讲究，还专门腌了腌再送过来”。
中国酒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发酵酒”和“蒸馏酒”两个时期。
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元朝以前，都是以发酵酒为主，酒精度比较低，和今天的黄酒类似。所以才有武松打虎的“酒壮人胆”，也有李白“会须一饮三百杯”。
元朝之后，蒸馏酒的酿造法才传入中原。
但直到解放前，高度数的蒸馏白酒也一直不是主流。酿制白酒的酒厂少，喝白酒的也少。
文人雅士不喝白酒，连穿短衫的孔乙己，喝的也不是白酒。
最靠谱的，还是蒙古人西征的时候带回来的。
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进行的第三次西征，远至叙利亚和埃及，并在波斯地区建立了伊利汗国。
在阿拉伯地区，蒙古人征服了一切，唯独却被当地的酒征服了。这里的酒不再像自然发酵的马奶酒那么寡淡。而是像刀一样，从口腔顺着食道一直烧到胃。
这种霸道的酒，和“朝不保夕、刀口舔血”的战士正是天作之合。因此，阿拉伯烧酒就在蒙古大军中迅速风靡。
每一个残酷的年代，都是瘾品传播的黄金年代。烟草盛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可口可乐流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造成的肉体创伤和心理创伤，在当时唯有烈酒可以治愈。
而白酒在中国的真正流行，也正是近代中国另外一场漫长战争的结果。
随着南征南宋的蒙哥汗死在钓鱼城下，蒙古内乱。西征的旭烈兀回师中原，支持忽必烈称帝。阿拉伯人的蒸馏酒技术，就这样随着蒙古大军来到中国。
在古埃及，法老和贵族最大的事就是死后制成木乃伊，以求万年不朽。
制作木乃伊，需要香树脂涂抹防腐。而香树脂就是埃及人民通过蒸馏松脂获得的。
地中海另一边的好邻居阿拉伯人，第一次把蒸馏技术运用在酒上，从此蒸馏酒就诞生了。
蒸馏酒技术的发明，不仅证明了阿拉伯人的创造能力，也把平淡无奇的世界变得色香味俱全。
阿拉伯人并没能因为这项发明高兴太久，蒙古铁骑就踏碎了这个国家。
作为俘虏，一部分阿拉伯人带着蒸馏酒技术来到中国，打开了中国蒸馏酒的篇章。
同样，这项技术也随着逃难的阿拉伯人民散落到世界各地。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荷兰的杜松子酒、法国的白兰地、苏格兰的威士忌、中国的白酒、俄罗斯的伏特加、古巴的朗姆酒，这些被称为“世界六大蒸馏酒”的不同酒种，都是师出同门的师兄弟。
但是不管哪一种产物、理论，甚至宗教，只要来到中国，都会有一个本土化的过程。
佛教和儒家结合，有了禅宗。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结合，有了毛泽东思想。
外来的蒸馏酒技术和中国本土曲药发酵工艺结合，变成了白酒。这种结合，也造就了白酒和其他蒸馏酒，最大的区别。
所谓曲药，就是在传统白酒酿造过程中，混合在粮食中的发酵剂，让粮食转化成酒。中国曲还衍生出了一个了不起的功能——产香。
而因为没有中国曲的增香作用，西方的蒸馏酒，多数通过橡木桶陈放，让酒来吸收木头的香味。
白酒，中华文明的最佳载体
中国白酒有了大曲，有了香味以后，就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白酒酿造工艺和中国各地风土人情、饮食风味的再结合，也就有了酱香、浓香、清香等香型的分类，也让白酒开始牢牢扎根于中国的每一寸土地。
而白酒中的酱香酒，更是大曲使用比例最多，香味因子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酒类。
白酒在中华文明的丰饶遗产中，并不古老，至今仍然充满着勃勃的生命力。
迎来送往，婚丧嫁娶，都少不了白酒。中国人几乎每一个重大的生活节点，都离不了白酒的参与。中国人的欢笑、幸福、悲伤，也都离不了白酒的陪伴。
它是悠久的中华文明和外来文化深度结合的优秀产物，并在新的时代浪潮中，重新获得认可。
所以，“年轻”的白酒，不知不觉中，早就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最佳载体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