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名称：虎踞江南——新干大墓与青铜王国
展览地点：江西省博物馆（长期）
挥师以称雄
新干大墓出土青铜兵器232件，有象征杀伐权力的铜钺，远近攻击的长刀、短剑、勾戟、戈、矛、镞等，以及防御的胄，在商代墓葬出土青铜兵器中数量最多、种类最全。
新干大墓出土兵器，与吴城遗址城壕中遗留的16具被锐器砍砸的青壮男性头骨相互印证，说明威服与征伐仍然是王国的生存方式之一。
▼兽面纹青铜胄
头部护具。正面中部起脊，直通顶部圆管，圆管用以安插缨饰。正面饰高浮雕兽面纹，威严神武。壁厚仅0.3厘米，戴之轻巧，不觉笨重。
除新干大墓外，商代铜胄还见于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商王陵M1004大墓、山东滕州前掌大墓地、山西柳林高红商代大墓，其中M1004出土140多件，相当一部分的形制与新干铜胄基本一致。
青铜刀：新干大墓共出土兵器青铜刀15件，其中短柄翘首大刀13件，长条带穿刀2件。刀脊上多饰富有本地特色的燕尾纹、网格纹等。
新干大墓是商代遗存中出土大刀数量最多、质量最高者。商代大刀仅出土于大、中型贵族墓葬中，应是标志墓主社会地位和等级特权的“礼兵”。
▼夔纹短柄翘首青铜刀
▼夔纹短柄翘首青铜刀
刀身两面装饰夔纹，背脊饰燕尾纹。出土时伴有铜环，当为固定刀把之用。
▼蝉纹青铜刀
通体光滑，刃部锋锐，柄部无锈，原应套木把。背脊装饰菱形网格纹，刀身两面装饰首尾相衔的带状蝉纹。此刀体型巨大，是目前已知最大最重的商代青铜刀。
▼短柄翘首青铜刀
青铜戈：戈是商周时期最常见的一种兵器，古称勾兵，用于勾杀。戈也是出现较早的青铜兵器，二里头文化时期即已出现，一直延续使用至战国、秦，其间形制虽有变化，但基本上由戈头、柲、柲冒和鐏四部分组成。
新干大墓共出土青铜戈28件，其中直内戈23件，曲内戈5件。
▼椭圆銎青铜鐏
双面饰蕉叶状兽面纹或蝉纹。尾部呈尖角状可插在地上。鐏多见于东周以后，新干所出商代铜鐏，为此类器物所见最早实例之一。
▼直内青铜戈
/ 夏商时期，镶嵌绿松石工艺十分普遍。新干大墓出土众多打磨切割的绿松石片，成品多镶嵌于戈上，应是这种艺术风格南渐的产物。
/ 援体中脊部装饰多道血槽式箭翼纹。
/ 通体黑亮无锈，是新干大墓出土青铜戈中最精美的一件，也是唯一出土于棺内的一件。
▼双人首纹青铜戈
内部两面均装饰阴刻双人首形象，除鼻省去外，其余四官俱全，头竖四根羽毛状装饰。
▼异形青铜矛
矛体作细长四棱锥形，骸端加厚作正六边形，銎内残留朽木。此形制矛仅出土于新干大墓。
青铜矛：矛是用于冲刺的兵器，故又称作刺兵。青铜矛始见于商代早期，殷墟时期大量出现。完整的矛包括矛头、矛柲及鐏。
新干大墓共出土青铜矛35件，分为短骸矛(15件)、长骸矛(13件)、特短骸矛(5件)和异形矛(2件)四种。
青铜镞：商人使用弓箭用于远程射击。新干大墓共出土兵器青铜箭镞115件，可分为宽翼、窄翼、短翼三种类型，出土时排列整齐，表面残留有箭杆和漆皮痕迹，应是下葬时成组地装在漆矢簏之内。
富国农为本
华南地区是世界稻作文明的源头，江西发现了世界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植硅石。新干大墓出土的整套青铜农具，计10类36件，居全国单座商代墓葬发现农具数量之首，还原了三千年前赣鄱流域稻作生产的基本面貌。
墓内出土的两件青铜犁铧，是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青铜犁耕工具，可能是农耕典礼用器，反映了王国对农耕的重视，体现出这是一个以农业为经济主体的国家。
▼卷云纹青铜锸
下侧宽弧薄刃，上侧开凹口为銎。銎正中有圆孔，两面沿銎口饰卷云纹。
▼兽面纹青铜耜
扁体，銎口截面呈三角形，近口正中有圆穿。双面饰省体兽面纹。出土时织物包裹痕迹清晰。此耜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青铜耜。
▼兽面纹青铜犁铧
近等腰三角形，两侧刃薄，中间拱起，三角形銎内可安装木柄。前后装饰简体兽面纹，或为行农耕祭礼时所用礼器。新干大墓出土的两件犁铧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青铜犁铧，这一发现将青铜犁铧的出现年代由战国提前到了商代中期，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青铜耒
椭圆形銎，下伸出双扁齿呈叉状。通体素面。此耒为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青铜耒，商代青铜耒唯此一件。
▼连珠纹椭圆銎青铜铲 / 双目纹椭圆銎青铜铲
中原出土铜铲多为方銎，新干大墓多出圆銎铲，地方特征明显。
水乡渔为业
赣水流域河网交错纵横，湖泊星罗棋布，渔猎是王国获取食物的另一种重要方式。
新干大墓出土有渔猎工具，以及带有鱼形图案的青铜器和玉器。部分鱼形纹饰可能与礼仪有关，折射出王国民众依赖水资源、利用水资源甚至崇拜水资源的独特习俗。
鱼纹青铜器：青铜器上的鱼纹最早见于商代。鱼纹在中原主要用于水器上，但新干青铜器鱼纹却出现在鼎、鬲、匕等器物之上。鼎、鬲上的鱼纹作为辅助装饰，多是数尾鱼排列同向而游，显得自然、写实。
▼鱼首曲内青铜戈
戈内端阳线成纹，中有一目，周饰卷云纹，向后微张口，上唇长卷弯曲，应为鱼首形象。
▼鱼纹青铜匕
新干大墓出土10件挹食用具青铜匕，匙内皆饰鱼纹。鱼口嘴大张，唇厚翻卷，目大方圆，体肥硕大，鳍有或无。鱼纹线条流畅，样式丰富，多由单阴线勾勒成形。
▼兽面鱼纹鬲形青铜鼎
颈部一周饰12条鱼纹，头尾相续，线形排列。腹部饰曲折角省体兽面纹。
▼鱼纹瓿形青铜鼎
鼎上腹部纹饰带内有14条鱼纹成线形排列，鱼纹之间填以云雷纹。鼎底残留一周凸沿，推测原系圈足瓿，三足及双耳后接。瓿形鼎仅见于新干大墓，其器形、纹饰与中原勾连雷纹瓿类似，鱼纹装饰极具地域特色。
▼兽面纹鱼形扁足青铜鼎
鼎足呈扁平鱼状，张口露齿，圆珠状目，展体，尾部收尖后翘，两面满饰鳞片纹，有背脊，是新干青铜器所独有的造型。
青铜渔猎工具：商代青铜渔猎工具极少发现，以往仅见青铜鱼钩，新干大墓出土了22件青铜渔猎工具，或为射捕的固定式鱼镞，或为抛掷捕鱼的带索鱼镞，极为罕见。
▼鱼形玉饰
牙白色，素面，体扁平，腹中钻一孔，下端分叉，呈鱼尾形。孔可穿线，应为坠饰。
冶铜精铸器
青铜器铸造是王国时代的“高科技”产业。瑞昌铜岭矿冶遗存、吴城遗址铸造作坊，集采矿、冶炼、铸造于一体，反映出赣水流域已经建立起完备的青铜器生产体系。
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铜器，数量多、品类丰、工艺精，或造型端庄雄浑，或装饰繁复华丽，或设计巧妙新奇，反映出王国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与强盛的国力。
▼木铲 / 青铜锛
江西省瑞昌市铜岭铜矿遗址出土
▼兽面纹青铜温鼎
腹部隔层，上层放置食物，下层横开一门，可送炭火入内。门有轴，插于钮状插销内，上下开合灵活。腹四壁与柱足上装饰兽面纹、目纹和弦纹。
这件青铜鼎两次铸接成形，活门先铸，鼎体浑铸。整个器物造型奇特之处在于夹层，这在青铜鼎中比较少见，对工艺要求也更高。
▼兽面纹提梁方腹青铜卣
盖上有蛇形钩钮，蛇首口衔圆环，可插入销子使蛇形钩钮固定于盖上，蛇尾卷成钩形，与提梁内侧环钮扣合。肩部两侧铸半环钮，与提梁相扣。提梁两端作倒置的兽首。方腹中央铸方槽形成十字形管道，便于放置炭火或浸入沸水热酒。盖面、颈部、腹部满饰兽面纹与云雷纹，口沿下方饰共目夔纹，提梁上饰类鳞片纹，圈足有镂空花纹。
这件青铜卣采用分铸法，盖、提梁、蛇形环钮分别铸造，器体浑铸，然后通过销子等铸接于一体，器型罕见、纹饰精美、构思巧妙、工艺复杂，是商代青铜器的代表作。
▼兽面纹鹿耳四足青铜甗
上部为甑，下部为鬲。两耳分别站立一只小鹿，回首相顾。甑腹饰四组环柱角兽面纹，鬲体饰四组浮雕牛角兽面纹，神秘肃穆。
此青铜甗是新干大墓出土青铜器中体型最庞大者，也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大青铜甗，有 “甗王” 之誉。它采用四足取代常见的三足，具有良好的稳定性，是所见最早的四足甗。除耳上双鹿外，整个器物一次浑铸成形，纹饰精美，是青铜范铸工艺的杰出代表。
抟土巧制陶
江西水土宜陶，陶瓷生产历史悠久，是世界陶瓷的起源地之一。吴城遗址、牛头城遗址均发现制陶遗存，瓷土为胎、器表印纹与施釉、龙窑烧造等先进制陶技术的运用，成就了南方地区极具特色的陶瓷工业。
新干大墓出土大量陶瓷器，种类丰富，纹饰多样，制作精良，代表了当时陶瓷业的最高水平，是中国陶瓷历史上由“陶”到“瓷”这一革命性突破的缩影。
▼折肩带盖原始瓷罐
伞状器盖，盖面、颈部和肩部装饰圈点纹，肩部刻有“一”字符。
能工巧匠的百宝箱：铸铜、冶陶、制瓷、纺织，是王国最重要的手工业门类。此外，还活跃着一批能工巧匠，他们以各种工具砍、削、刻、裁、切、钻、凿，为日常生活添光添彩。
新干大墓中的修刀、刻刀、凿、锥等，使我们得以一窥匠师们的高超技艺。
▼活环羽人玉饰
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玉羽人，也是唯一的商代羽人玉佩饰。叶腊石质，采用圆雕工艺。羽人作侧身蹲坐状，头顶鸟形高冠，“臣”字目，目内残留朱砂，嘴呈喙状，腰背部两侧雕有羽翼，小腿并拢，下部有一斜穿孔。头顶后部用掏雕法制作三个相连的链环。
此器集人、兽、鸟于一身，想象丰富，构思精巧，为迄今所见最早的活链玉器，代表商代玉器制作的最高水平。
丝织物的残痕：王国已有成熟的纺织技术。纺织材料以丝、麻为主。
新干大墓出土的甗、瓿、钺、曲内戈、方銎溜肩铲等大量青铜器上发现有清晰的纺织品痕迹，经红外光谱检测，多数纺织品是以蚕丝织成的平纹绢。墓中同时还出土有用于纺线的陶纺轮。参照同时代商王朝和古蜀国贵族的服饰，有理由相信王国贵族的衣装也是抽丝成绢，织彩为文。
附着有机质痕迹的青铜器：新干大墓出土青铜器表面多见有机质残痕。除兵器及工具銎部、穿口等残留木柄及麻绳穿系痕迹外，表面常见织物包裹痕迹，经检测多为蚕丝平纹绢，经线密度最多达85根/厘米。
神秘的字符：文字是传达和保存语言的书写符号，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新干大墓出土有文字刻符的器物近30件，主要集中在陶瓷器上，多位于折肩罐、折肩尊的肩部，少数刻在器底。另在青铜器上也发现有少量文字符号。
新干大墓文字刻符以“戈”字最多，占一半以上。吴城遗址也出土众多带“戈”字的陶瓷器。关于“戈”字的文化内涵，有专家认为它是戈人的族徽，戈人原居北方，商灭夏后其中一支来到江西，成为吴城文化的创造者之一。
▼“丩”（戈）字符折肩原始瓷瓮
原施釉，大部分脱落，腹部挂酱褐衣，颈肩处和折肩上下饰圈点纹三周，腹部满饰细绳纹，肩部横刻左右排列的两字符“丩-口”。该组合字符还见于同出的另一件原始瓷瓮肩部，造型、规格及装饰几乎完全相同，但呈上下排列。
融汇多元
在广袤无垠的中华大地上，长江与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共同孕育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商代中国，青铜与王权统治不可分割，陶瓷与生产生活紧密相连。商代江西，是铜矿开采基地，是陶瓷生产中心，更是联通南北、横贯东西的文化通道。
新干大墓的千件文物，深得赣水流域吴城文化之精髓，绽放着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多元文化的华彩，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
文化渊薮
三千年前的赣江流域，孕育了一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吴城文化。这一文化，既根植于本土文化，又与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商文化，长江流域的三星堆文化、湖熟文化等区域文化，在交流与碰撞中融合创新，呈现出多元的文化风貌。
新干大墓是一处吴城文化遗存，更是商代青铜文化的渊薮。墓中出土的千余件文物，或为殷商式，或为土著式，或为融合式，或为先周式，展现了吴城文化之精华，汇聚了流淌自不同方向的文化支流，将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连接到一起，是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格局的一个不可替代的观测点。
新干大墓器物文化属性：新干大墓出土遗物的文化属性大致分为四类：殷商式、融合式、先周式、土著式，其中融合式与土著式占多数，青铜礼器受到了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兵器和工具则更多地保留自身传统式样，反映出浓郁的本土风格。
殷商式：器类、造型和纹样等方面与殷商青铜器基本相同。
▼圆涡纹柱足青铜鼎
柱足圆鼎最早出现于商代中期，广泛流行于殷墟时期。圆涡纹亦始见于商代中期，有观点称之为火纹，具有太阳和火神崇拜的双重意义。
此鼎造型与山西平陆前庄出土的兽面纹鼎类似，为商代中期器形；纹饰与河南安阳小屯商代晚期墓M18出土的一件圆涡纹柱足鼎的纹饰极为相似，其铸造年代可能介于二者之间，无论从器型还是纹饰均属中原商文化的典型风格。
土著式：器类、造型和纹样均是南方土著民族的独特创造，不见于中原地区。代表器类有青铜礼器、兵器、工具以及陶瓷器等，其中青铜兵器不仅数量多，而且器类复杂、形式多样。
▼燕尾纹折肩青铜鬲
此鬲形制独特，不见于其他地区，新干大墓也仅此一件，其折肩风格和肩、足上的连珠纹、燕尾纹应是模仿吴城文化陶器制造，是土著式青铜器的典型代表。
融合式：器类、造型和纹样等方面具有典型的殷商文化特征，但又局部地进行不同程度的加工和改造，使其带有一定地域特色。
▼兽面纹虎耳方形青铜鼎
此鼎纹饰满布，繁缛华丽，具有殷墟中晚期的风貌，耳上卧虎和作为辅助纹饰的燕尾纹极富地方特色，体现了赣鄱先民对中原青铜器风格的吸收与改造，属于典型的融合式青铜器。
先周式：具有陕晋地区的先周文化特色，属于此类的器物仅有兵器勾戟、戈、刀，数量极少。
▼四穿长胡青铜戈 / 青铜勾戟 / 长条带穿青铜刀
长胡，直援，援本部、上下阑有穿，援面饰曲式窗纹，是周人固有的独创器物。
/ 三角形长援，援两面带血槽，长胡，这种勾戟是直内戈和长条带穿刀结合而成的新式兵器，兼具两种兵器功能，偶见于商代先周文化。
/ 背脊上有两个方耳式穿，可用来固定木柄，当为砍杀兵器。这种青铜刀以往多见于陕晋地区，具有先周文化风格。
瓷道悠悠
长江流域陶瓷业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根基。商代，长江流域的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在数量上和种类上比中原地区更为丰富，陶瓷器成为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贸易流通和文化交流的重要部分。
江西是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起源地之一，牛头城遗址、吴城遗址均有专门的陶瓷作坊区，角山遗址更是商代南方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的窑场，产品优质，受到中原贵族的喜爱。
青铜之路
青铜器对于青铜时代的王权统治具有特殊意义。商王室是高水平工匠的主要拥有者，掌握着高质量青铜器的生产能力。
长江中下游铜矿资源丰富，商王朝南下获取铜矿资源的同时，带来了先进的青铜冶铸技术和礼器制度，开启了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新时代。
江西瑞昌铜岭铜矿遗址，见证了商代铜料开采与运输的盛况。新干大墓的精美青铜器，印证着南北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兽面纹羊首青铜罍
高领，宽折肩，高圈足外撇，足底内侧加厚一周。颈饰三周凸弦纹，肩饰四组环柱角展体兽面纹，肩腹之间等距置四个立体雕羊首，腹部饰四组浮雕式曲折角兽面纹。
青铜罍最早流行于中原商文化，为酒礼器的一种，在商王朝南下扩张过程中传入长江流域。湖北盘龙城、江西新干大墓、四川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罍将商文化、吴城文化、三星堆文化串联，是长江与黄河青铜文明 “对话” 的生动写照。
盘龙城遗址出土的青铜罍，与河南郑州二里岗出土的青铜罍相似，尚保留着明显的商文化风格。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铜罍，器形发生了变化，颈部的两道弦纹变成了三道，肩部加上了羊首，成为吴城文化的一部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罍也是三道弦纹、肩部有羊首，反映出吴城文化与三星堆文化的交流互鉴。
▼乳丁纹虎耳青铜大方鼎
斜折沿，圆拱形外槽式立耳，耳上伏虎，方腹平底，柱足中空。腹四壁除中间素面外，两侧和下部饰成排乳钉纹，上部饰带状展体兽面纹，转角处饰省体兽面，足饰高浮雕羊角兽面。外底有烟炱痕迹。形体高大，壁薄规整，铸造难度大，系多次铸接成形，将中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分铸和浑铸技术完美结合。
此鼎是新干大墓出土 30 件各式鼎中体型最大者。其整体造型与纹饰风格属于典型中原商文化，形制介于郑州商城出土杜岭方鼎与安阳殷墟出土后母戊方鼎之间，耳上装饰伏虎则彰显了本土青铜文化风格，是反映三千年前南北文化交融的青铜重器。
青铜大方鼎是商代特有的大型礼器，是王室贵族的祭祀重器。以其作为国家的象征和王权的代表，体现了当时赣鄱地区深受商王朝礼制的影响。
▼兽面纹六边形腔青铜铙
铙腔横截面呈六边形，长甬中空与腔通。钲两侧饰卷云纹构成的简体兽面纹，巨目凸出。
青铜铙是最早使用的打击乐器之一。南方铜铙一般体型硕大，装饰华丽，通常单件埋藏于丘陵冈阜，推测为当时进行山川祭祀的礼器，地方特色显著。中原商王朝常见的铜铙体量较小，纹饰简略，多以三件或五件组合使用，甲骨文称之为“奏镛”。
新干大墓出土的青铜铙，属于典型的南方青铜大铙。三件青铜铙大小相似，形制和纹饰各不相同，并非严格成套器物。但是三件同出，或受中原商文化“奏镛”“三件成套”理念的影响。
结 语
从满天星斗的古国时代，到众星拱月的王国时代，再到天下一统的帝国时代，中华文明五千年，演绎着多元一体的发展道路。
新干大墓是王国时代的产物，一千三百余件大墓遗珍述说着一位高贵神秘的王。王者秉钺，从三千年前走来威风凛凛；王国鼎盛，在赣水之畔生息实力雄厚；王踞江南，与长江黄河对话融汇多元。走进王的世界，打开的是商代江西的历史画卷，领略的是多元一体进程中的中华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