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展为什么开进了经贸博览会? ——从一张参展名单,看中泰教育合作的结构性变局

7月22日，2026泰中合作博览会将在曼谷IMPACT Challenger Hall 2开幕。

图1｜2026泰中合作博览会于开幕式现场

从活动安排看，这首先是一场经贸博览会。展馆内有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智能装备、通信、金融、物流、食品和企业服务；论坛讨论的是泰中产业链、投资政策、工厂设立、税务海关、外籍用工、电动汽车产业和AI应用；泰国投资促进委员会、东部经济走廊办公室、海关、工业工厂厅、就业厅等政府部门，也将在现场提供投资、建厂、用工和通关咨询。

但在这样一场以产业和投资为主的活动中，主办方专门划出约400平方米设置教育专区。展位图显示，参展单位不仅有中国综合大学、财经院校、理工院校、师范院校和语言类院校，还有职业大学、中学、中文教育机构，以及泰国负责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主管部门。教育展旁边，则是企业招聘和人才服务专区。

图2｜约400平方米教育专区及参展机构分布。　

截至开幕前，本届博览会的筹备数据已逐步明朗：参展企业约 270 家，招聘区汇集 48 家企业并提供 3000 余个岗位；教育专区则吸引了 30 余所高校及机构入驻，集中提供 900 余项奖学金。相比首届博览会（32 家院校机构、500 余项奖学金、收到 915 份申请），今年参展的教育机构数量虽基本持平，但奖学金供给量激增了接近 80%。这意味着，中泰教育合作不仅在规模上保持稳定，在资源投入与支持力度上更迎来了显著提升。

在一场以产业和投资为主的经贸博览会里，放进一个教育展，难道只是为了多搭几个招生的展位？

并非如此。这一看似跨界安排的背后，反映出一个更值得关注的信号：随着中泰合作由单纯的贸易往来，深入到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数字技术与区域供应链领域，中泰教育合作也开始摆脱传统的“纯留学”与“文化交流”模式，全面转向与产业岗位需求、企业用工以及人才本地化的深度绑定。

毫无疑问，中泰教育合作最直观的表现，仍然是学生的双向流动。但从最近两年的情况看，双方的招生市场正在呈现不同的变化。

一方面，在泰国学生赴华留学这一边，中国高校的主动性明显增强。2026年6月举行的中国高等教育展，共有34所中国高校集中来泰参展，其中不仅包括综合类和语言类院校，也包括理工、财经、医学、航空航天等不同类型的高校。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在活动中披露，目前在华泰国留学生已经超过2.8万人。^[1]

这说明，中国高校在泰国招生已经不再是少数院校的零散活动，而是在逐渐形成更加主动、更加系统的生源开发。学校不再只是通过合作院校、中文教师或留学机构接收申请，而是直接进入泰国，向学生和家长介绍专业设置、奖学金政策、培养模式和未来发展方向。

另一方面，在中国学生赴泰留学这端，数据的变化表明市场正进入明显的结构调整期。泰国高等教育、科研与创新部在2026年7月20日更新了外国在校生数据。该数据将“外国学生”定义为在泰国高等教育机构就读、没有泰国国籍的各年级在校生。笔者按照国籍和院校类型对官方CSV数据进行了汇总：泰国学年2566、2567和2568，也就是公历2023、2024和2025学年，中国籍在校生分别为23885人、28070人和25019人。2568学年比上一学年减少3051人，降幅约为10.9%。^[2]

但进一步拆分就会发现，这不是所有类型高校的同步变化。私立大学中的中国籍在校生由17045人降至13642人，下降约20%；自治型公立大学则由5680人微增至5692人，基本保持稳定；部分公立大学系统中的中国学生人数仍在增长。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这一变化概括为“中国学生不来泰国了”，更准确的判断是：中国学生赴泰留学已经从此前相对普遍的增长，进入院校、专业、项目和授课模式进一步分化的阶段。

过去，距离较近、费用相对可控、入学方式灵活，本身就能构成较强的市场吸引力。现在，学生和家长会进一步比较课程是否真正实施、授课语言是否与宣传一致、教师和学生服务是否稳定、毕业要求是否清楚，以及学历之后能否继续升学或进入就业市场。

对于泰国高校而言，接下来的竞争也不能只靠扩大招生渠道。真正决定项目能否长期稳定的，将是专业差异、教学质量、学生服务、合规管理和毕业后的发展出口。

市场并没有消失，但市场选择开始变得更加具体，也更加理性。

这种变化与中国高校加强来泰招生放在一起看，就形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局面：中国高校更加主动地寻找适合赴华学习的泰国学生，泰国高校则需要重新证明自己为什么仍然值得中国学生选择。中泰双向留学的重点，正在从“还能不能继续增加人数”，逐渐转向“能够吸引什么样的学生，并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培养结果”。

过去，泰国学生申请中国高校，最熟悉的考试是HSK。对于中文授课项目来说，HSK主要判断学生是否具备使用中文完成学习的语言基础。

但从2026/2027学年开始，来华留学本科招生增加了一个重要变量：来华留学本科入学学业水平测试，也就是CSCA。

根据中国驻外使领馆发布的中国政府奖学金申请通知，自2026/2027学年起，申请来华攻读本科学位的奖学金申请人，需要在提交申请前参加CSCA，并提交有效成绩。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中国高校也已把CSCA列入全部国际本科申请人的材料要求。以浙江大学2026年招生简章为例，中文授课专业仍然要求申请人提供HSK成绩，同时所有本科国际申请人还须提供CSCA成绩。^[3]

这说明，CSCA并不是对HSK的简单替代。两者承担的是不同功能：HSK主要检验语言能力，CSCA则增加了对学科基础和专业学习能力的判断。

按照CSCA官方科目设置，数学和专业中文属于核心考试科目，物理、化学则根据申请院校和专业要求选考；具体科目组合、试卷语言和成绩要求，仍以各高校招生简章为准。^[4]

这一变化的政策含义很清楚。过去，来华本科招生较多关注学生能否使用中文学习；现在，高校还要进一步判断学生的数学、物理、化学和专业学习基础，降低学生进入大学以后跟不上课程、转专业或中途退学的风险。

图4｜北语社与泰国华文教师公会等联合举办的泰国教师 CSCA 考试与备考辅导讲座。

对奖学金选拔来说，这意味着资助逻辑正在由鼓励学生“来到中国”，进一步转向筛选更有可能完成专业学习的学生。对泰国中学和教育机构来说，工作内容也将发生变化。过去的留学服务主要包括学校介绍、申请材料、HSK培训和签证办理；今后还需要增加CSCA科目规划、数理化基础辅导、专业能力评估以及中文授课和英文授课路径设计。

这也会改变奖学金生和自费生之间的市场结构。奖学金项目的学术筛选更加明确以后，一部分学生可能转向高校自费项目、校际项目或其他市场化升学渠道。与此同时，自费申请也不会再简单等同于“没有学术门槛”，因为部分高校已经把CSCA扩展到所有国际本科申请者。

可以预期，随着中国高校加强海外招生、奖学金选拔更加注重学术基础，自费项目和市场化招生的重要性将进一步上升，民办学校、教育机构和留学服务平台也会承担更多专业匹配和升学准备工作。

它们的价值将不再只是帮助学生拿到一份录取通知书，而是帮助学生判断：自己的学术基础适合什么专业，应该参加哪些考试，能否完成课程，以及这段教育经历最终能够通向什么职业方向。

过去相当一部分泰国学生赴华学习，专业集中在汉语、国际中文教育、中国文化、旅游、工商管理和部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种结构与当时的就业需求有关：泰国中文教育需要教师，旅游和服务行业需要中文人才，中泰企业也需要翻译、行政和沟通协调人员。

在那个阶段，会中文本身就是一种比较稀缺的能力。

现在，专业供给和就业需求都在变化。今年中国高等教育展的专场宣讲已经覆盖中医药、理工、航空航天等方向；本届泰中合作博览会的企业和招聘名单，则涉及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通信、金融、工程建设、物流、软件、食品制造、检测和零售等多个行业。7月24日的产业论坛还将集中讨论电动汽车如何带动泰国本地产业链，以及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1]

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即使单纯从中国高校在泰国展示的学科结构、CSCA对数学和理化能力的重视，以及中泰产业合作所产生的岗位需求看，专业选择由语言文化向工程、数字技术、财经、医学药学和应用科技拓展，已经成为一个清楚的方向。

这种变化意味着，中文在人才培养中的位置也在调整。过去，一部分学生把中文本身作为专业和职业方向；今后，越来越多学生需要把中文作为学习专业、进入企业和处理跨境业务的工作语言。企业真正需要的，不只是能够翻译会议和文件的人，还包括能够使用中文处理设备、品质、采购、物流、财务和客户问题的专业人员。

但理工、医学和应用型专业扩大以后，还会带来一个容易被招生宣传忽略的问题：学生在中国获得的专业学历，回到泰国以后能不能直接用于执业和就业。医学、药学、护理、工程和教师教育等领域，都可能涉及泰国本地的学历认可、课程审核、职业资格考试和执业许可。泰国医学委员会持续公布获得认可的外国医学院校名单；泰国工程师委员会也对受监管工程专业的学历认定和职业考试作出专门规定。^[5]

因此，未来的赴华留学咨询不能只回答有没有奖学金、学校排名如何、宿舍条件怎么样，还要提前说明课程能否获得泰国相关机构认可、回泰后能否参加职业资格考试、是否需要补修泰国法规和专业课程，以及毕业后能否进入对应行业。

对于医学、药学、工程等专业，招生入口和职业出口必须同时设计。否则，学生可能拿到一个不错的录取和学位，却在回国执业时重新面对课程认证和资格考试问题。“职业出口”的打通，正直接影响着相关专业的吸引力。 

图5｜泰国《皇家公报》刊登的《公务员职务津贴规定（第3版）》文件。

以中医为例，泰国公务人员委员会于 2026 年 7 月发布新规，正式将中医与护理学专业纳入一般文官的固定“职务津贴”列表，专业级与高级专业级每月可获 3,500 至 5,600 泰铢补贴。这表明，中医不仅在泰实现了学历与执业资格认证，更已进一步融入其公共卫生与体制内薪酬保障体系。

从这个角度看，中泰教育合作的升级不只是增加理工医药专业，更重要的是打通专业选择、学历认可、职业资格和返泰就业之间的关系。

本届教育展的参展结构还有一个明显变化：展位中不仅有本科院校和研究生培养单位，也有中国职业大学、中学和职业教育相关机构；泰国方面则有负责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主管部门同时参与。这意味着，中泰教育合作正在由以大学学历项目为主，向“基础教育生源—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企业就业”的完整链条延伸。

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来自泰国产业人才需求的实际结构。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来自泰国产业人才需求的实际结构。《泰华观察》层在从OVEC 2026政策看泰国职业教育转向：产业缺人、教师转型与中泰合作新窗口一文中曾梳理过，随着泰国在电动汽车、智能电子与自动化领域的快速建厂，产业缺口与教师技能转型的矛盾正日益凸显。

泰国东部经济走廊办公室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至2029年，EEC目标产业预计需要156879名人才。其中，下一代汽车产业需要20403人，智能电子产业需要43198人，自动化与机器人产业需要16043人。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行业中分别有13029人、25844人和7482人需要职业证书或高职层次教育，分别约占相关行业需求的63.9%、59.8%和46.6%。^[6]

图6｜产业合作进入制造、物流与数字系统后，人才能力也必须跨越语言、技术和管理。　

这组数字说明，泰国产业升级并不只是需要博士、高级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数量更大的需求，来自能够进入生产现场的机电技术人员、设备维护人员、自动化操作人员、新能源汽车检测维修人员、品质管理人员、生产计划人员和仓储物流人员。

这些人才很难靠传统的大学交换项目解决。企业也无法等学生读完一个与岗位联系不大的四年制专业以后，再从头进行培训。职业院校、企业、设备厂商和人才服务机构必须更早参与培养过程。

例如，泰国东部经济走廊（EEC）已经在实践这种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EEC Model Type A由教育机构和企业共同开发学位或职业证书课程，学生获得企业奖学金并连接就业；Type B针对企业的紧急技能需求开展短期培训，政府最高补贴50%的培训成本，企业承担其余部分并可获得税收激励；Type C则面向半导体、自动化和新能源汽车等新技术培养就业人才，企业录用进入就业数据库的受训者后，EEC办公室可以返还100%的培训费用。^[6]

这些机制说明，企业提出需求、学校组织培养、政府提供支持，并按照就业结果安排费用，并不是一个停留在概念层面的设想，而是泰国产业人才政策中已经存在的实践。

放到中泰跨境合作中，未来可能出现更多三方或四方模式。例如，在泰中资企业提出具体岗位数量、技能标准和入职时间，泰国学校或教育机构负责招募本地学生、开展基础课程和学生管理，中国职业院校负责输出技术课程、师资、设备标准或赴华实训，人才服务机构负责项目协调、实习安排、就业匹配和入职后的跟踪。

费用安排也可能更加多样。企业可以承担全部培养成本，也可以提供设备、奖学金、实习岗位和启动资金；另一种方式是先支付部分项目经费，学生完成培养并正式入职后，再按照就业人数或留任结果支付剩余费用。

后一种模式目前还不能说已经成为中泰职业教育合作的普遍做法，但EEC Type C按照录用结果返还培训成本的机制，已经证明“结果付费”在泰国具有现实政策基础。未来的跨境项目完全可能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多适合中资企业、泰国学校和中国职业院校的合作方案。

过去的中泰教育合作，参与者相对简单，通常是两所学校之间签署合作备忘录，内容包括师生交换、联合培养、短期访问、语言文化活动和学术合作。

这种模式仍然有价值，但它很少直接回答企业用人问题。

从本届博览会的参展名单看，参与教育和人才合作的主体已经明显增加。除了高校和教育主管部门，现场还有招聘企业、跨境人才服务机构、产教融合平台、商协会和专业服务机构。教育合作开始由学校系统内部的双边合作，逐渐扩展为企业、学校、教育机构和人力资源公司共同参与的多方项目。

多方合作与普通校际MOU最大的区别，不在于参与机构更多，而在于必须提前说明培养结果和责任分配。一个真正的企业定制项目，至少要回答几个问题：企业需要多少人、对应哪些岗位、学生应具备什么基础、谁负责招生和筛选、谁开发课程、谁提供教师和设备、费用由谁承担、学生在哪里实习、毕业后由谁接收，以及学生没有完成课程或没有进入企业时由谁承担风险。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说清楚，所谓定制班很容易退回到传统的招生项目：学校和机构先招人，企业只提供一个不具约束力的就业意向，最后就业结果仍由学生自己承担。

真正的“订单式培养”必须有真实岗位、明确标准、实际投入和结果约束。企业不能只在开班仪式上出现，学校也不能只负责发放学历，人才机构则不能只按照招生人数收取费用。

未来中泰教育合作的一个重要变化，可能就是从“双方同意开展合作”的校际MOU，转向围绕岗位数量、课程标准、培养经费、实习安排、就业比例和留任期限签订更具体的人才协议。

这类项目未必全部采用完整学历教育。对于设备维护、工业机器人、数字系统、跨境物流和生产管理等更新较快的岗位，六个月到一年的技能证书、企业设备认证、短期赴华实训和模块化课程，可能比重新建设一个四年本科专业更有效率。

中国院校输出的也不一定是完整学位。课程标准、实训设备、师资培训、虚拟仿真系统和企业认证，都可以拆分后进入泰国职业院校或企业培训中心。学生可以主要在泰国完成学习，再到中国进行短期技术训练；也可以在泰国完成基础课程后，进入企业实习，再根据岗位需要补充专项技能。

这将使中泰教育合作的重心，不再只集中在大学国际交流部门，而是进一步进入职业院校、产业园区和企业生产现场。

本届博览会的参展机构中，已经出现跨境人才服务公司和产教融合平台。这类机构进入经贸博览会，而不是只参加教育展或留学展，说明它们的业务定位也在发生变化。

传统留学机构主要解决学生如何进入学校，传统招聘公司主要解决企业当前如何找到员工。但产业人才培养要解决的，是企业未来两三年需要什么人，以及现在应该从哪里开始准备。

这要求人才服务机构同时理解企业岗位、泰国生源、中国课程和跨境项目管理。它不仅要知道企业缺多少人，还要把企业口中的“需要懂中文、懂技术、能管理”拆解为可以招生、教学和考核的具体标准；同时还要判断泰国哪些学校和学生适合参与，中国哪些院校能够提供相应课程，学生如何实习、就业和长期留任。

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具有竞争力的人力资源机构，更接近跨境人才供应链的组织者。它提供的不是一份录取通知书或一批未经训练的简历，而是一套从岗位调研、生源筛选、课程设计、语言培养、企业实训到就业跟踪的完整服务。

但这种角色升级也有一个前提：收费和考核机制必须改变。

如果机构的主要收入仍然只与招到多少学生挂钩，那么无论项目被包装成产教融合、订单班还是企业定制，最后仍可能变成招生生意。更合理的方式，是把部分费用与课程完成、技能认证、实习转化、正式入职和六个月或一年的留任结果相连接。

只有这样，企业、学校和服务机构的利益才能真正指向同一个目标：不是把项目办起来，而是把合适的人培养出来，并稳定地送进岗位。

中资企业在泰国的本地化，正在改变中文人才的能力结构。

从本届招聘名单看，参与招聘的企业覆盖金融、通信、汽车、工程建设、制造、物流、软件、食品、零售和专业服务。名单中既有中资企业，也有需要对接中国供应商、中国客户和中国市场的泰国企业。这意味着，“懂中国”已经不只是中资企业内部的沟通需求，也逐渐成为泰国企业开展跨境业务的一项市场能力。

图7｜招聘会最新海报显示岗位规模已更新为3000余个。　图源：主办方提供

但企业对中文人才的需求，已经不再集中于纯翻译和一般行政岗位。真正紧缺的，是能够进入生产、采购、供应链、财务、数字系统、市场和基层管理流程的人。

因此，“中文＋职业技能”不能只是把中文课和几门专业课简单放在同一张课程表里。它必须根据岗位重新设计教学内容。

面向制造业的中文课程，需要覆盖设备名称、工艺流程、品质标准、安全规范、工作指令和异常报告；面向供应链岗位，需要训练采购询价、订单跟踪、仓储物流、交期协调和ERP系统表达；面向基层管理岗位，则需要训练任务分配、进度汇报、跨文化沟通和现场问题处理。

专业课程也不能脱离泰国环境。学生即使接受中国技术标准和设备训练，也需要理解泰国劳动法规、安全规范、本地供应链、工作文化和泰语专业表达。企业需要的不是“像中国员工一样工作的泰国人”，而是能够理解中国企业体系，同时在泰国本地有效推进工作的人。

这也是中资企业人才本地化最难的一层。普通操作岗位可以通过短期招聘补充，高层管理人员可以暂时由中国外派，但能够连接两端的技术骨干、班组长、工程协调人员和本地中层管理者，需要较长时间培养。

教育合作如果能够真正解决这一层人才问题，其价值会远远超过单纯增加留学生数量。

过去评价一项中泰教育合作，最常见的指标是签署多少份MOU、招收多少学生、发放多少奖学金、组织多少次互访，以及建立多少个合作中心。

这些数字仍然重要，但已经不足以判断合作质量。

去年泰中合作博览会教育展吸引5500余名学生，收到915份奖学金申请；今年奖学金数量进一步增加到900余项。这些数据说明平台的吸引力正在扩大。下一步还应继续追踪：申请者中有多少人最终获得录取，有多少人按期入学，学生的CSCA和HSK基础如何，多少人完成学业，多少人获得专业技能证书，实习转化为正式就业的比例是多少，以及毕业一年后的就业和留任情况如何。

对于企业定制项目，还要看企业是否真正参与课程设计，是否提供设备、师资、奖学金和实习岗位，第一批学生入职后是否适应岗位，以及企业是否愿意继续为下一批学生投入资金。

对于中资企业本地化，则可以进一步观察：有多少泰国员工从普通岗位成长为技术骨干、班组长和本地管理人员，外派员工成本是否下降，跨文化沟通是否改善，以及本地团队能否逐步承担完整业务流程。

这些指标比签约仪式更难看，也需要更长时间才能形成结果，但它们才真正决定一项教育合作有没有价值。

把教育展搬进经贸博览会，标志着中泰教育合作正在经历一场深远重塑。从双向留学的结构分化、CSCA 学科门槛的设立，到专业向理工应用科技延伸，以及职业教育与订单培养的崛起，双方正共同面对一个根本问题：中泰产业深度融合，到底需要怎样的人才支撑？

下一阶段，中泰教育合作将不再止步于规模扩张与校际交流，而是全面转向“结果导向”——聚焦学习能力、产业对接、资格认证与长期留任。唯有开始对交付结果负责，教育才能真正贯穿中泰人才本地化的核心产业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