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惠·展览 | 巫鸿:在急着要答案的世界里,选择先提问

杨惠娟：展览的题目是巫鸿先生自己取的名字，以文会友，学术研究不光是个体的力量，群体也很重要，我们也想请现场的三位嘉宾先分享一下自己与巫鸿先生交往的趣事，师生情、忘年交的感人细节？

林伟正：老师他取“以文会友”这个名字，正是希望以平视的眼光与人交流、相互学习，而不是作为有成就的学者。我作为巫老师的学生，跟他朝夕相处20多年，在他旁边看到的更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一个平易近人、热爱生活的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常到他办公室跟他聊天，他不时就会看下墙上的时钟，因为要去接女儿下课，就害怕迟到，让我看到学术之外对家庭、对生活的责任感，这种对家人的爱与陪伴本身就是生命的重量。

郑岩：我就分享下巫鸿老师对美食的热爱，他真的是一位美食家，什么都喜欢去品尝，有一年中秋节他在北大做讲座，讲完了以后说我们来一个中秋雅集吧，大家就各自带了一些不同口味的月饼，开始赏月吃月饼，他真是每一种月饼都尝了一点，大家就担心说快80岁了不能吃那么多甜的，他说没关系，坚持一定要尝遍，你就觉着这就是一个小孩嘛，吃完了以后还拉着我们去湖边散步看月亮，差不多快到下半夜一点，就在北大未名湖看月亮，你就看到他这种对生活细节的全情投入，珍视每一个当下的情趣。

尹冉旭：我们的老师称“巫先生”，我和大多数年轻的学生称呼“巫老师”，大家讨论问题的时候还会直接称呼“巫”。因为你会知道巫老师他的那种通达，他对年轻人的真心关怀，你不会害怕他。而且巫老师特别喜欢“玩”，或许更准确地说是喜欢“游”。他一回北大，就会约我们，说想去颐和园，想去西山，想去法海寺，大家聚在一起就跟着他玩，因为巫老师他是一个非常有能量感的人，跟他在一起永远都是非常轻松非常愉悦的。

杨惠娟：三位嘉宾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巫鸿先生如何以他的人格魅力收获这么多情谊，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需要做这个展览的初心，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线下的相逢，需要人和人的相遇和激发，需要更多在追寻理想的路上彼此的应证与陪伴。

林伟正：巫老师有这么大的朋友圈能量场，是因为他自身足够开放的视野，他整个学术的宽度，让他能够和所有人合作，而不是对立。他经常提醒我们要多看别人的不同做法。有时候很多人会说中国的学术、美国的学术、日本的学术、欧洲的学术，好像在一种比较中看待彼此的高低，但是巫老师看到的不是好坏，而且不同，他说“不同”才能够大家互相学习、互相进步，同化不是一件好事情，如果大家都是一样的观点，没有不同观点的碰撞，没有批判，就不会反思，不会有观点的更迭与进步。开放，是巫老师会友的根本态度。

郑岩：巫老师这么忙，而且他对时间这么珍惜，所以他都是尽量回避参加一些应酬接待，但是他会花很多时间去参加学校里学生们发起的讨论会，只要是学生的讨论会，哪怕是这个学生其实还没有开题，只是在思考在做一个练习，他也会非常认真的听，他们的发言他一直在记笔记，听完了以后他还要非常仔细的点评，我自己好像都没办法把自己整个都调动起来去投入进去，但巫老师确实非常认真投入，这个不光是他交友的态度，更是治学态度，是他的学术方法，他要学习，他要扩展，他向所有人学习，不管你是谁，你哪怕是一个本科生，你谈一个什么东西，我都是要学习。

尹冉旭：巫老师为什么在年轻人眼里没有代际感？因为他很少去直接的指出我们什么是不对的，当然他会给你一些建议，但是给意见的前提是，他会很认真的听你讲，听你说你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他听年轻的学生讲话，这一点是他花非常大的耐心，包括他去旁听本科生的报告，把年轻人请到身边座位来聊天。

杨惠娟：在展厅当中我们看到了巫鸿先生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也是不断的动态调整的求索过程，在今天社交媒体的发达，让我们活在一个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观点的时代，我们如何从巫鸿先生的治学精神中获得一个启发，作为一个个体怎么去伪存真，建构自己的观念，而且是一种动态建构的能力，有去推翻和否定自己的勇气？

林伟正：其实还是开放的态度，有一次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有一位观众对巫鸿老师一顿批评，但是巫鸿老师没有不开心，他一直在认真听，并且觉得是一种很好的反思自己的机会。他经常说学术像大海一样，我们都是拼命往里面丢东西，丢完了之后你就发现，又慢慢与海融为一体了。所以做学术，他也不是特别强调他自己是什么样子，他觉得开放来看，你们觉得我做得不好的地方你就批评，我来再重新思考一下我到底做到什么地方是不对的，尤其是我们做美术史、做考古学，会不断发现新的材料，就需要再重新检讨自己。

郑岩：巫先生的反思、质疑、批判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这里边你会看到有的人对他的批评是非常强烈的，因为他的研究越出了他的学科边界，越出了他所认定的某种规范，但是我们需要不同的研究方向和视角，因为任何一种视角都是局部的，有它自身的局限性，他善于把不同的视角全部纳入到一个新的结构当中，就是一种建构的能力，找一种关系把它搭建起来，然后变成一个新的架构，我觉得这个能力是我非常吃惊的，我们感觉很多东西不相干，他都找到一种有机的关联。

尹冉旭：巫鸿老师他的所有的个案研究，都是以一个宏大的结构为前提思考的，他很早就开始把中国美术的放在一个全球艺术的背景之下，去考虑中国艺术它的某种特殊性，而且他去跟西方艺术形成一种比照，更好地去理解自身。包括他把当代艺术跟中国古代艺术放在一起来讨论，这个是他的一个包容性跟开放性。作为年轻人来说，我觉得从他身上学到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待学问的天真，他不认为学术讨论应该是一个更复杂的立场问题，或者派别问题，如果以一种天真的态度来对待学问，有一些问题就不再重要，另一些问题就可以更深入。

杨惠娟：今天我们也是带来了巫鸿老师很重要的一本著作《第一堂课》，从第一堂课这个切口，看到巫鸿先生非常强的问题意识。大家如何看待巫鸿老师的教育方式，如何启发学生去做思考的？

郑岩：我当年去芝加哥大学访学的时候，选了巫老师的课，对我的影响太重要了。因为我那时候还没有准备好做一个学者，你对未来其实没有一个充分的信心。我是听他的课以后，建立了更多深入研究的方法。巫先生从来不说你的这个观点是对的还是错的，他其实是教你一种进入的方式，告诉我们从哪里开始，而不是告诉我们在哪里结束，这是我觉得他作为老师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写青州北齐画像石那篇文章，巫先生不是先看我结论对不对，而且帮助我把问题提出来，这个问题再分解成若干子问题，然后一步步的引导你去深入。

林伟正：我想巫鸿老师教会我们的是怎么拆解问题，怎么样子去组装元素，然后形成新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标准答案，或者一个权威的结论。很多的课题，老师都是希望我们能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形成自己的问题，而不是他的问题，他一直强调让学生在他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问题，哪怕是推翻、批判他的问题，非常好。所以我们尝试就是跟着老师他的想法、脚步，一步步看看他怎么样子去理解一个题目，怎么样提出一个研究方法，怎么样从这个研究方法当中能够找到我们想要提出的问题，这一步步走下来让我们养成了踩在他的肩膀上，但是更是独立思考的方法。

尹冉旭：巫鸿老师教会我们要去关注人，关注情感，这个都是人文里面很核心的内容，无论是他做古代美术的研究，还是做当代艺术的研究，他把人看得非常的重，而且是非常具体的人，当代艺术家的接触当然就是非常具体的和人的成为朋友，长时段的和人来往去了解他。我之前也问过巫老师，如果进入到当代艺术的策展，怎么去选择艺术家的问题，他就说你真实真切的对这个人感兴趣，不光是说对他作品的形式感兴趣，你首先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人，对这个人的一种很真切的感受。

杨惠娟：最后一个问题，从巫鸿老师的历史观出发，我们怎么样去建立自己的历史观，历史对我们今天而言它有着怎样的关照当下的意义？

林伟正：历史不是静止不动的，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是一个动态性的，它是一种辩证性的东西，它反映的是我们当下的一些思考，比如文物的数字化，能够透过更多的这种数字的技术，能够让你能够身临其境的感觉，我们对文物的想法当然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对文物的一些理论，我觉得从史学家角度来看，我们就必须要重新检讨，但我们重新检讨之后的一些结论，在50年之后可能又是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年代促使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是这样子的，未来的话可能还是会不一样，要像巫老师这样，时刻保持学者的敏锐度，不时检讨自己的观点，处于一种动态思考中。

郑岩：从巫先生身上我学习到的更多是关注历史中的小人物，包括一个工匠、普通的农民或是一个牧羊人，他们都是我的历史研究里边最核心的角色，这也是我的史观。我写过一篇文章，就是大唐盛世长安的一个角落里，看一个普通的人家他的命运是什么东西，我在想个体在大历史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尤其是那些墓葬里的无名氏，哪怕研究下去很艰难，我也想透过不断地追问，去挖出更多关于他们身份的细节，在我认知里，他们不能只变成一个统计的标本，应该是那些具体的鲜活的个体生命。

尹冉旭：巫老师用自己的方法告诉我们，要我们站在当下不断的去重访过去，把历史研究当作完全开放的对象，这对于年轻人是很受启发的。先生们在过去已经做了那么多的重要研究，但年轻人拥有崭新的当下，新的历史经验，新的立足点和眼光，这是绝对的优势和生产力，等于说所有的研究对象永远开放给最年轻的人，这是给年轻人最大的鼓舞。

杨惠娟：谢谢三位嘉宾的精彩分享，也谢谢今天到场的各位观众能够静下来听我们这样长时间的对谈。我们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生活现场，面临各自具体的问题，任何前辈的成功经验，可能都没有办法完全解决每个人的现实问题，但是却可以提供给你一个不同的理解自己所处问题的视角，“我还可以这样看这个问题”，“原来可以这样拆解这个问题”……带着这些不同的视角，重返我们各自的生活现场，也许就会获得一个新的契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