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会信息

【展览】来处与归途——三燕百年(1/3)

 作者：本站编辑  2026-08-04 14:21:05  0

展览名称：来处与归途——三燕百年

展览地点：深圳博物馆

展评：“来处与归途：三燕百年”是深圳今年颇为重要的古代文物大展。在辽宁省博物馆的协助组织下，辽宁三燕文物首次大规模“组团”出省展出。展出文物涵盖金器、玻璃器、铜铁器及陶器等，看点颇多。其中，迄今考古发现最早有绝对年代可考的双马镫实物、最早的三燕文化铁马胄尤为珍贵。

可惜布展方式存在一些遗憾。尤其是展柜中的几枚印章，竟直接平扣在展台上，观众只能看到印钮与印身，完全看不到印面上的文字。印章的核心信息恰在于印文所承载的官职、封号与历史身份，这样的陈列方式让观众与关键的历史信息失之交臂，实在令人惋惜。

前言

魏晋乱世，战火纷飞，慕容鲜卑于动荡中崛起，在辽西大地建立前燕、后燕、北燕，铸就了独具特色的三燕文化，这是一段在迁徙中融合的历史。

三燕文化处于中原农耕文明、北方草原文化与东北边疆族群文化的交汇地带，在动荡不安的大环境中，成为多元文化碰撞与共生的缩影。那些跨越千里的器物往来、兼容并蓄的生活痕迹，正是不同族群在接触中相互交流、彼此塑造的生动见证。

本次展览由深圳博物馆联合辽宁省博物馆、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北票市博物馆、朝阳博物馆、朝阳县博物馆共同呈现。

我们回望三燕，不仅为了追寻一段尘封的族群故事，更意在凝视历史中那些漫长的相遇、冲突与融合。在流动与变迁依旧的当下，那段历史的余韵，仍在岁月长河中悄然流淌。让我们一同踏入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长卷，探寻三燕文化的来处与归途！

慕容鲜卑是谁？

“慕容”这一名称，究竟源自步摇冠的形象，还是寄托了对天地德行、日月星光辉的仰慕？现今已经难以考究清楚。

在文字之外，慕容鲜卑的真实面貌曾长期隐没于历史深处。直到辽宁北票市房身村一带的考古发掘展开，文献中的“辽西慕容鲜卑”才逐渐跃出纸面。1957年，辽宁北票房身村M2墓葬出土了多件摇叶金饰，生动再现文献中慕容鲜卑“多冠步摇冠”的形象。

▼透雕龙凤纹金饰

西晋

1956年北票徐四花营子乡房身村M2出土

辽宁省博物馆藏

揭开慕容鲜卑的面纱，不妨从这件配饰开始。透雕龙凤纹金饰为方形金薄片，薄片内以对角线垂直交叉分割，镂空透雕两龙两凤。边框及十字边上均有钻孔，系数有数枚花叶状小圆金片。慕容鲜卑喜爱使用黄金制作配饰，并常常环系小金片于配饰上，行走时金片晃动，体现了慕容鲜卑对摇曳之美的追求。

▼凤纹嵌玉新月形金饰

西晋

1956年北票徐四花营子乡房身村M2出土

辽宁省博物馆藏

这件饰物弯如新月，中间镶嵌一块长方形青玉，金片包边，四角用金铆钉固定。玉片两侧镂刻着飞舞的凤纹，线条柔美流畅。周边突起一圈联珠纹，共十八颗，每颗都有细密的小孔。月牙两端各开四孔，可以穿线悬挂作为饰品，或缝在衣物上作点缀。这是具有鲜卑特色的饰品。

文献中的慕容鲜卑

慕容廆，字弈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其后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余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曾祖莫护跋，魏初率其诸部入居辽西，从宣帝伐公孙氏有功，拜率义王，始建国于棘城之北。时燕代多冠步摇冠，莫护跋见而好之，乃敛发袭冠，诸部因呼之为步摇，其后音讹，遂为慕容焉。或云慕二仪之德，继三光之容，遂以慕容为氏。祖木延，左贤王。父涉归，以全柳城之功，进拜鲜卑单于，迁邑于辽东北，于是渐慕诸夏之风矣。

——《晋书》卷一〇八《慕容廆载记》

鲜卑

鲜卑出自东胡，史载其“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其他史籍对于其得名的描述与此大略相同。由此来看，“鲜卑”得自居住地点的名称。随着20世纪80年代嘎仙洞遗址的发现及后续的研究，学者已基本认同大鲜卑山在大兴安岭北段的观点。

东汉前的鲜卑部族由于地处乌桓部族的北方，未曾与中原王朝直接通使。直到东汉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年），鲜卑部族跟随匈奴侵犯汉朝边境，这是史书中关于鲜卑与中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首次明确记载，鲜卑由此正式进入中原王朝的视野，登上历史舞台。

鲜卑民族内包含众多部落。本展览的主角慕容鲜卑便是其中一支，后来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鲜卑亦在其中。

三燕与三燕文化

慕容鲜卑在中国北方多民族国家形成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慕容鲜卑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燕、南燕，以及在西北的吐谷浑等多个政权，鲜卑化汉人冯跋等人在后燕基础上建立了北燕。而“三燕”专指其中定都于龙城（今辽宁朝阳）的前燕（337-370年）、后燕（384-407年）与北燕（407-436年）。

三燕文化指以慕容鲜卑文化传统为主体，吸收融合周边地区其他民族多种文化因素而形成丰富内涵、鲜明特色的考古学文化。辽宁正是三燕文化的主要分布区。

山河往复

三燕的迁徙与融合

慕容鲜卑隶属于鲜卑诸部中的东部鲜卑体系，与同时活跃于北方草原与边塞地区的拓跋鲜卑、宇文鲜卑、段氏鲜卑等部族，共同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影响深远的鲜卑族群。

东汉末年至魏晋时期，中原政权频繁更迭、边疆失控。战火与迁徙交织成这个时代的底色。在此动荡背景下，慕容鲜卑迅速崛起。慕容鲜卑的脚步在山河之间游走，疆域随铁骑所向而此消彼长，都城亦随着形势变动而一再迁移。正如那金饰上晃动的摇叶一般，一切都处于变动之中。也正是在这跌宕起伏间，三燕文化被一点点铸就。最终呈现迁徙与定居、战争与融合的精彩图景。

南进与北归

三燕政权的都城迁徙史，是其兴衰历程与战略调整的空间写照。

前燕从辽西棘城、龙城逐步南移至蓟、邺，是主动扩张与治理重心转移的体现；后燕、北燕从中原北撤，最终退守龙城，则是外部战争压力下被动收缩的必然结果。龙城作为三燕政权的地理原点与最终归宿，尤其凸显了辽西地区在慕容鲜卑族群兴衰中的核心地位。

都城的每一次移动，都是其国力消长与生存策略最直接的注解。攻守的易势，不断重绘着版图上短暂而动荡的边界。

龙城：慕容鲜卑的根据地

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是慕容鲜卑在辽西地区营建的第一座城市。

在长达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脉络中，龙城先后作为前燕、后燕、北燕三燕都城；北朝至隋唐时期，成为经营中原东北的核心军政枢纽营州的治所，营州是北魏在东北地区所置唯一州级建制，唐开元年间又设平卢军节度使于营州；辽金元三代则延续为兴中府（州）治所，由中原经营东北地区的前沿变为辽金的腹地。

龙城的城市功能随朝代更迭不断演变，始终屹立于中原农耕文明、东北边疆族群及北方草原文化之间，成为多元文明交流、碰撞与融合的关键舞台。

▼“令使”铭陶片

前燕

2000年北票金岭寺建筑遗址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此筒瓦残片刻有隶书“令使”二字，含义不明。从字体形态来看，“令使”应以金属或坚硬的竹木器在未入窑烧制的陶坯上随手刻成。残片出自北票金岭寺建筑遗址。该遗址位于龙城（今朝阳市）东北方向，应为前燕始建的高等级建筑，使用年代可能横跨前燕、后燕、北燕。

▼“太平”年款陶瓮残片（附拓片）

北燕

2002年朝阳北大街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行书“太平十三年孙龙造匠潘愿”，见于一件陶瓮肩上，系烧制后所刻，字迹潦草生硬，笔画纤细无变化，多连属。“太平”为十六国北燕冯跋在位时的年号（409—430）。

▼人面半瓦当

前燕

2004年朝阳老城三号地点04CLIVH19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这块半圆形的灰陶瓦当上，浮雕着一张生动的脸，细长的眉毛、圆瞪的眼，还张着嘴露出牙齿，下巴的线条像是胡须。此瓦当是屋檐筒瓦的前端遮挡。邺北城南墙潜伏城门遗址也出土过类似样式的人面瓦当。

龙城仿照曹魏邺城布局而建？

曹魏邺城开创了中轴对称的城市布局，并将城区明确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为宫城，南部为外城，这在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发现表明，龙城同样将宫城置于城区北部，且宫城南门与北门南北相对，形成一条南偏西约30度的南北轴线，其城市布局明显受到了邺城的影响。此外，前燕统治者自重用汉族大臣、鼓励农桑至推行礼教，皆亲身倡导。因此，当日朝阳城作为都城兴建时，其规划必然深受汉族城市建设思想的影响。龙城的修建甚至委任北平人阳裕为主要规划者，史载“及迁都和龙，裕雅有巧思，所制城池宫阁，皆裕之规模”。由此可见，龙城的建造也生动体现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

▼佛坐像

北魏

2003年朝阳老城三号地点03CL②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红陶模制。因陶易碎而很难保存，故陶佛坐像不常见。表面施白色化妆土。眉间有白毫，双耳落垂于肩。披袒右袈裟，结跏趺坐，双手施禅定印。面部一侧及肩背部略灰黑，似经火烧。龙城北魏时成为营州的治所，营州佛教在北燕基础上继续发展。此物便是当时佛事兴盛的实物证据。

▼胡人头像

唐

2003年朝阳老城三号XQ⑤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陶质。此胡人头像发髻高梳，留倭发罩住耳朵，头戴以三角纹和斜线纹为饰的巾帻。深目高鼻，双眼有神，颧骨高凸，双颊丰满，嘴微张似欲语，下颌留须。五官及发饰具有鲜明的西域人特点。

▼胡人头像

唐

2003年朝阳老城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石质。这件人头像面部刻画略显瘦削。高眉骨，凤形眼，鼻梁笔直，双眼炯炯有神地注视前方，有八字须和络腮胡；双耳垂处有圆形戳洞，可见应戴有耳饰。此像小巧，人物五官神态刻画生动、细致，具有异域人的特点。

乱世里的相遇与塑造

在四至五世纪东北亚的历史舞台上，慕容鲜卑从辽西的土地上崛起。这是一个秩序流动、充满纷争的年代，各方势力在东北亚相遇、交锋，形成紧密而不稳定的你来我往。频繁的人口迁徙与文化激荡，交织出多民族杂居共生的鲜活图景，碰撞与融合共同滋养了辽西地区文明。流动的往昔，照见的正是那个不确定时代里民族互动的缩影：于战乱间育生机，在流动中塑认同。

慕容鲜卑及鲜卑其他部落

鲜卑内部随时局的变化，建立或解散部落联盟。235年，曹魏派人刺杀了轲比能,以轲比能为中心的鲜卑部落联盟解散。解散后，我国北方地区出现多个鲜卑部落，其中拓跋、宇文、段、慕容等四部较大。他们的领土犬牙交错。如此近距离地生存、发展和繁衍，战争根本无法避免。在彼此之间的交战中，有的鲜卑部落不断发展壮大，有的鲜卑部落则逐渐衰落，甚至最终销声匿迹。

▼双耳镂空圈足铜鍑（fù）

前燕

朝阳十二台乡十二台M3出土

朝阳县博物馆藏

鍑为一种炊具，根据圈足的设计，专家猜测此铜鍑应当是置于地面上燃火烹煮食物。而镂空圈足可起到防热能散失，增强热效的作用。

铜鍑源于北方草原地区，在西周到北朝时期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而双耳镂空圈足鍑是鲜卑文化的典型器物。直口深腹双耳，喇叭状高镂孔圈足，多为铜铁质地。

汉人

慕容鲜卑的汉化起步早、程度深。自三国时期起便与汉人接触，西晋末年，慕容廆（wěi）迁都棘城后，系统推行汉制，广纳因永嘉之乱流亡而来的汉人士族。这些汉人在前燕政权庇护下得以安身立命，逐渐融入当地社会。慕容廆还兴办教育，甚至亲自授课。慕容皝（huàng）设立学校、编纂教材，慕容儁常与群臣讲论经史、赋诗唱和。慕容政权在立国前已积极吸收汉人典章、礼制与文学，水平远超同期的拓跋鲜卑，成为十六国草原民族主导的政权中与汉族交流的典范。酱釉陶器和辽阳壁画墓群的发现都展现了汉人在辽西的生活与文化影响。

▼酱釉陶杯

前燕

朝阳十二台乡砖厂王子坟山M4出土

朝阳县博物馆藏

这组敛口平底杯，器壁较薄。为轮制，后经修整。外壁饰三道弦纹。底部有支钉痕迹。从其制作工艺来看，是南方窑口烧造的釉陶器，为典型的东晋样式，或可作为当时慕容鲜卑与东晋王朝之间政治、文化交流的实物例证。

▼楼阁图

现代摹本

1944年据辽阳北园一号墓壁画临摹

辽宁省博物馆藏

画面由三部分构成。左侧绘两人眺望，戴进贤冠，着深褐袍，拱手，原人物上方题“小府史”，两人应为属吏；中间为重檐三层阙楼，黛瓦朱栏，顶立凤凰，右垂脊上一黑鸦作回首惊顾欲飞状，远处裸人弯弓欲射，是为“凤凰楼阁图”；右侧楼阁下方为百戏乐舞，围绕朱红建鼓，表演倒立、舞轮、弄丸、跳剑、兽舞等，旁有跪坐人物作观赏状。

夫余

夫余是东北亚地区的古老部族，至迟于西汉初年已形成政权，存续六百余年。公元494年，夫余王携家眷投奔高句丽，其国遂亡。

慕容鲜卑与夫余之间存在军事冲突、人口流动与政治整合等多重互动。302年，慕容廆首次攻破夫余，掠走万余人口；347年，慕容皝再次大举进攻，俘虏五万余众，夫余自此名存实亡。其间夫余虽得西晋支持短暂复国，但随着中原动荡而失去庇护。亡国后，其人口先被迁至辽西，继而随前燕进入中原，部分上层被后燕授予王号以示笼络。最终，夫余在三燕政权体系下，逐渐融入了十六国时期的民族交融进程之中。

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

此墓葬群排列密集有序且极少打破关系，诸墓死者头向皆朝东北。随葬品中生产工具与兵器、马具共存，文化面貌高度一致，研究人员推测此处是遵循一定原则下葬的夫余人公共墓地。

该墓地是中国北方地区迄今所见规模最大的三燕文化墓地。该墓地位于辽宁省北票市喇嘛洞村西山坡上，坡下属大凌河的冲积平地。在6600平方米左右的范围内约共存435座墓葬，其中三燕时期的墓葬420座，出土了一大批珍贵文物。

近年研究人员从生物考古学的视角，应用体质人类学、分子考古学以及稳定同位素谱分析，对喇嘛洞三燕时期居民的族属问题进行综合性考察。结果表明，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很难直接关联鲜卑人。喇嘛洞三燕文化居民的主体或许确实是来自第二松花江流域的夫余人，但仍需更多资料加以验证。

▼鹿形铜饰

前燕

1988年北票喇嘛洞墓地IM7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由铜片裁制、组合而成，呈立体雕塑状，鹿首引颈回眸。

在喇嘛洞墓地中，鹿形铜饰和鹿首形铅饰皆放置在墓主人的胸部或腰部附近。此种鹿形饰具体为何作用，尚是未解之谜。

高句丽

高句丽是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7世纪活跃于中国东北鸭绿江两岸及朝鲜半岛北部的边疆民族政权。

三燕政权与高句丽围绕着辽东地区展开了长期的争夺。在数次战争后，高句丽向前燕朝贡称臣；后燕时期，双方势均力敌；高句丽在与北燕的交往中反客为主，逐步占据了辽东地区。

高句丽与三燕因战争迁徙、遣使交聘、通商交流等多种因素，人口流动使慕容鲜卑的马具、金步摇、建筑瓦当样式等东传高句丽，形成文化上的交融。

▼金钗

前燕

1998年北票喇嘛洞墓地ⅡM266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以0.35～1.6厘米宽的金片条对折成“U”形，其弯折部较宽，尖部作圭首状。

钗是戴在人头部的一种装饰物，主要功能是固发、固冠以及装饰头发，一定程度上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历代都有使用。魏晋十六国时期的钗，多为金片一体打造制成，钗针较细，端部较尖，中部弯折处宽。

▼金耳饰

前燕

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上部以金丝拧结成坠架与挂钩，下部层层垂缀摇叶，是三燕文化金耳饰的另一重要类型。金耳饰的结构使其在行止之间轻颤生姿，富有动感，增添灵动之美。

▼金耳坠

前燕

1988年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由金管弯制的耳环和两层衔叶金泡组成。耳环下接短链，短链连接上下两层金泡。上层金泡有九枚摇叶,下层有十一枚摇叶。共残缺四枚摇叶。

此类上部有环形穿鼻,下部套接金叶垂饰,为三燕文化金耳饰主要形式之一。

▼莲花纹筒瓦

前燕

2000年北票金岭寺建筑遗址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在靠近海参崴的吉林省珲春市发现了与其相似的瓦当残片。为何直线距离近千里的两地会出现类似瓦当?研究认为，古城村1号寺庙址的网格纹复合枣核纹瓦当，应是因战乱流亡至高句丽的三燕工匠，与当地工匠共同制作的产物。战争导致的人口流动，使三燕文化对高句丽文化产生了影响。

吉林珲春古城村1号寺庙址出土的网格纹复合枣核纹纪年瓦当残片

▼车骑图

现代摹本

1944年据辽阳北园一号墓壁画临摹

辽宁省博物馆藏

中间三驾马，黑盖赤帷为“主车”。垂赤色长绶，车轴头还挂有赤色飞旐（líng）。帷帐遮挡，看不见主人，只见御者勒缰驾车飞行急驰，五从骑紧随车后横列并行；主车前后各有“导车”和“随车”一辆，均为白盖小车，车坐随行吏员二人，“导车”和“随车”前后又有“导骑”和“随骑”；在行进队伍的上方还有四个“随骑”手持棨戟。此图展现墓主人生前仕途的车马出行场景，显示墓主人高贵显赫的地位。

飞铃（líng），即系在马车车轮轴上绶带样的车饰。二千石以下的官吏所乘之车是不能使用。墓主人官品或为二千石。

棨（qǐ）戟，一种由木料制成的长柄戟，上面涂覆赤色油彩或包裹赤黑色缯帛，其形制由古代兵器“戈”演化而来，长度约一丈余。与实战用戟相比，棨戟的刃部经过钝化处理，更突出礼仪和象征意义，而非实战功能。

兵戈与烟火

三燕的战争与生活

魏晋十六国时期，频繁的战争影响着社会运行。战争从未远离日常，日常亦在战争中延续。本单元呈现三燕时期战争与日常生活交错并存的历史面貌。甲骑具装在战场压力下不断改进，反映对作战效率的追求；经济产业在动荡中支撑生产与秩序，呈现社会结构与文化取向的变化；而石室墓葬与壁画，则保存了人们对身份、礼制与传统的理解。

铁骑纵横甲骑具装

旌旗翻卷，铁骑奔腾，铠甲与兵刃在冲锋中映射冷光，军阵在尘土与号令中不断展开。魏晋十六国时代，政权割据，持续而广泛的战争逐渐成为这一时代的日常经验。冲突与对抗中，重装骑兵逐渐成为战场上的核心力量。三燕文化下的甲骑具装，正是在这样的战争压力中升级与改造，以追求更高的作战效能。其随后经由高句丽传播至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对东亚地区马具与甲胄系统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环首铁刀

前燕 / 三燕

1994年朝阳太平房镇公孛村北山出土

朝阳县博物馆藏

环首刀是刀首呈环状的直刃刀，单面开锋，厚脊薄刃。刀首环的功能是防止脱手，亦可用丝绳将刀环与手腕绑起来，在脱手后可迅速找回。相比剑，环首刀更利于劈砍，适合骑兵作战，为中国古代骑兵代表兵器之一。

尖兵利器的武士加上全副武装的战马构成了三燕时期的所向披靡的重装骑兵。

甲骑具装

“甲骑具装”即人甲与马甲的合称，是古代重装骑兵的防护装具，从十六国到隋流行了300余年。人甲包括身甲、颈甲、铁兜鍪（móu）等，马具包括马胄、胸甲等。朝阳市十二台营子和北票喇嘛洞出土的甲骑具装实物，标志着三燕时期重装骑兵的出现，在北方民族文化史和战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铁兜鍪（móu）

前燕

1988年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铁兜鍪是甲骑具装中保护头部的铁铠。此兜鍪底边至耳，以条状铁甲叶铆接而成。

88M1出土的甲骑具装为国内首次发现，填补了重装骑兵考古空白，此兜鍪即其中一部分。该墓规模大、随葬丰富，包括成套铜鎏金马具与甲骑具装，表明墓主地位高，且社会生产力有较大发展。

军营组织：营户

营户，是在军营中形成的战斗、生产、生活多位一体的集团，分为国家军营户和慕容鲜卑贵族、将领私兵部曲构成的军营户两类。营户成员以少数民族常备军、将领部曲及其家属为主，这一部分人另立军籍，带有且耕且战的属性。从少数民族部落战士转化为世代当兵的营户，由于是兄弟子侄、邻里好友共同服役，使其相互之间具有很高的默契度和共同的利害关系，因此部队战斗力强、团结度高、忠诚度高。

▼凤纹山形铜鎏金箭箙（fú）饰

前燕

2005年朝阳柳城镇腰而营子红砖一厂出土

朝阳县博物馆藏

箭箙为盛放弓箭之具。此山形饰片推测为箭箙口部的饰件。围绕正中间的卷云纹图案，左右为对称展翅飞舞的凤凰，纹饰线条由连续錾刻的细密楔形点构成。

▼鎏金镂空铜带饰

前燕

1998年北票喇嘛洞墓地ⅡM101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此两件带饰应为革带的首、尾两端，背衬铜片与此带饰之间或缀以丝带，或缀以革带。均为前圆后方的矩形，大小相同。正面錾刻镂空一龙纹，周边加贴一层边框，上铆四或五个钉，背衬铜片，其中带扣前端具穿带孔，孔侧具一扣槽，扣舌已失。

▼鎏金铜带扣

前燕

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

北票市博物馆藏

2件形制相同，舌形卡环，后接条形折叶，折叶上镂刻三个凤纹，边缘加饰一道由水波纹和圆珠纹组成的纹饰。

▼七銙（kuǎ）鎏金铜带具

前燕

朝阳县土废收购站回收，1973年出土于北票章吉营子乡西沟村古墓

朝阳博物馆藏

由带扣、带銙组成。带扣前圆后方，里侧向内伸出两个尖凸，卡舌和衔接革带的镂空折叶都固定在后面的方形边框上。带銙上部方形，有两相背的弧形镂孔，銙环形。此组铜带具与革带组合即为古代使用的腰带。

▼鎏金铜带銙（kuǎ）

前燕

北票喇嘛洞墓地出土

北票市博物馆藏

带銙的上部呈方形，中部有镂空卷叶形纹，左右对称，四角及上下中部有铆钉铆合；下部垂挂镂空桃形叶。器表均匀刻划短线纹。

▼鎏金铜镂空后鞍桥包片、翼形片

前燕

1988年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出土

朝阳博物馆藏

均为包在木质鞍桥上的片饰，背面尚存朽木质。后桥包片的制作先錾刻楔形点，后连贯成纹样，并将纹样轮廓外空地镂空，形成透雕效果。纹样以对凤纹为中心，在龟背纹内刻龙、凤、怪兽、鹿、人首凤身（羽人）。

两块翼形片上镂刻龟背纹和凤纹，方孔外刻一字，无法辨识；边缘处则刻以连续凤鸟纹带，周边密布钉孔。细看这些纹样，您能认出几处龙、凤、鹿与羽人吗？

马镫

马镫最初用于辅助上下马。而双马镫的出现，使骑兵能够稳坐马背、双手持武器，甚至借力直立，从而调动全身力量，发挥战马和长兵器的冲击力，极大提高了格斗的能力。小小的马镫撬动了战争形态的变革。

世界上较早有明确纪年的马镫资料发现于中国，是1958年湖南长沙南郊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302年）墓的青釉骑俑。根据中国早期马镫资料，能够排出由单镫到双镫的演进序列。中国发明的马镫向东传播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向西则影响到欧洲，因此有些西方学者把马镫称为“中国靴子”。

▼铜鎏金木芯钉双马镫

北燕

1965年北票西官营子冯素弗墓出土

辽宁省博物馆藏

整体以桑木条揉拗做成镫圈，上为带孔的长柄，沿圈条的外壁包钉一层鎏金铜片。此马镫制工精美，为十六国时期北燕鎏金工艺品的代表作之一。

它是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有绝对年代可考的双马镫实物。它们的出现改变了骑兵史。

▼铁马胄

前燕

1988年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出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铁马胄用于保护战马头部。由面罩、护颊板、护唇片三部分构成。面罩以五块条形铁片铆制，额前护片折起如冠。护颊板分置两侧，与面罩间留弧形缺口供马眼露出，护唇片接于面罩前端。三部分以铁销相连，可转动折叠。

此为国内首次发现的完整马胄实物，为研究三燕时期重装骑兵装备提供了关键资料。

高桥鞍

高桥鞍是马鞍发展演变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三燕文化的高桥鞍为木质骨架，前后鞍桥都垂直于鞍座，且后鞍桥大于前鞍桥，鞍桥多有鎏金或进行精雕细刻的镂孔金属包片。前后鞍桥的出现提升了骑乘的稳定性，木质骨架可以更好地将人的压力分散到马的两肋，从而缓解骑行时人和马的不适感，延长连续骑行的时间。高桥鞍和马镫的结合，改变了骑兵作战方式，让重装骑兵的机动性和战斗力大大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