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十八日，晴，有风
会展中心像一只巨大的蚌壳，卧在城市的边缘。
下午四点半的光线，斜斜地打在它银灰色的外墙上，泛着一种温吞吞的、没有脾气的光。
我走过那片空旷的广场，地砖被晒得发烫，隔着鞋底也能感到那股子执拗的热。
老人坐在矮矮的花坛边沿。
他的风筝是那种最普通的八角形，红蓝相间的塑料布，拖着长长的尾巴。
线轴搁在膝盖上，他正低着头，把一根断了的线头重新系上。
手指有些抖，但动作很慢，很仔细。
“跑起来。”
他把线轴递过来的时候，突然说了这么一句。
线轴是竹制的，被手掌磨得油亮，带着一点体温，还有一股子汗味和竹篾特有的、淡淡的酸。
我握着它，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应。
就只是跑了起来。
脚下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另一个我在前面领跑。
风从耳边过去，带着会展中心冷气外排的热风、广场上烤肠摊的油烟，还有远处工地上扬起的尘土。
那风筝先是懒洋洋地拖在身后，然后猛地一挣，像打了个哈欠，开始往上升。
线在手里绷紧了，能感到那股向上的、固执的拉力，从指尖一直传到肩膀。
跑了大概五十米吧，或者更远一点。
风筝突然就栽了下来。
没有预兆地，像一个被抽去了骨头的庞然大物，软塌塌地、以一种近乎放弃的姿态，一头扎在光秃秃的地砖上。
红蓝的塑料布在灰白的地面上扑棱了两下，不动了。
老人走过来，弯腰拾起风筝的尾巴。
他看了看天，又看了看我，说：
“风向没看准。”
然后他接过线轴，蹲下身，重新把线一圈一圈地绕好。
他的动作还是那么慢，那么仔细，好像这栽跟头的风筝不过是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我喘着气，站在旁边。
影子缩回脚下了，变成小小的一团。
广场上的热浪还在蒸腾，烤肠摊的大妈拿毛巾扇着风，远远地，有个小孩在哭。
会展中心巨大的玻璃幕墙映着半边天空，蓝得有些失真。
像一幅挂歪了的画。
那些年，我也这样跑过。
在乡下，爷爷编的纸鸢是用旧报纸糊的，骨架是竹扫帚上抽下来的细条。
线是缝被子的白棉线，粗粗的，上面还打着好几个结。
他从不让我跑。
他只让我站在原地，举着风筝，等风来。
风一来，他手腕一抖，纸鸢就乖乖地上了天。
他说，是人等风，不是风等人。
后来我去过很多地方。
北京的风沙大，上海的台风多，广州的风又总是湿漉漉的，带着咸味。
我见过各式各样的风筝，蜈蚣的、老鹰的、金鱼的，用最好的尼龙线，专业的风筝轮。
但我再没有举着纸鸢，等过一阵从稻田尽头吹来的风。
也再没有人对我说，风向没看准。
老人把线轴重新绕好了。
他把风筝举起来，试了试风向。
还是那个八角形的、土里土气的风筝。
“再试一次？”
他问我。
会展中心的玻璃幕墙上，那幅蓝得失真的画开始碎裂。
一朵云慢慢地、慢慢地移过来，遮住了太阳。
广场上的光一下子暗了，所有的影子都淡了，不见了。
我摇了摇头。
线轴还带着我的汗，湿漉漉的，黏在掌心。
我把它还给他。
他笑了笑，没有勉强。
只是把风筝线放长了些，让那个栽过跟头的风筝，在低低的地方飘着。
不上去，也不落下来。
风还在吹。
带着烤肠的油香，灰尘的土腥，还有远处什么地方，不知道谁家阳台上，飘来的洗衣粉的味道。
甜甜的，又有点涩。
我往回走。
地砖还是热的，天还是蓝的。
只是那朵云过去了，光又回来了。
影子又长长地，拖在身后。
像一个迟到的道歉。
会展中心旁边，新开了一家兰州拉面。
玻璃窗上贴着“清真”两个字，雾气蒙蒙的。
里面有人正在拉面，面条在手里抻长了，又对折，又抻长。
反反复复的。
我站了一会儿，没有进去。
风从背后吹过来，带着那个老人和风筝的影子。
它们大概还在那里吧。
一个栽过跟头、又重新飘起来的风筝，和一个说“风向没看准”的老人。
如此而已。
会展中心像一只巨大的蚌壳，卧在城市的边缘。
下午四点半的光线，斜斜地打在它银灰色的外墙上，泛着一种温吞吞的、没有脾气的光。
我走过那片空旷的广场，地砖被晒得发烫，隔着鞋底也能感到那股子执拗的热。
老人坐在矮矮的花坛边沿。
他的风筝是那种最普通的八角形，红蓝相间的塑料布，拖着长长的尾巴。
线轴搁在膝盖上，他正低着头，把一根断了的线头重新系上。
手指有些抖，但动作很慢，很仔细。
“跑起来。”
他把线轴递过来的时候，突然说了这么一句。
线轴是竹制的，被手掌磨得油亮，带着一点体温，还有一股子汗味和竹篾特有的、淡淡的酸。
我握着它，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应。
就只是跑了起来。
脚下的影子被拉得很长，像另一个我在前面领跑。
风从耳边过去，带着会展中心冷气外排的热风、广场上烤肠摊的油烟，还有远处工地上扬起的尘土。
那风筝先是懒洋洋地拖在身后，然后猛地一挣，像打了个哈欠，开始往上升。
线在手里绷紧了，能感到那股向上的、固执的拉力，从指尖一直传到肩膀。
跑了大概五十米吧，或者更远一点。
风筝突然就栽了下来。
没有预兆地，像一个被抽去了骨头的庞然大物，软塌塌地、以一种近乎放弃的姿态，一头扎在光秃秃的地砖上。
红蓝的塑料布在灰白的地面上扑棱了两下，不动了。
老人走过来，弯腰拾起风筝的尾巴。
他看了看天，又看了看我，说：
“风向没看准。”
然后他接过线轴，蹲下身，重新把线一圈一圈地绕好。
他的动作还是那么慢，那么仔细，好像这栽跟头的风筝不过是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我喘着气，站在旁边。
影子缩回脚下了，变成小小的一团。
广场上的热浪还在蒸腾，烤肠摊的大妈拿毛巾扇着风，远远地，有个小孩在哭。
会展中心巨大的玻璃幕墙映着半边天空，蓝得有些失真。
像一幅挂歪了的画。
那些年，我也这样跑过。
在乡下，爷爷编的纸鸢是用旧报纸糊的，骨架是竹扫帚上抽下来的细条。
线是缝被子的白棉线，粗粗的，上面还打着好几个结。
他从不让我跑。
他只让我站在原地，举着风筝，等风来。
风一来，他手腕一抖，纸鸢就乖乖地上了天。
他说，是人等风，不是风等人。
后来我去过很多地方。
北京的风沙大，上海的台风多，广州的风又总是湿漉漉的，带着咸味。
我见过各式各样的风筝，蜈蚣的、老鹰的、金鱼的，用最好的尼龙线，专业的风筝轮。
但我再没有举着纸鸢，等过一阵从稻田尽头吹来的风。
也再没有人对我说，风向没看准。
老人把线轴重新绕好了。
他把风筝举起来，试了试风向。
还是那个八角形的、土里土气的风筝。
“再试一次？”
他问我。
会展中心的玻璃幕墙上，那幅蓝得失真的画开始碎裂。
一朵云慢慢地、慢慢地移过来，遮住了太阳。
广场上的光一下子暗了，所有的影子都淡了，不见了。
我摇了摇头。
线轴还带着我的汗，湿漉漉的，黏在掌心。
我把它还给他。
他笑了笑，没有勉强。
只是把风筝线放长了些，让那个栽过跟头的风筝，在低低的地方飘着。
不上去，也不落下来。
风还在吹。
带着烤肠的油香，灰尘的土腥，还有远处什么地方，不知道谁家阳台上，飘来的洗衣粉的味道。
甜甜的，又有点涩。
我往回走。
地砖还是热的，天还是蓝的。
只是那朵云过去了，光又回来了。
影子又长长地，拖在身后。
像一个迟到的道歉。
会展中心旁边，新开了一家兰州拉面。
玻璃窗上贴着“清真”两个字，雾气蒙蒙的。
里面有人正在拉面，面条在手里抻长了，又对折，又抻长。
反反复复的。
我站了一会儿，没有进去。
风从背后吹过来，带着那个老人和风筝的影子。
它们大概还在那里吧。
一个栽过跟头、又重新飘起来的风筝，和一个说“风向没看准”的老人。
如此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