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月3日，“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 数字金融论坛”在北京举行。会上，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东民深度解读了《全球金融竞争力报告2026》。该报告显示，与2021年首次发布的报告相比，中国已从第八名升至第五名。亮眼成绩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动能转换与金融体系深刻变革的宏大叙事。
上海财大校长刘元春曾指出，必须高度关注基础研发、产业升级和科创金融这“新三驾马车”，深度研判当前的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进程，并对未来趋势进行前瞻性分析。
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置身业内 中国金融转型的大文章与新路径》一书指出，在高质量发展成为关键词的今天，金融如何有效赋能科技创新，已成为一道关乎未来的“必答题”。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将“科技金融”置于“五篇大文章”之首，正是对这一时代命题的明确回应。然而，从宏观战略到微观落地，挑战重重。长期以来，以银行为主体的中国金融体系，其信用评价依赖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这“老三张表”，核心是看“砖头”等固定资产抵押物。这种模式与科创企业“轻资产、重智力”的特性格格不入，导致金融活水难以浇灌最具创新活力的幼苗。
如何破局？一场静水深流的金融实验正在中国银行业展开。商业银行正努力打破传统观念和西方模式的束缚，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科技金融之路。从打造评估企业创新实力的“第四张表”，到尝试“投贷联动”的风险收益共担机制，再到将服务从企业延伸至核心人才，一系列创新实践正在重塑金融与科技的关系。
《商学院》杂志认为，这不仅是银行资产业务的转型，更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助力国家创新战略的深刻变革。它关乎我们能否走出一条不同于硅谷银行模式，并且更稳健、更普惠的科技金融发展路径。
（以下内容摘自《置身业内 中国金融转型的大文章与新路径》）
科技金融，顾名思义，是科技与金融的结合。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而金融则是资源配置的枢纽。科技金融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将资金有效地引导到最具创新潜力的领域，从而加速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
科学技术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大计和个人的饮食起居，也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做好“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被摆在第一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科技创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尤其是在早期阶段，需要金融为科创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01
科技金融是商业银行的“必答题”
对于银行支持技术创新的使命和作用，创新理论大师约瑟夫·熊彼特曾寄予厚望。然而，在现实中，银行对于科技金融，特别是科创金融的支持是较为乏力的。硅谷银行意外陨落，使得在美国的金融体系中，孤星不再闪耀，银行支持科创的神话归于沉寂。我国银行业自主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间接融资体系助力科创发展模式，期待能够复制数字普惠的成功，这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金融实验和充满挑战的现实课题。
当前我国传统的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动能不足，长期来看，要从“新三驾马车”，即基础创新、产业升级、现代金融来把握中国经济未来变化的基本路径，要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产业升级来支撑国家长期发展和繁荣。这离不开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做好“五篇大文章”，其中将科技金融排在第一位。四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都参加了会议，而我国以银行为主体的金融体系也决定了银行落实国家的号召责无旁贷。各家银行纷纷表示要打破传统观念和西方模式的约束，积极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监管制度改革、要素协同联动、金融科技加持”的优势，按照商业银行信贷规律，加快推动科技金融发展，特别是科创金融的产品研发和服务模式创新。这一表态凸显了政治站位，同时也有多重现实考量。
第一重考量是转型需要，即经济动能转变倒逼银行资产业务转型的需要。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土地、资本要素增量投入为主的粗放式增长日渐乏力，技术、数据要素正成为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动能。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必然对金融供给提出新的要求。从银行自身发展看,房地产、城投平台授信等大型资产业务规模难复往日光景,亟待寻找优质资产来源。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银行机构寄希望于大力发展科技金融修复资产负债表,从而摆脱房地产低迷的消极影响。
第二重考量是综合回报。我们在调研中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科技金融服务链条长、范围广、辐射强，做好科技金融，政府、企业、零售客户三端均能受益。从政府端看，现在中央和地方均高度重视科技金融，银行通过发展科技金融能够撬动政府资源，既有“面子”也有“里子”。
从企业端看，科创金融属于科技金融的范畴，也是普惠金融的延伸。科技金融服务的对象包括大中型科技企业(一般而言,针对它们的金融服务供给相对充分)，更多的则是科创企业，即“含科量”高的小微企业。相比一般的小微企业群体，多数科创企业经营者素质更高、政策扶持力度更大、市场前景更为广阔、成长性更好、对银行综合回报更优。具体而言，科创企业贷款收益率一般较高，加上各种政策补贴，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利率洼地也是难得的高收益资产。此外，某银行内部测算，分行科技企业的日均存款余额是科技企业贷款余额的1.3倍，能够实现资金产业链内循环，带来较高的净利息收入。更重要的是，通过前置资源，贷早、贷小，可以打破科创企业成长壮大后“当初爱理不理，后面高攀不起”的业务拓展困境。
从消费者端看，科技企业代发工资水平是其他企业的两倍,科技企业聚集大量高素质专业人才，是银行优质个人客户乃至私行客户的重要挖潜点。
金融管理部门的政策与监管导向也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我国的金融管理部门既有监管的职责，也有落实中央要求、推动科技金融发展的责任，需要将这一责任压实分解到聚集了海量金融资源的商业银行身上。一方面，要细化和明确对商业银行发展科技金融的考核指标；另一方面，不断出台指导意见和发展指引，这些意见和指引一脉相承，可以追溯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它们在为商业银行推动金融创新提供政策支持、优化基础条件的同时，也助力商业银行坚定发展科技金融的信心和决心，推动商业银行打破传统观念的思维桎梏和西方模式的“路径依赖”，在国家努力增加长期耐心资本供给的同时，探索符合国情的科技金融间接融资方式。
我国的社会融资始终以间接融资为主，银行体系积累了大量金融资源和服务能力，从“更多关注企业生命周期”转向“更多关注技术生命周期”。银行基于技术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资金投入和风险特征，围绕“供给侧赋能、需求侧拉动、资本侧增信、服务侧加持”四个维度设计融资方案，加快金融服务产品研发与实践，满足技术全生命周期的融资需求，在实践中切实体会到科技金融真是一篇“大文章”。
02
打造信用评价的“第四张表”
300多年来，银行业一直沿用的是英格兰银行的“资金流”评价体系，依赖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信用评估主要看的是“砖头”，即固定资产抵押物。然而，科创企业存在轻资产、重智力、长周期、慢回报、差异大、需求广、专业性强等特点，受制于可抵押资产不足，传统信贷模式往往很难满足其融资需求。
银行传统模式对科技创新的支持面临很多现实困难。第一道难关就是该如何评估科技创新，如何给技术估值?“科创评价”聚焦的就是这个行业难题，我们从三个层面破题，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
第一个层面是对知识产权的估值，这是最基础的层面。长期以来，银行在支持科创企业融资方面面临诸多掣肘，往往在企业度过急需资金的初创期后才能介入并提供融资服务。从理论上说，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以企业的专利、商标、著作权等作为质押物，可以帮助银行在企业生命周期的更早阶段为其提供资金支持。也因此，在我国科技金融探索的早期，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被作为特别重要的创新方向，中央和有关部门出台了很多相关办法，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知识产权质押并没有真正落地。例如，2015年，某家银行创新推出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而这笔80万元贷款面上以知识产权做质押，私下又追加了公司多个有实力股东的个人无限责任担保，而这其实并非孤例。
近年来有了一些实质进展。从调研的情况看，各家银行知识产权估值体系设计的基本原理及估值方法大同小异，基本上采用的是平衡计分卡方法，对知识产权要素进行逐项估值，只是在指标设置和权重分配上稍有差异，动态调整。
第二个层面是“科创企业评价”。“科创企业评价”着重分析知识产权的质量和价值，同时兼顾考察企业科技研发团队实力、企业所处行业前景和政府的政策支持等更广阔的维度，包括科技创新成果总含量、发明专利密集度、研发投入稳定性等10多项可量化指标。“科技企业评价体系”改变以财务评价为主的传统模式，将“科技创新”作为企业的核心资源要素纳入信用评价，突破依靠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三张表”的评价体系，为商业银行提供“第四张表”——科技创新表。通过批量获取国家各部委发布的10余类科技企业名录信息，以及400余项、1600多万条知识产权信息，信用评价的“第四张表”帮助银行从海量数据中挖掘企业持续创新能力，在科技企业中精准识别“白天鹅”，也使企业有了与银行打交道的资本，通过知识产权在金融领域的“信用化”和“数字化”，企业只需凭借自有的核心专利作质押，就有可能获得贷款，让知识产权转化成借贷资本。
（科创评价体系中知识产权大数据类型）
沿着以上思路，一些银行的科创企业评价数字化智能系统正在加速迭代。其1.0版本和2.0版本逐步将评价结果转化为核心参数，自动嵌入科技信贷贷前、贷中和贷后全流程。3.0版本优化科创评价流程、模型、应用等功能，实现科技企业数据“一键获取”、中小科技企业“一秒增信”、科技企业线上引流和差别化流程管控、自动生成报告等功能。4.0版本将评价范围拓宽至科技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等重点客群。5.0版本进一步丰富评价维度，将科技企业是否获得外部融资、融资的轮次，以及企业的规模等要素纳入评价体系，实现对科技企业的全面、精准画像。
“科创企业评价”可覆盖全国各类政府名单制科技企业，并向基层分支机构主动推送企业的评价结果，客户经理在电脑、手机App（应用程序）或微信企业号上就能“一键查询”。根据评价结果，平台将科创企业划分为T1～T10共10个等级。根据企业等级的不同，“科创企业评价”平台自动推送差异化科技信贷支持政策，为创新能力强、有市场前景的科技企业开通“VIP通道”，优先受理、优先审批、优先放款，实现以“科技创新实力”配置科技信贷资源，提升服务科创企业的效率和精准性。
还有一个附加题的作答方式是科技人才评价，这也是第三个层面。调查发现，2023年上海银行业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总体不良率只有0.57%；宁波银行等多年来在上海主动服务科创人才和科创企业，这一领域贷款不良率接近于零。究其原因，科技人才的创业失败率与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不天然画等号，他们往往都是高学历高技术人才，就算创业失败，也能找到相对高薪的工作，还清一两百万元的贷款不难。进一步调查还发现，在技术研发初期，科创企业的第一资金来源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天使投资，更多是私人朋友圈和商业合作伙伴，光靠直接融资无法满足广大科技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而这些企业往往又是最有创新活力的市场主体。鉴于我国银行体系的毛细血管深度渗入经济社会的整个肌体和各个环节，在服务科技创新方面有大量的空间。银行认准科创企业跨过“死亡峡谷”的关键在人才，机会也在人才，努力探索科创人才评价体系，通过设计“人才贷”“员工持股贷”等产品，取代“私人朋友圈”，找到发展科技金融的新路径。
相比科技企业评价，科技人才评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从服务科创企业KB（knowledge-based business，基于知识的企业）到服务科创人才KB+KT（knowledge-based talent，基于知识的人才，或KC，knowledge-based customer，基于知识的客户），扩大了服务范围。初步测算，仅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从业者中，KUM（知识产权总量）值较高的科创人才就有78.8万人，是一个体量巨大、成长性强的客户群体。
2.不看AUM（assets under management，资产总量）看KUM（知识产权总量，进一步衍生为科技创新知识产权总量），提升了服务能力。不同于全球通行的商业银行个人AUM计量体系，科技人才评价专门评价科创人才的KUM，对科创人才创新能力与潜力进行综合评级，在此基础上，银行开展一系列金融制度与产品服务创新，推出线上“科创人才快贷”“科创人才信用卡”“科创人才专属理财产品”等，提升科创金融服务的精准性和可获得性。同时，科技人才评价结合科创企业评价，1+1＞2，为科技企业融资提供更加多元的大数据支撑，可以动态、精准识别企业有多少科创人才、分别是谁、核心人才情况、近期流动数量等，从而进一步穿透了解科创企业经营情况和科技实力。
3.把KVIP纳入VIP，深化了服务连接。目前，某城市分行成功试点科创人才差异化服务，依托金融科技，自动筛选出500名科创人才。线下，在网点叫号机上试点科创人才专属优先排队叫号和VIP服务，即KVIP；线上，则投放“科创人才”专属权益券，从而发挥引流和示范效应，带动尊重科创的社会风尚，在当地形成了一定的口碑。
03
投贷联动：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融合
我国80%以上的金融资源集中在银行，间接融资占比偏低，这是我国金融体系的一大现实情况。支持科创企业发展，能不能采取一种简单的方式，即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那样由商业银行直接进行表内股权直投呢？答案是否定的，主要障碍在于政策限制与资本约束。根本原因在于过往金融乱象的教训，当前国家仍实行“分业监管”。在此背景下，投贷联动成为银行为科创企业提供综合服务的创新方式。
投贷联动是“信贷投放”与“股权融资”相融合的业务模式，其核心联动机制通过“认股权业务”实现。认股权业务源于国外的创业债权（venture debt）模式，即银行向企业放贷时，附加一定数额的股权认购期权，在约定的行权期限内，可指定第三方（通常是集团内子公司）按约定价格认购公司股权，从中获得贷款外的资本收益，增厚债权资金的综合收益。美国硅谷银行是这一机制的典范，它能较好解决风险抵补问题，实现风险与收益匹配，同时帮助企业拉长融资周期、争取更高估值，避免控制权过度稀释。
通过投贷联动，银行还能借助和外部投资机构的合作，找到科创评价的新方法，为支持科创企业另辟蹊径。科技型企业在发展初期，不仅财务指标、经营数据不尽如人意甚至缺失，就连专利技术、核心人才等优势也尚未得到充分体现，无法获得传统评价方法的认可。通过对科技型企业“消亡率”“违约率”“专利率”“上市率”这四个方面分别进行大数据实证分析，发现经过股权投资的科技型企业成长表现显著优于市场平均水平，股权市场可为银行提供多维数据支撑，帮助银行精准识别企业、科学评价并补充增信。
国家由此对投贷联动寄予厚望，在发展科技金融的目标之外，相关部门还把投贷联动视为助力民间投资和扩大有效投资的创新之举。但现实的情况并不理想，成功案例较少且集中于国企。业界分析其症结主要有三点：一是理念差异方面的问题。传统信贷看重“现在”的经营财务，股权投资着眼“未来”的成长性，两者逻辑对立，银行风险偏好保守，难以达成“投”的意愿。
二是联动机制方面的问题。根据投资主体是否属于银行集团，分为内部投贷联动和外部投贷联动。现阶段，商业银行投贷联动多以内部投贷联动为主，大中型银行机构层级多，内部协同难，子公司“小富即安”，且投资收益后置导致综合收益不确定，激励与容错机制不足。总的来说，以认购权贷款为代表的投贷联动不仅要突破银行原有的信贷文化，以全新的视角看待科创企业，还需要银行与投资子公司或第三方企业的全程密切配合，这在大行的实际操作中很难实现。而中小银行往往没有获准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子公司（AIC）和理财子公司，股债联动内部循环建立不起来。例如，专门做科技金融的中关村银行发放了数百笔认股权贷款，只能委托外部机构中关村资本代持，在操作中需要很多流程。又如，泰隆银行规模虽小，却在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方面成效显著，专利权质押贷款业务笔数持续位居浙江全省第一。如此看来，或许有必要将一些机制更加灵活的中小银行纳入投贷联动的试点范围。
三是相关的机制配套不完善。作为新兴场外金融产品，认股权的法律属性认定一直没有得到监管部门的明确指导意见，导致认股权平台的法定地位未明，市场配套政策缺位。同时持股退出有障碍，未形成认股权业务闭环。建议监管部门参照国际准则，允许企业在上市申报时附带未行权认股权，以信息披露替代“一刀切”的清理要求。
04
科技、金融与科技金融的未来
美国科技金融虽成绩斐然，但各种隐忧和质疑也一直存在，尤其是美股长牛的势头在2025年已被打破。与此同时，美国的科技金融创新也在迭出新招，特别是在数字金融方面的一些重大布局，包括数字货币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模式创新等。美国是当前科技金融最发达、强大的国家，也是我国发展科技金融最重要的参考样本。同时，美国对我国科技、金融以及科技金融的打压已是“明牌”，且无所不用其极，所以观察和研究美国“无尽前沿”十分必要。鉴于相关的情势正在加快演变之中，这里探讨的都是开放式问题。
·AI投资热潮：泡沫还是机遇？
关于AI投资是否存在泡沫，市场观点存在严重分歧。“无泡沫论”者认为，科技股的盈利能力和业绩支撑使其估值合理。例如，微软和苹果的市盈率（P/E）分别为35倍和28倍，远低于2000年互联网泡沫时期科技股的估值水平。此外，AI技术的实际应用（例如自动驾驶、医疗诊断、智能制造）正在快速落地，为相关企业提供了长期增长动力。
反对者则警告，AI热潮可能正在催生类似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危机。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100指数在1999年翻了一番，但到2002年10月却下跌了约80%。2025年伊始，美国股市巨幅震荡，英伟达1月27日市值蒸发近6000亿美元，引发了投资者对美国AI股票是否过度繁荣的担忧。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指出：“目前所处的周期与1998年和1999年之间非常相似。”2024年底，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持有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从2023年一季度的1890亿美元大幅提升至3342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这被解读为对当前美股市场潜在风险的预警。作为衡量股市热度的巴菲特指标在此时突破200%，对比互联网泡沫时期（约为150%）有过之而无不及，且当前标普500的滚动市盈率亦与互联网泡沫时期相当。
潮起潮落是资本市场常见的现象，也符合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从长期来看，美国在每次危机过后往往会有创新力量的崛起，例如互联网泡沫破裂后亚马逊、谷歌等巨头继续发展。但泡沫一旦破裂，即期或一段时间内对市场和行业的冲击也是巨大的，互联网泡沫破裂引发市场信心崩塌、科技研发投入锐减，甚至经济衰退。2000年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近80%，科技行业陷入长达数年的低迷，为救经济美联储急剧降息，却又为后来的次贷危机埋下了隐患。
·资本集中：激励创新还是扼杀竞争？
至少在过去10年时间里，大型科技公司推动了美股市场的大部分涨幅。2024年，国际市场为美国科技七巨头创造了约1万亿美元的收入，其中苹果、英伟达等五巨头一半以上的营收来自美国以外的市场，这在特朗普政府在全球挑起关税战、国际贸易局势极不安宁的大背景下，风险敞口巨大而不易腾挪、受控。这种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使得美股对这少数几家科技巨头的表现极为敏感，一旦这些巨头因经营策略失误、技术迭代失败或市场竞争等因素出现波动，整个美股市场都可能发生剧烈动荡。
甚至，一旦股市泡沫破裂，金融机构持股的高度重合可能会酿成系统性金融风险。例如，英伟达、微软和苹果3家科技巨头的前二十大机构投资者中有17家重叠，其中包括美国银行、纽约梅隆银行等6家银行类金融机构，如果股价大幅下跌，这些金融机构的资产价值将严重缩水，有可能造成信贷收缩等恶性连锁反应，冲击金融市场信心和系统稳定。
在风险投资领域，资本集中化问题同样突出。在美国硅谷的风险投资中，将近一半是由科技巨头进行的，这些科技巨头及其牵头的投资基金拥有深厚的行业知识、客户资源和生态系统，能够有效扶持和孵化初创企业。例如，谷歌通过其风险投资部门GV，成功孵化了多家独角兽企业。不可否认，美国的资本市场和风险投资为科技创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巨大的创富效应和充足的资金极大地激发了企业的研发热情和投资动力，推动了AI、芯片、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的技术进步，但这种集中化的投资模式，也导致资本过度流向上述少数热门领域，而其他具有潜在创新价值的领域却难以获得足够的资金支持，从而限制了创新的多元化发展。
资本集中可能导致创新生态的僵化。美国虽被视为创新先锋，但实际往往是最后应用本国技术发明的国家之一。资本往往倾向于榨干现有技术的价值，而非推动新一轮创新。例如，在5G技术的推广上，美国企业因固守4G基础设施“直到它们在财务上摊销完毕”而落后于中国。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数字支付和新能源汽车领域。
DeepSeek的崛起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质疑。这家中国公司仅用600万美元就实现了OpenAI投入10亿美元才达到的技术水平，引发了人们对硅谷巨额投资收益率的担忧。有人甚至怀疑：AI热潮是否是科技寡头的题材炒作和圈钱游戏？此外，AI技术的闭源模式也暴露了资本对创新的“画地为牢”，可能阻碍技术的普惠性发展。
资本是逐利的，也可能是短视的。当下，CUDA（统一计算设备架构）是英伟达在AI时代“最深的护城河”，AI应用的开发者均离不开CUDA，然而业界也一直有反对之声，认为英伟达利用CUDA生态形成了垄断，阻碍了AI领域算法和芯片设计的创新。有观点认为，国家需要在保持资本市场活力的同时，避免过度投机和既有利益集团对创新的阻碍。
05
创新迷局：科技金融是否存在“全球通”模式？
科技界认为，美国擅长创新，从0到1；中国擅长商业应用和产业化推广，从1到100，且这和中美两国的金融体系有较大的关系。
美英直接融资体系和德日的间接融资体系被认为是全球金融业泾渭分明的两种金融范式，过去我国金融业学习“华尔街模式”，但我们的金融结构与德日更为相似。美国的科技金融模式以其发达的资本市场和创投生态著称，被认为更有利于科技创新。相比之下，德国的间接融资体系和我国的金融结构被认为较为保守。然而，DeepSeek的横空出世似乎正在改变人们的这一主观认识，我国正在成为开源AI的全球领先者之一，“这将改变全球AI的游戏规则”。
我国在AI领域的突围不是孤例。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的突破性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快速追赶甚至超越的态势是整体性的、战略性的。瑞·达利欧主持编定的《2024年度大国指数》显示，科技创新一项中美国(高于平均1.9标准差)仅略超中国(1.8)。即便是在美国长期占据领先优势和主导地位的前沿领域，对中国的封锁和压制也在纷纷被打破。量子计算作为第二次量子革命的核心，站在这场新的全球技术竞赛前沿的也是中美两国。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量子领域的崛起得益于量子创新战略和资金体系高度集中，确保资源高效配置，这与美国资金来源分散、推进相对缓慢的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我国的举国体制在其他一些领域也展现出显著优势。例如，在5G、新能源汽车和AI领域，我国通过政策支持、产业链整合和市场驱动，实现了快速突破。
这或许意味着，未来的创新优势可能不再单纯依赖资本驱动和金融助力，而是更多地取决于综合因素。教育水平的提高、人才的培养与储备、产业链的积聚、政策的支持都可能成为创新的重要基础或先决条件。例如，工程师红利正在成为新的科技叙事。中国在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领域的毕业生数量远超美国，甚至在美国企业和研究机构供职的优秀AI研发人员中，有近40%毕业于中国的大学，占比已超过毕业于美国大学的人员。如果能够有效地吸引人才回国创业，那么我国在AI领域的研究实力有望大增。未来全球科技创新格局仍充满变数，多种因素将共同塑造新的局面。
《置身业内 中国金融转型的大文章与新路径》
作者：王礼、王乐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上市时间：202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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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看来，
以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下，
中国发展科技金融的最大优势
和最大挑战分别是什么？
文章中提到了
“不看AUM（资产管理规模）
看KUM（知识产权总量）”
的新思路。
如果让你设计一款面向科创人才的金融产品，
你还会考虑哪些非传统的评估维度？】
我们会选取2026年7月5日—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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