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伦理 | 初入媒体行业的成年初显期个体面临的伦理挑战及其道德意动能力

David A. Craig¹ · Patrick Lee Plaisance² · Erin Schauster³ · Chris Roberts⁴ · Katie R. Place⁵ · Lana Medina⁶ · Casey Yetter⁷ · Christopher Vardeman⁸（本文作者单位略）

过去二十年中，向成年期的过渡已被公认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焦点。这是人生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身份认同的形成占据了中心地位。这是一个充满人际关系决策、价值观念塑造以及对人生规划的焦虑权衡的时期。特别是，处于成年初显期（defined as spanning the ages of 18 to 29，定义为18至29岁之间）个体的道德发展，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兴趣（Arnett, 2000, 2001, 2015; Guerra & Giner-Sorolla, 2015; Lapsley & Hardy, 2017; Padilla-Walker, 2016; Smith & Snell, 2009）。对许多美国人而言，成年初显期是进入劳动力市场、探索或开启职业生涯的时期。尚在形成中的自我认同遭遇职场规范与压力，而这些规范与压力反过来又影响着个体价值体系和价值取向。

初入媒体行业——新闻、公共关系、市场营销等——的成年初显期个体，很可能目睹行业正处于动荡之中，至少正在经历重大转型。整合浪潮、数字化和实验性商业模式的冲击，也可能带来陌生甚至全新的伦理问题，例如涉及利益冲突、自主能动性乃至正义的问题。刚刚开启职业生涯的成年初显期个体如何应对这些现实？他们正面临怎样的伦理挑战？在面对这些挑战时，他们如何展现出道德意动（moral conation, Hannah et al., 2011）能力，即推动道德行动的驱动力？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成年初显期个体在阐述媒体相关工作中的伦理挑战时，其发展中的道德行动能力如何显现。这些伦理挑战来自对五所美国大学新闻与传播专业毕业生毕业后一年多进行的结构化访谈。本研究采用主题分析法，识别出既代表伦理挑战类型、又反映成年初显期个体如何反思和应对这些挑战的主题。

我们探讨了参与者语言如何植根于道德原则，以及他们对伦理挑战的回应如何展示与道德发展的联系——即成年初显期个体通过冲突而成长这一主张。这些挑战为锻炼其道德力量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机会，他们要么依靠现有的道德原则，要么借助同伴和导师的指导来做出道德判断。我们聚焦于Hannah等人（2010）所发展的道德发展模型中的三种“意动能力”——道德担当（moral ownership），即“成员对自身行为伦理性质所感受到的心理责任感的程度”（p. 674）；道德效能（moral efficacy），即对自身做出道德决策能力的信心；以及道德勇气（moral courage），即在可能付出代价或做出牺牲的情况下仍愿意做出原则性决策的意愿。

通过以此方式审视成年初显期个体的伦理决策过程，本研究为有关成年初显期、媒体相关领域的伦理挑战以及作为道德主体的初入职场媒体从业者的发展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做出了贡献。

Hannah等人（2011, 2020）的道德能力模型将传统道德发展模型所依赖的前两个认知过程（道德敏感性和道德判断）归入三个更为具体的“道德成熟能力”：道德复杂性、元认知能力和道德认同。Rest及其同事模型中的第三和第四个过程（道德动机和道德行动）则被纳入三个更为明确的“道德意动能力”：道德担当、道德效能感和道德勇气。Hannah及其同事认为，这一扩展模型更好地解释了道德认知和道德意动（即采取行动的驱动力）。三个“道德意动”组成部分指的是“在面对逆境时产生采取道德行动的责任感和动力，并在挑战中坚持不懈的能力”（Hannah et al., 2011, p. 667）。

多种因素可能影响个体对自身行为以及同事行为的责任感程度。较高的担当水平表明较高的道德动机和道德行动水平，而较低的水平则可能意味着倾向于使用Bandura（1999）所描述的“道德脱钩”技术。

人们在道德效能——即对自身“组织和调动动机、认知资源、手段和行动方案以达到道德表现所需”的能力的信念（Hannah et al., 2011, p. 675）——方面可能差异很大。总体而言，较高的道德效能感可能与较高的道德动机和道德行动水平相关。

当个体由于对价值的深度内化，在可能付出代价或做出牺牲的情况下仍做出原则性决策时，便展现出了道德勇气。对于道德典范而言，此类困境甚至不构成真正的问题，因为他们的道德认同决定了不可能做出违背内化原则的行为。

道德价值与组织惯例和结构之间的动态关系产生了丰富的学术研究历史（e.g., Weber, 1947/1997; Bellah, 2018）。媒体社会学提供了大量文献，审视规范性决策和结构性影响（e.g., Fawkes, 2015; Gans, 1979; Schudson, 2011）——以及为将各类媒体部门专业化和合法化（从其原始萌芽状态发展成服务公共利益的实体）而开展的长期“道德化工程”（Anteby, 2013, p. 124）。与其它领域和行业的学者一样，媒体学者也已开始将道德心理学理论和方法应用于新闻、公共关系和广告领域的社会学工作中（e.g., Plaisance, 2015; Wilkins & Coleman, 2005）。

虽然媒体专业人员群体之间的道德发展水平可能有所不同，规范性环境的强度也可能存在差异，但大量研究表明，一组伦理原则超越了媒体行业边界——即，虽然新闻、公共关系、市场营销等可能有各自独特的职业目标，但所有媒体行业都优先考虑诚实、透明、尊重受众群体、社会责任和自主性等概念。这一点通过快速审视各行业的伦理准则和行为声明即可清晰看出：

• 职业记者协会（Society of Professional Journalists, SPJ）的伦理准则基于四项主要原则：(1) 探求真相并报道真相；(2) 减少伤害；(3) 独立行动；(4) 负责且透明（SPJ, 2014）。

• 全球公共关系与传播管理联盟（Global Alliance for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Management）列出了公共关系专业实践的九项指导原则：(1) 以公共利益为旨归；(2) 遵守法律、尊重多样性；(3) 言论自由；(4) 集会自由；(5) 媒体自由；(6) 诚实；(7) 正直；(8) 透明与披露；(9) 隐私（Global Alliance, 2018）。

• 国际商会（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ICC, 2018）发布了更新版《广告与营销传播准则》，其中包含许多相同的原则：(1) 社会责任；(2) 得体；(3) 诚实；(4) 身份识别与透明；(5) 贬损；(6) 自主性；(7) 数据保护与隐私。

然而，与任何其他领域一样，实际实践并不总是与既定原则一致。丑闻和伦理争议在新闻和劝服活动中比比皆是。欺骗性营销行为持续存在。商业利益、个人野心和道德不成熟可能压倒伦理理想（Kish-Gephart et al., 2010）。正如Hannah及其同事所断言，“组织正在越来越复杂且往往全球化的环境中运营，这本身就给组织成员带来了严峻的道德挑战”（2011, p. 663）。因此，学界对运用心理学方法审视道德判断和道德取向的形成越来越感兴趣。基于各媒体行业普遍接受的核心原则，我们确定了指导本研究的若干伦理原则：(1) 自主性；(2) 透明/诚实；(3) 公平/正义；(4) 隐私；(5) 对伤害的关注。

自由常被列入伦理原则之中，例如记者应有追求真相的自由，个人拥有自由意志的权利；然而，这种对自由的论证实际上是建立在能动性和自主性概念之上的。Kant（1780/1930）认为，自由，或者更确切地说，道德自主性，是“生命的最高秩序”（p. 121）。这种对道德自主性的关注在道德哲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Dworkin（2017）解释道，自主性概念曾被等同于自由、意志自由和主权。然而，尽管胁迫或强制行为干涉自由（和自由权），也可能阻碍个体的自主性（如强迫行为），但欺骗行为可能并不干涉自由（和自由权），却确实阻碍了个体的自主性。Isaiah Berlin（1969）等人将道德自主性与“积极”自由等同起来，即通过接受建立道德义务的框架来掌控自身决定的能力。为所欲为的自由——为自由本身而自由——在道德上是空洞的；道德自主性指的是做我们应当愿意去做的事情的能力。在媒体相关职业中，自主性通常指不受不当影响或限制开展工作的能力，包括个人层面和企业层面的利益冲突（Plaisance, 2025; Roberts, 2012），尽管往往是受雇于企业。

在承认透明与诚实概念之间存在差异的同时，我们在此将它们合并考虑，因为在媒体相关职业中二者存在实际重叠。正如三种职业各自的伦理原则和行为准则都包含诚实和透明一样，二者在媒体工作中均受到重视。Plaisance（2007）写道，透明——在沟通中保持开放和光明磊落——是尊重的一种表现，而对他人的尊重是Kant“人性原则”中的一项道德义务；换言之，我们将人视为目的本身来尊重，而绝不仅仅是达到目的的手段。透明已日益成为媒体职业中的关键词。记者被期望报道真相，同时也应在工作过程中对公众和个体当事人保持透明，包括在新闻采集和报道过程中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参见Karlsson, 2021）。

正义应被理解为公平，并以对最弱势群体的关切为驱动（Rawls, 1971）。SPJ伦理准则的前言包含“正义”和“公平”这两个词，这些原则也是此处提及的其他准则的基本要素（SPJ, 2014; ICC, 2018; Global Alliance, 2020）。这两个概念曾被视作同义词，但公平指的是一种评价性道德判断（例如，我们是否认为某人的行为包含了平等对待），而正义指的是对个体行为的道德要求（Goldman & Cropanzano, 2015）。媒体学者强调了公平与正义的重要性。在分析新闻如何框架化无家可归问题时，Varma（2019）区分了将无家可归表现为一种个体不公（引发读者的同情反应）的新闻报道，和将其表现为一种“社会不公”（引发团结一致的反应并导向集体行动）的新闻报道。Craig（2021）进一步提出，新闻业应从正义的视角审视和评估新闻报道。Farmer（2018）引用了一种根植于正义和公平原则的公共关系解决方案，制药公司在保护知识产权和剥夺人们获取低价药品之间寻求中间路径。数字鸿沟——即技术接入和互联网使用的不均衡——加剧了不公问题。其他学者则警示记者不应忘记新闻对公众的目的，应采取关怀伦理学路径，鼓励记者反思自身处境和环境及其如何可能影响报道（e.g., Jones, 2021）。

数字环境中对隐私的需求日益重要；随着社交媒体成为日常沟通形式，对数据隐私和在线追踪的担忧催生了相关法规（如欧洲的GDPR）和新的隐私工具，以将部分自主权归还给个人用户。隐私的终极目标并非彼此独立，而是使个体能够实现目标并促进社会参与。正如一位著名隐私理论家所解释的：“隐私在促成和促进构成……社会自由的关联性生活特征这一语境中发挥作用”（Schoeman, 1992, pp. 193—194）。如果我们理解隐私有助于我们培养美德、建构道德自我，那么我们就能理解隐私作为一种尊重他人和促成社区参与的重要性。在媒体实践中，尤其是新闻业，隐私问题常被框架化为个人隐私与为公共利益报道之间的对立。在公共关系中，宣传活动可能推广特定形象，未经个人许可使用图像或视频；这种对个人形象的挪用正是将人作为手段的典型例子。

“不伤害”（Nonmaleficence），即减少或防止伤害的关切，是W.D. Ross（1930/2002）所列的初步义务（prima facie duties）之一。Mill（1859/1991）强调行为的后果，在其功利理论中写道：“对文明共同体任何成员违背其意志而正当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是防止对他人的伤害”（p. 223）。伤害的定义往往受文化或情境约束，某些行为可能对一个群体造成伤害，但对另一个群体则不然。媒体伦理理论家Stephen Ward（2011）描述了五种媒体伤害类型：a) 身体伤害，b) 金钱伤害，c) 名誉伤害，d) 心理伤害，和e) 社会伤害。在媒体实践中，我们可以在新闻中的血腥图片、导致伤害的媒体决策的后果、劝服性沟通中固有的权力失衡带来的潜在伤害、未成年人的处理、网络欺凌和其他类型的骚扰中看到这一点。虽然许多例子是直截了当的，但伦理挑战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对伤害的关切与其他道德义务相冲突之时。Ross会认为，伦理挑战是道德判断的结果，在这些判断中，某些初步义务在特定情况下占据优先地位。例如，公司购买或追踪用户数据，并反过来基于用户信息、偏好和在线行为定制个性化内容。虽然一些用户可能认为这有益，但其他用户则担忧如果这些信息落入不当之手可能造成的潜在伤害，或者这些信息如何被用于操纵行为。

基于上述既定的伦理类别，本研究运用主题分析法，探讨美国大学媒体相关专业应届毕业生所经历的伦理挑战，以及他们发展中的道德意动能力（Hannah et al., 2011）如何在其阐述中显现。本研究是一个更大纵向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追踪成年初显期个体从毕业进入媒体工作后的发展和道德心理学。当前研究聚焦于第二轮访谈中询问初入职场成年初显期个体识别和讨论伦理挑战的问题的回答。由于本研究的理论焦点是道德意动，我们的分析旨在探讨与Hannah及其同事（2011）所识别的三种道德意动能力——道德担当、道德效能和道德勇气——相关的以下研究问题：

RQ1：在成年初显期个体讨论媒体相关工作伦理挑战的过程中，道德担当如何体现？

RQ2：在成年初显期个体讨论媒体相关工作伦理挑战的过程中，道德效能如何体现？

RQ3：在成年初显期个体讨论媒体相关工作伦理挑战的过程中，道德勇气如何体现？

该纵向项目自五所美国大学（分布于西部、中西部、南部和东北部）的新闻与传播学院招募了约170名学生进行追踪。参与学生均于2017年至2019年间毕业，主修新闻、广告、公共关系及其他媒体相关专业。学生通过课堂访问和电子邮件方式招募。毕业后，在三年期间进行了三轮访谈，当前分析使用的是第二轮访谈的深度回答。这些访谈中有许多是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进行的。由于访谈覆盖的时间跨度以及大流行在某些情况下的影响，被分析访谈距毕业的时间从一年多到两年多不等。质性生命故事访谈遵循Dan McAdams（2012）开发的格式，该格式使得通过叙事性叙述来审视道德认同、价值形成和心理取向成为可能。访谈中加入了与职场经历相关的额外问题，包括伦理挑战。本分析聚焦于伦理挑战问题。参与者被要求描述过去一年在工作中经历的任何伦理挑战，并根据需要追问以了解他们如何处理这些挑战。由于本研究的探索性本质，加之此前缺乏对媒体相关领域成年初显期个体职场伦理挑战的研究，以及该纵向项目旨在尽可能广泛地理解这些成年初显期个体的伦理经历，这些问题采用了开放式设计。

在本次分析中，65名从事媒体相关工作的参与者在其第二轮访谈中识别并讨论了一个或多个伦理挑战。其中62人通过另行的问卷调查提供了人口统计信息。年龄范围为22至27岁（M = 23.31, SD = 0.92），性别分布为男性17人（27.4%），女性45人（72.6%）。种族分布如下：白人51人（82.3%），亚裔6人（9.7%），西班牙裔2人（3.2%），黑人1人（1.6%），混血1人（1.6%），阿拉伯裔1人（1.6%）。

本研究采用Braun和Clarke（2012）倡导的主题分析方法来识别和分析主题，这些主题代表了“数据集中某种模式化的回应或意义”（p. 82）。具体而言，本研究采用语义方法，探讨与伦理挑战相关的问题回答中所描述的意义。本研究遵循Braun和Clarke（2012）所描述的主题分析六个阶段：(1) 编码者熟悉数据，(2) 生成初始编码，(3) 搜索主题，(4) 审查主题，(5) 定义和命名主题，(6) 撰写报告。研究者通过迭代过程进行协作，反复审查和精炼主题直至达成共识。

首先，审阅访谈文本以识别相关回答。每位参与者的访谈根据是否存在实质回答、所讨论伦理挑战的初步概括、参与者受雇的组织类型以及参与者的职位进行编码。在本分析的65名参与者中，有一些提供了多个伦理挑战场景，或挑战涉及多重伦理考虑，最终形成总共110个分析单元。另创建了一份文件，收录了所有参与者相关的文本段落。分析单元为涉及访谈中询问参与者所面临伦理挑战问题的文本段落。

两名研究者通过迭代过程审查了每个编码条目，该过程提出了对参与者所讨论伦理挑战类型的粗略分类。第一轮审查中，开发了初始编码以识别对伦理挑战问题的实质回答。第二轮审查中，编码被归入初步主题，并将之前未分类的额外回答重新纳入考虑。第三轮分析中，研究者集体审查了所有初步编码和浮现的主题，以精炼类别并确保概念一致性。研究者就提议的“伤害与骚扰”类别进行了讨论；然而，伤害因若干原因而未被保留为独立类别，其中包括“伤害”是目的或结果、通常不是手段（例如，骚扰导致伤害）这一认识。这种将伤害视为伦理挑战组成部分的理解，得到了关于二元道德的道德心理学过往研究的支持，其中，一个感知到的有意施害者伤害一个感知到的受害方（Gray et al., 2012）。基于这一视角，即使参与者描述的伦理挑战似乎不包含伤害，它们仍常常暗示着伤害的存在或威胁。研究者得出结论，伤害作为每个类别的一部分被涵盖。

例如，伦理线索与榜样示范类别有两个子类别：a) 领导示范，和b) 同伴示范。这些子类别中包含两种类型：1) 积极和典范性，和2) 消极和有害。另一个例子是透明/诚实类别，有两个子类别：a) 伤害（如说谎的后果），和b) 价值（如诚实和透明的好处）。虽然骚扰被保留为独立类别以捕捉特定行为或机制（如性、身体和情感上的不当对待），但伤害代表了这些行为及其他伦理挑战可能产生的负面结果。因此，伤害被涵盖在多个类别之中，以探讨参与者访谈中的行动和后果。

通过迭代的审查和讨论过程，研究者确定了反映访谈中伦理挑战范围的七个类别（及其子类别）（见表1）：1) 自主性，子类别：a) 企业/组织压力，b) 利益冲突，c) 个体；2) 透明/诚实，子类别：a) 积极价值，b) 伤害；3) 公平/正义，子类别：a) 伤害，b) 价值；4) 骚扰，子类别：a) 性骚扰，b) 身体骚扰，c) 情感骚扰；5) 隐私，子类别：a) 伤害，b) 尊重；6) 伦理线索与榜样示范，子类别：a) 领导者，b) 同伴；和7) 职业规范/期望，子类别：a) 典范，b) 伤害。

表1：伦理挑战主题与类别

企业/组织压力问题往往构成伦理挑战。一位从事记者工作的参与者描述了报道一起三重谋杀案——一位母亲杀害了自己的孩子——的经历，以及尽管其职责是通过新闻报道提供公共福祉，但在说服人们接受新闻采访的过程中，自己感觉像一只“秃鹫”：

“我们基本上……就是不离开那个小镇，试图让那家人开口说话，就为了我们能打败其他电视台，而我们老板和制片人给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完成所有这些采访。这让我们很多记者都感到很……我们后来都感到有些恶心，因为我们被逼着做我们真的不想做的事情。”（P21）

该参与者描述了当组织压力迫使媒体从业者做出违背其道德观念的行为时，对自主性的威胁。这种压力导致该参与者感觉自己像在将家庭成员当作手段来对待。

企业/组织压力的另一个常见例子涉及管理者向员工施压，要求他们以不道德的方式行事，例如对客户撒谎。一位23岁的入门级公共关系从业者描述了被迫撰写一篇欺骗性新闻专栏的经历。“我被告知去写一篇……专栏，对象是一位我从未谋面的女士……并且假装我采访过我们的一位客户——我与这位客户仅交谈过10分钟——关于一个我几乎一无所知的话题”（P45）。管理者施加的压力让这位员工觉得自己只有两个选择：服从权威或丢掉工作。

一位23岁的媒体专业人员描述了来自捐赠者的公开压力，以及随后来自管理者的隐蔽压力，以安抚该捐赠者。“他不停地逼我们、逼我们、逼我们去做我们不应该做的事情……我一直尽力做那个理性的声音”（P30）。该参与者解释了他们如何在尊重客户与确保“事情以正确的方式完成”（P30）之间寻求平衡。

综合这些例子来看，参与者描述了试图平衡相互竞争的压力，例如其个人价值与组织要求之间的张力。这种平衡行为暗示了在做出关于“什么是对”的判断时，在道德担当和道德效能上的紧张，即使他们感到自己并不完全掌控局面。

对于媒体专业人员而言，利益冲突是一个突出的子类别，若干参与者描述了与政治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相关的媒体决策。一位参与者解释了自己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中的个人倡导和参与如何对报道抗议活动构成问题，以及他们做出的停止参与并在后续报道中保持透明的个人选择。另一位23岁的记者参与者反思了自己为避免个人和公开政治评论而对报道造成利益冲突所做的选择。“我试着在Twitter上对此保持低调，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奇怪的拿捏，因为我不能保持沉默”（P62）。

其他媒体专业人员描述了与经济利益的冲突，例如一位23岁在广告领域工作的参与者，当客户为影响其对公司的决策而提供好处时，遭遇了伦理困境。“当……一个供应商带我们去吃豪华晚餐，一周后我们……推荐他们获得X金额的合同，这总是让人感觉有点奇怪”（P3）。另一位23岁的记者参与者描述了一个伦理反思的时刻，回想起大学伦理课程所教的内容。“有人在我报道完一个活动后，给我提供了免费的演唱会门票……我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的教授）会怎么做？’因为他非常强调……绝不接受任何人的任何东西”（P48）。这些参与者中有一部分（P3和P62）描述了个人信念或关系可能影响职业决策的情境，表明存在利益冲突。同时，其中一些回应，如P48的例子，也展示了道德建言（moral voicing）。在应对这些冲突时，参与者反思了伦理原则以指导其决策。

虽然许多伦理挑战导致了伤害，但若干参与者反思了大学教育如何帮助他们应对伦理挑战。其他参与者则描述了管理者如何对他们施压，要求他们以有利于组织的方式行事，但参与者寻求重获自主性，并做出符合其价值观的决策。自主性的第三个子类别涉及个人抱负式选择，参与者描述了认识到道德决策需要自主性的案例。一个例子是一位22岁的参与者，讲述了一个新闻决策——使用受众分析数据来决定报道内容，而非专注于提供公共福祉的平衡报道。

“每天早上我们是不是就挑那些阅读量最多的报道……你知道，点击量最多的。……为什么我们不挑那些影响更大的报道，而不是只挑阅读量最多的？”（P56）。

同一位参与者还反思了作为一名美食记者的工作，试图在组织暗示公众情绪会抵制负面框架报道的时期进行平衡报道。在这一伦理挑战中，该参与者在“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和“削减警察经费”呼声中进行报道，他们想报道另一面：由于警察力量被迫缩减地区犯罪增加，餐馆如何陷入困境：

“核心问题是，‘嗯，我们不想让……削减警察局经费看起来像一件坏事。就像，这对城市是件好事，我们想更多关注……少数族裔企业是如何得不到支持的。’[但是]我觉得我应该为每一家企业发声。”（P56）

虽然参与者感到编辑施压要求只报道一面，但他们努力制作展示斗争每一面的新闻报道，而不仅仅是会获得最多受众支持的一面。

总体而言，参与者关于自主性威胁的例子反映了在应对道德担当和道德效能问题时的挣扎（Hannah et al., 2011）。在若干案例中，当参与者认识到伦理责任并质疑组织权威时，展示了道德担当；他们将伦理关切框架化为一种义务。同样，他们的伦理挑战例子揭示了道德效能的各个方面。虽然一些参与者在面临工作不稳定或层级压力时经历了效能感的削弱，但其他参与者描述了重获能动性的抱负式努力。

与透明相关的案例既包括因缺乏诚实和透明而导致的负面后果或伤害，也包括感知到的积极价值。价值表达突出了几个主题，涉及参与者描述诚实和透明为何对他们个人很重要，并影响了其职业决策。一位参与者（P1）描述了COVID-19大流行如何提供了在工作时间逃避工作的机会（例如去健身房或杂货店），这是由于远程工作环境所致。然而，这位25岁在企业战略传播领域工作的参与者反思道，尽管有这种诱惑，他们还是想尽可能多地工作，因为“假装”在工作让他们觉得不诚实。

其他参与者描述了其对诚实的关切是由培养信任的愿望驱动的。一位在新闻领域工作的参与者描述了一个情境，当他们在Facebook Live上报道时，一位家庭成员质疑了他们的用词。“我爸说，‘你这是在假定他们有罪，而没有经过公正审判’”（P26）。另一位22岁的记者参与者描述了在面对来源相互矛盾的信息时如何做出决策。“我们希望确保我们准确地呈现整个话题，而不仅仅是其中一部分”（P8）。这不仅表明了对新闻业透明和诚实原则的认知，更表明了成年初显期个体做出道德判断并使道德行为与之匹配的能力。

透明和诚实的另一面聚焦于伤害和后果，例如一位24岁在媒体公司工作的参与者描述了他们的诚实动机源于被抓到说谎后会发生什么。“有过几次我把事情搞砸了……我的老板或经理会注意到，我必须坦白承认。……我宁愿诚实面对，也不要被抓到说谎，因为那样更难脱身”（P37）。其他人，如一位22岁在战略传播领域工作的参与者，描述了他们如何为对他人说谎辩解，以及小谎言（例如，“在你并没有真正生病的时候请病假”（P9））比大谎言更容易合理化。

受访的几位年轻媒体专业人员描述了因缺乏诚实而造成的伤害，例如一位出镜记者对“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者发表个人评论，近乎撒谎。“他对那些抗议者做出了一些草率的判断。他不停地说他们有武器，当他们没有的时候，他又不停地做所有这些假设”（P27）。这位23岁在广播电视新闻领域工作的参与者描述了错误信息的传播如何激怒了受众，也损害了新闻机构的声誉和公信力。

与透明和诚实相关的伦理挑战展示了道德担当的表达，在某些案例中展现了道德勇气。参与者将诚实描述为与职业身份相绑定的不可妥协的价值。此外，当参与者选择诚实而不顾纪律后果或潜在的尴尬时，他们展现了道德勇气。反之，参与者为轻微不诚实辩解的情况则表明存在道德担当但缺乏道德勇气。这展示了道德意动（Hannah et al., 2011）如何因感知到的风险和情境压力而变化。

一些伦理挑战自然地在类别之间存在重叠，反映了现实世界伦理困境的互联性，例如公平问题往往与诚实和透明相交织。这些模式展示了塑造参与者视角的潜在道德推理和机制。例如，在公平/正义类别中，一位22岁在广播电视新闻广告部门工作的参与者描述了其工作的一部分是不公平地用酒精广告瞄准大学生。“我越看到他们试图向上推销小企业，让它们花费超出其舒适度的钱，就越让我感到难过……仅仅因为你想赚一笔钱，就让企业承担财务风险，这似乎不公平”（P46）。在这个例子中，两个子类别（伤害和价值）均有体现，因为参与者既提到了不公平工作实践的伤害，又将公平置于公司行动之上，这从其辞职的决定中可以看出。

许多参与者描述了种族主义的经历，以及基于种族和性别身份不平等对待员工所造成的伤害。一位参与者描述了一组员工开始收到匿名种族主义邮件的经历。另一位23岁在广播电视新闻领域工作的参与者解释了George Floyd被谋杀如何影响她重新评估自己作为少数群体成员的地位，以及人们如何因其肤色被看待。“我小时候经常因为是亚裔被取笑，有各种各样的绰号……（和）想到当所有那些事发生在我身上时的感受……我可以从我自己的小小、大多微不足道的经历中汲取力量，对当前处境产生共情”（P27）。参与者42，一位23岁的广告从业者，提出了如何应对代表有偏见的客户的问题。“我曾与一位客户合作，他们非常明显地不想在图像和社交媒体上使用的人中体现多样性”（P42）。这一伦理挑战与伦理线索和榜样示范相关联——群体动力如何影响行为，以及对他人的不公平对待如何对所有人有害。

这些与公平和正义相关的伦理挑战例子尤其展示了道德担当和道德勇气在参与者决策中的作用。一些参与者认识到不公平的做法（例如剥削性广告策略）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并感到有责任做出回应。有时，参与者通过离职展现了道德勇气。这些行动表明，基于公平的伦理挑战可能充当临界点，在其中道德担当驱动个体走向行动。

这些类别的一个核心方面是伤害，但在分析的初始阶段，伤害和骚扰被配对为一个类别。然而，骚扰是伤害的手段，正如不公平的行为以及缺乏透明/诚实和自主性可以导致伤害一样。虽然一些参与者描述了性骚扰培训，但这些回答并未被描述为伦理挑战，因此被移除。骚扰的伦理挑战涉及身体、性和情感骚扰，其中一些存在重叠。一位参与者描述了在#MeToo运动中如何面对报道被指控性骚扰者的伦理挑战，以及该参与者如何决定避免发布关于该人的信息，因为这对受害者来说不够敏感。另一位24岁在纯在线新闻机构工作的参与者描述了类似场景：“有消息传出他正在情感虐待某人并‘性胁迫’……我们不会再报道这个人了。他就像被Me Too了。我们就只是不会再写关于他的文章了”（P40）。

另一种被描述的骚扰是身体骚扰。一位22岁在战略传播领域工作的参与者描述了一位主管对另一名员工进行身体攻击并开始摇晃她脖子的情况（P18）。然而，该参与者说，该主管从未被解雇，只是降职并带薪停职。参与者将这描述为一次令人士气低落的经历，意识到人力资源部门不会保护员工。另一位22岁在企业广告领域工作的参与者描述了一位会“说坏话”并朝同事“尖叫”的老板。“我投出了申请，我觉得我必须离开这里”（P44）。在这种情况下，参与者感到自己无力“反抗”或上报管理层。他们并非孤立个案。其他参与者描述了与骚扰相关的伦理挑战，通常与伦理线索和榜样示范相关联。然而，其他公司采取了纠正不道德情况的措施。一位23岁在战略传播领域工作的参与者解释了他们组织的一个客户是一位对女性有性别歧视的年长男性。“（他）跟女性说话的方式和跟男性说话不一样。……他非常不尊重人，说了很多我作为一个人——更不用说作为一个女人——无法认同的话”（P16）。然而，该参与者解释了她如何对此行为感到不满，而她的组织拒绝容忍这种行为。

在参与者18和44的案例中，他们认识到了这种不道德行为，但没有向组织领导者发出警报；而在参与者16的案例中，她对情况表示关切并赞赏组织的回应。这表明成年初显期个体既有能力识别不道德行为，也能在组织中感到足够舒适从而站出来反对骚扰和其他有害行为。

在领导层纵容或淡化骚扰的环境中，参与者描述了感到无能为力，这表示道德效能和道德勇气的削弱。相反，当组织做出回应以预防骚扰并支持员工关切时，员工感到被认可和赋能。这些模式表明，道德意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感知到的组织支持的影响。

虽然每个类别都是独特的，但若干类别似乎与其他类别紧密相连，包括隐私，以及未能给予或尊重他人隐私可能如何减少其自主性。大多数描述隐私伦理挑战的参与者分享了他们能够访问私人信息但却决定回避的经历。例如，参与者36，一位24岁在战略传播领域的媒体专业人员，描述了谨慎处理私人数据的重要性。“如果我在查找某人的名字，那就仅此而已。我不会去查他们的电话号码或地址……这不关我的事……尊重和敬畏人们的隐私”（P36）。另一位23岁的互动专员解释了他们何时决定披露个人信息的隐私关切的理由，例如当家人或朋友打电话试图联系访客时。“每天都有人联系我们要找人……如果他们说的是一个孩子，你知道，17岁以下，我肯定更倾向于看看我们怎么能帮到他们”（P20）。另一位23岁的多媒体记者表示，当决定是否对可能因身份暴露而面临伤害的人进行面部模糊处理时，隐私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该参与者解释了一位女性的女儿——该女性的形象出现在媒体上——对电视台播出该形象的决定感到不满，一位总监介入了。“你不能保护拍摄照片的人、告诉你这一切的人以及不保护照片中的人的匿名性”（P57）。

其他参与者在他们的伦理挑战中暗示了隐私关切，但引用的往往是抽象的，例如在进行采访和分享信息时如何尊重他人隐私。

在隐私相关的伦理挑战中，参与者描述了他们在获取或披露私人信息时自我克制的场景，这显示了强烈的个人责任感和道德担当。当参与者阐述其决策理由并对自身恰当行事能力表达信心时，似乎也展现了道德效能。

许多伦理挑战与从他人身上习得的行为相关联，无论是同事还是管理者。这一类别既包括伦理行为的积极典范，也包括同伴和领导者可能表现出的破坏性和消极伤害。虽然领导者表现出的行为与企业/组织压力相关，但伦理线索与榜样示范中的子类别是不同的。这一类别中的回答突显了参与者用作自身伦理决策过程指南的习得行为。一位24岁在广告领域工作的参与者描述了目睹管理者在面对客户是否开放（与透明/诚实相关）时的行为，但管理者的决定让参与者意识到跟随领导者的角色更容易。“与其自己去做……然后为此焦虑，我干脆去找我的主管，[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P47）。偶尔，参与者描述了领导层令人担忧的行为，虽然这种行为可能被效仿，但一些参与者质疑了他们在何时不应再跟随该领导者。一位24岁在非营利组织工作的媒体专业人员将一个情境描述为一个清算时刻，引发了对忠诚应归于组织、目标、管理层、同事还是谁的问题（P22）。

其他参与者描述了领导者表现出的更具典范性的行为。其中一个回答涉及总监如何教导参与者尊重他人以及如何展现这种尊重。这位23岁在战略传播领域工作的参与者解释了即使是在不那么重要的会议上，也要将演讲者视为值得尊重的人来对待。“他们是那些说……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你要尊重他们，尊重他们的时间……确保你保持专注，确保你不是在键盘上打字。我们实际上有一项政策……如果你在打字……那只能是为了记笔记”（P5）。另一位参与者描述了他们的经理如何教导他们以专业的方式回应客户，绝不施加压力强迫他们做决定。

虽然领导者为参与者提供了伦理线索，但许多人指出了员工之间的沟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行为和道德判断。一位在战略传播领域工作的参与者描述了他们如何依靠同事及其道德指南针来做决策。“我从我信任、我认为能做出良好伦理决策的人那里获取反馈，因为有时候我就是……我并不总是知道……什么是伦理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公平的。所以我汇集我的资源”（P41）。一位23岁在政府机构担任媒体专业人员的参与者解释了他们如何纠结于在八小时工作日内应投入多少时间和精力，以及同事如何提供了一个标准。“你会有空闲时间。我们不指望你就坐着发呆，盯着屏幕直到下一封邮件弹出来，这挑战了我从小被灌输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我并不喜欢这个答案，但它让我感觉好受些”（P61）。

最后一个类别也包含了与前述领域相关的参与者回答，但其核心涉及组织设定的价值观和期望。一位参与者描述了一位客户对女性表现不尊重，但组织拥有帮助管理层决定是否继续保留该客户的价值观和伦理标准。其他参与者描述了组织设定的类似典范价值，例如一位23岁的市场营销协调员因组织的使命宣言而被鼓励组织志愿活动，另一位参与者描述了其公司的价值观如何创造了一个滋养型环境：

“他们会跟我们谈我们的价值观……[和]我关心的事情，彼此善待，尊重多样性，以及如果我们有需要他们总是在这里……而这正是真正吸引我加入这家公司的地方，在我的面试中以及在基于我们招聘的对象和那种可以与任何人交谈、向任何人求助的开放氛围中，我确实在我的公司里看到了这一点。”（P43）

其他参与者描述了他们认为是消极和有害的组织文化。一位23岁在体育组织担任媒体专业人员的参与者描述了一家公司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优先考虑经济收益的活动，但显然以大流行限制为借口拒绝提供必要的支持。该参与者解释了他们被要求组织和推广一场公司食物捐赠活动作为对社区的回馈，但该活动面临限制且缺乏管理层的支持。“我没有社区关系预算。他们从未给我钱去做这件事。……高层管理人员没有人捐赠……一点都没有，但他们仍然要我坐在这里说我们是社区的重要力量，社区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P59）。

与伦理线索和榜样示范相关的挑战表明了道德意动的各个方面可能是如何在社会中培养的。参与者通常描述了他们寻求领导者和同伴来评估伦理挑战，这些评估随后帮助塑造了其道德效能。在若干案例中，当参与者观察到伦理领导力时，他们似乎更有可能发展出道德勇气。反之，模糊的社会线索似乎削弱了道德效能并阻碍了行动。这些发现表明，伦理环境既可以赋能也可以抑制道德行动。

本研究的发现推动了有关媒体相关领域成年初显期个体如何应对从大学生到媒体专业人员这一过渡期的研究（Craig, et al., 2021），通过分析应届毕业生如何应对伦理挑战。这是年轻媒体专业人员生命中的关键时期，他们所遇到的许多类型的伦理挑战——如自主性问题、伦理线索与榜样示范、职业规范与期望——对通常处于低权力位置且处于学习如何驾驭职业生活早期阶段的年轻入门级媒体从业者来说尤为突出。正如Nelson（2021）所述：“二十几岁时所做的选择确实可能产生持续数年的后果”（p. 186）。基于Hannah及其同事（2011）的道德意动框架，本研究聚焦于成年初显期个体如何在回应伦理挑战时展现出道德担当、效能感和勇气的能力。

在分析参与者的伦理挑战过程中，研究者识别出与规范道德原则相关的若干关键主题，这些原则在新闻、公共关系和广告等媒体相关领域中至关重要。他们的关切和挑战反映了行业行为标准，并在媒体伦理教科书和大学课程中得到了广泛讨论（e.g., Neill, 2023; Slattery, 2016）。它们也有助于说明Hannah及其同事（2011）提出的道德意动能力各组成部分的示例。参与者阐述的伦理挑战反映了评估责任水平（道德担当）的挣扎，在某些案例中，甚至展示了成年初显期个体如何开始思考道德决策的可能代价（道德勇气）。一些参与者的行动——如因雇主的商业行为违反个人伦理信念而辞职——也表明他们没有将工作角色与更广泛的生活进行道德上的区隔化（Rozuel, 2011）。最后，参与者通过借鉴教育和同伴及导师的指导，培养对自身按伦理原则行事能力的信心，展示了道德效能。

在本研究中，参与者的伦理挑战通常通过在伦理复杂情境中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来表明道德担当。他们的例子反映了即使在职业风险面前也坚持个人价值的承诺。一些参与者反复思考不道德行为（包括自身和他人的）的后果，而另一些则描述了诚实、公平和自主等道德原则，却没有反思具体的结果。在这些案例中，参与者分享了各种解释其回应伦理挑战的理由。一个常见的理由反映了一种规范性期望——“我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做。”

其他参与者描述了在大学学到的经验教训，直接回忆起教授过他们利益冲突情境类似示例和最佳实践的媒体教授，以及这些如何塑造了他们的道德决策过程。这反映了成年初显期个体如何利用高等教育阶段学到的知识来帮助应对伦理挑战。还有一组参与者聚焦于在当前工作环境中获得的经验，以及他们如何基于组织内同事和领导者的线索来回应伦理挑战。一位参与者分享了他们在对“正确选择”感到不安时如何征求同事意见。另一位参与者讲述了群体规范如何影响了自己的道德判断。若干参与者也分享了抵制群体规范的挣扎这一伦理挑战。这种人际压力反映了同事在塑造道德决策中的强大作用。

若干初入职场的媒体专业人员描述了他们在应对伦理挑战时的信心，以及抵制组织或管理压力的能力，这表明具有较强的道德效能。其他参与者则在这些压力中挣扎，即使他们认识到了伦理问题本身，却感到无法应对并达到自己的道德标准。那些挣扎的参与者（表明较低的道德效能）会利用榜样或寻求同事和领导者的建议来探索如何克服伦理挑战，这表明他们在尝试提高道德效能。这得到了Bandura（1977）研究支持，即个体可以通过1) 掌握性经验、2) 社会榜样示范、3) 社会说服和4) 监测情绪状态来提高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也会影响未来的行为，这表明具有较强道德自我效能感的成年初显期个体将继续在道德决策中获得信心（Bandura, 1977）。然而，当个人价值与社会榜样示范或社会说服相冲突时（Levy & Meyers, 2023），或当成年初显期个体因工作环境而经历低自尊或低职业抱负时（Olenik-Shemesh et al., 2018），道德效能可能会降低。此前的研究表明，道德（自我）效能感有助于员工在面对不公和其他道德风险行为时发声（Lee et al., 2017）。对于处于职业发展形成期的成年初显期个体而言，伦理挑战可以检验他们在逆境中保持韧性的能力。成年初显期个体可以通过效仿同事和领导者应对道德议题的方式来提高道德自我效能感，或从这些早期的伦理挑战经历中学习，并利用这些知识指导未来的行为。

当参与者描述尽管存在潜在的个人或职业风险仍按伦理信念行事时，表明了道德勇气。当一些参与者讲述被要求制作欺骗性内容或违背自身价值讨好客户时，他们认识到了伦理问题。要使道德勇气产生，这些参与者需要迈出下一步，如一些参与者选择离职或拒绝违反伦理标准的任务，这体现了在面临负面后果时的行动。道德勇气似乎建立在道德担当和效能感的基础上，参与者首先认识到自己的责任（担当），评估自己采取行动的信心（效能感），然后在风险下选择行动（勇气）。

从大学到就业的过渡越来越被认为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生阶段，受到“多个生活领域”经历的影响（Eccles et al., 2003, p. 484），包括同伴和家庭关系、身份认同和心理健康。在大学期间，学生体验到一个旨在鼓励新机遇和生活方式的安全环境，没有成人责任的压力（Eccles et al., 2003）。在职业生涯的最初几年，这些成年初显期个体被推入一个鼓励道德发展的环境。本研究中的许多参与者认识到其工作中的伦理挑战，但他们如何回应这些挑战表明了在这一关键生命时期识别和评估道德意动能力的价值。

本研究对于寻求改善与成年初显期员工互动和指导的管理者具有实践启示——这些启示可以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探讨。组织领导者伦理线索的影响表明，管理者可以通过对其伦理期望保持透明，以及分享他们自己如何处理困难情境，来培养更强的道德担当和道德效能。这种透明可以通过非正式对话和定期结构化讨论两种方式实现。鉴于本研究还发现同事同伴在伦理上具有影响力，管理者也可以通过鼓励同事之间在日常工作中的伦理讨论，并将此类讨论作为组织任何指导项目的正式期望，来促进道德意动的发展。关于成年初显期个体伦理挑战的未来研究，应探讨哪些内部和外部因素可能促进（或抑制）其道德能力的发展——包括但不限于管理者的角色。未来研究还应包括测量和检验道德能力变化的实证研究，涵盖大学和职业两种环境。

虽然本分析为理解成年初显期个体从毕业到早期职业发展的经历提供了宝贵的途径，但它的局限性在于回应仅基于五所大学的毕业生，不能完全代表全国（及全球）媒体相关专业人员的经历。然而，本研究为更好地评估成年初显期个体的道德意动能力提供了一项探索性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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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参考原文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https://doi.org/10.1007/s10551-026-06333-5  Ethical Challenges and Moral Conation Capacities  in Emerging Adults Moving into Media Industries后进行概述。如需深入学习请阅读原文。本文仅供学术交流与知识分享，版权归原作者及出版机构所有。如有版权问题，请立即联系[应用伦理学社]，我们将及时处理。尊重原创，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文献来源：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翻译成员：吴梓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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