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空间 展览预告】源于诗一一赵雪松、杨键书法展

策展人： 王超

学术主持：虞山张维

展览时间：2026.7.4 －8.4

开幕式：2026.7.4  下午3点

展览地点：北京T 3国际艺术区A 6

展览空间：北京虞·空间

主办机构：虞山当代美术馆

王羲之那天去兰亭，不是为了写一幅书法，东晋那时，书写尚无法，只有道。王羲之那天赴兰亭雅集，心里想着的是写一篇文章。这之后，两百多年过去，唐冯承素的临摹纸本却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圣品——《兰亭集序》。但它首先是一篇诗性美文，被用毛笔写在一张黄麻纸上。“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

与《诗经》、屈原、《古诗十九首》谈论死亡的调性不同，《兰亭集序》是《庄子》之后，真正于哲思层面上，直面死亡的诗学随笔，也与《庄子》一样，将人之死亡放置在宇宙之中来谈论。但王羲之的笔锋骤转道：“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对庄子虚无的生死观提出反驳，更以“向死而生”的态度，重新直面死亡。“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再将这份生命无常的悲情，托付给时间的洪流，以告慰心灵。

“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此句又将此文引入一种哲思的元叙事，阐明“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这个行为是对永劫不复的死亡的真正抵抗，亦是此文写作笔迹的生命证词。“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更在宗白华先生对此文定性“深情”之意义上，穿越千年，于西方现代存在哲学的幽谷，发生回响。但这个先声我们并不全是从此文中听到的，而最终是在《兰亭集序》的纸本墨迹上，在王羲之的书写之道上听懂的。《兰亭集序》文中所流露出的生死哀恸，及其时间的悲剧感，被王羲之的书写动作沉稳而又极优雅地控制住了。笔迹之美，在此成为真正的救赎，让无尽大悲，成为今古怀念。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看杨键和赵雪松的笔迹了。如果王羲之《兰亭集序》文中深怀对于人之死亡，及其永恒时间的深情，那么在杨键和赵雪松的诗歌里，则能感受到生生不息，及其对大地的深情。这个共同点，是他们两位作为现代汉语重要诗人可以放在一起做这个书写展的主要原因。

杨键的“大地”有神性，亦深具历史人性的忧患意识；赵雪松的“大地”更人间，更具个体生命的沉浮与省思。杨键的精神底色偏佛，赵雪松的偏儒，但两者在他们的身心也多有互渗相映的时刻，儒释交融，有时亦近“道”，如王维和苏轼。杨键生长在长江边，他的诗浩荡深远，即便于短诗中也常有澎湃之声，悲悯心结如湍急漩涡在文本深处层层打开，大江日夜呼告亡魂。赵雪松生长在黄河三角州腹地。他的诗奇崛、深沉，每每于日常中静静挺拔，又慈爱如早春冷雨酝酿顽强生机。

雪松一定是多次寻访过他脚下山东大地上的那些著名的摩崖石刻——泰山经石峪、郑道昭云峰刻石、僧安道壹邹城四山刻经等等，这些都应该滋养过雪松的手笔。但从雪松的笔迹中，更能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边陲两块南碑“二爨”，尤其大爨《爨龙颜》，以及更久远的西周大篆《散氏盘》对他的深刻影响。然而雪松笔迹的底蕴还是厚实的“钟”、“王”帖学，尤其是王羲之的《黄庭经》。雪松“融碑入帖”的“化古”功夫才是他于当代书坛真正卓越处。帖学为其书生本色，碑学恍若他深入大地的跋涉身影。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书写者的形式锤炼及变革，本质上是一个文人的人格修行，和他于深广世界的人文实践历程。而史上如此碑帖相融的出色实践者，从宋黄庭坚至元杨维桢，到清何绍基、赵之谦等历朝代表人物，皆为大诗人。雪松的书写从“二爨”中纳入“奇”与“拙”，再以一个诗人的精神能量和美学气质化入“钟”、“王”帖学，及“黄庭经”的血脉之中，终以“散氏盘”的古拙灵动，而成一派静穆天真气象。他以这样的笔迹写道：“我的心像山野中的红叶，寂寞、耀眼，无人问及。那是被我身体囚禁的心，此刻被山野掏出来。”此时，诗歌不仅仅是可读的，也是可观的。因书写之道，诗歌有了全息的生命状态，并在更丰富的精神深处重新诞生了一次。大地的深情与伦理，因雪松的手笔及纸墨，更具人性，更加真实生动地呈现在世界，和我们面前。

杨键的书写笔迹却难以在书法史的谱系中去辨认。诗人杨键现在也是被中土艺术界高度认可评价的实验水墨画家，显然是运用毛笔的高手。但他应该并不常用毛笔去临习碑帖，他就这样横平竖直地写，基本是只用中锋，不仅无法，也不太守规，却如大江，迈步平原，谦卑而又从容，缓缓深流。但是，某一天，我还是抓住了他书写“前世”的蛛丝马迹。我忽然忆起了“汉砖文”。那天下午，大雨。上一周杨键发我的他的诗歌手稿在电脑屏幕上闪着幽光——渐渐的，雨打湿了笔迹，化成了笔迹，飘落在汉朝的江面上，飘落在汉朝的青砖上，飘落在那一双双劳动中的大手上。大地上的劳动者用用竹片、木棍、手指或凿子、刻刀，在一块块青砖上写下祝福的吉语、宏大的愿景、最想念的人名和最要紧的事情等等，皆栖居大地上的众生喧哗。杨键诗歌的书写笔迹与“汉砖文”的笔迹非常像，并没让我多么吃惊，倒有一种果不其然的释怀。在那一块块汉砖上，写下汉字的大地上的劳动者，他们生死无常、悲欣交集的点点滴滴，随我眼前的大雨飘落在杨键的诗稿上——我能听到他们的灵魂在雨中的歌吟。杨键的笔迹流露着他们永世的消息……他用毛笔这样写道：“那是一片片安谧的杉树叶，那是历代游子的心。那里逝去的一天天都静止了，那里的安宁来自天上。一条小径在树荫下伸展，通向薄暮中的流水。古代沉睡的智慧从那里苏醒，死去的亲人，从那里回来。”杨键面相自自带古风，更以汉文明的“守灵人”自居。他诗歌的调性和气场，常有一种“托梦”的底色，哪怕写当下，也天然地与古人通灵，这是杨键的“超现实”。此刻通过“汉砖文”，我仿佛找到了进入他梦的密码，摸索到汉朝诗，便追问之，他答“《古诗十九首》是我最爱”，再释然。然而笔迹应该比语言更古老，更带有生命个体的原始基因。梅洛·庞蒂在其《眼与心》中认为，字迹是我与物质世界对话时留下的“可见者的纹理”。这回应了两千多年前西汉哲学家扬雄的“书，心画也”的论断。海德格尔更进一步阐述道：“手写笔迹不是对预设理念的记录，而是‘此在’在世界中展开自身的方式”，正是梅洛·庞蒂处境化的身体的证词。

以毛笔书写自己的诗文，自古都是中国文人一个标志性的属灵的身体动作。诗（文）、书、身体三者不分，在同一时空的当下完成，为“此在”精神作证。除了《兰亭集序》之外，颜真卿和苏东坡也各自在他们生命的一个严峻时刻，写出了同样流芳千古的《祭侄文稿》和《黄州寒食帖》，他们三人都是以一种活在当下的身体在书写，一种“存在”意义上的书写。这包括杜牧在扬州某个属于他的幸福而惆怅的时刻，写下怀念一位名妓的美好诗篇《张好好诗》——是这样的身体书写另外的许多优美的时刻之一。

中国文人的书写性身体在隋唐时被整顿过一次。自隋建立科举考试始，唐初书法被纳入科举考核，确立“身、言、书、制”的选官标准，其中书法标准为“楷法遒美”。这是统治体制试图统一文人笔迹的开端，更是对文人书写性身体的规训。好在只是提倡一种“楷法遒美”的范式，楷法以外行草依然自由伸展。至宋，肯定是因为皇帝首先是个文人的缘故，属灵的文人的身体更自觉了，书写由前朝的“崇法”而转“尚意”。由此，中国历史上才诞生出苏轼和黄山谷这样的文人，从容而优雅地在规训里外两种身体间游走。两位即便在贬谪之路上，也保持住了书写性身体的尊严，更是他们艺术与人格最高光的时刻。

但好景不长，至明、清，统治体制分别以“台阁体”和“馆阁体”来规训文人身体，空前严肃，两朝更有所谓“文字狱”就不足为奇。至清末，阮元首倡“尊碑抑帖”。而到康有为更极端，提出“尊魏卑唐”，全面否定帖学而崇尚魏碑。李瑞清再附以“求篆于金，求分于石”深化，皆力图从古代金石碑刻中汲取文人书写性身体的反抗力量。康有为更进一步亮出——“托古改制”，从“复古”中创造“新变”的振作文人孱弱僵化生命的书写精神纲领。由此，“笔迹的诗学”真正得以在艺术自由精神和人性解放的意义上奠定，以文人属灵身体的真正复苏，去唤醒中国人在帝制下被压制为“非人”的身体。

清末、民国是中国文人身体最为自由的时期，诗人总是走在前面。何绍基、赵之谦、沈曾植、郑孝胥，这几位当时中国最杰出的书写者，被他们的书名遮蔽，为后世淡忘的是他们首先都是大诗人。书写的笔迹，首先是他们身体的诗性表达，这应该是只有中国文人才具备的一种灵性器官，才是中国书法的灵魂所在。从此，我们将看见许多这样生动的灵魂及其身体，其中包括了政治家、思想家、作家和学者、艺术家。他们也都写诗，本质上共同拥有中国文人的精神身份和书写性身体——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杨守敬、曾熙、沈曾植、李瑞清、章太炎、弘一、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胡适、钱穆、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沈从文、徐志摩、沈尹默、胡兰成、黄宾虹、应均、徐生翁、游寿等。这个长长的名单，至 49 后中断，中国文人的书写性身体，始由中国书法家协会统一管理。如果有一部中国书法史的话，49 后的书法史和之前不同。但中国书协之外，依然有很多散落在各地角落的文人书写。陶博吾先生是一名杰出的诗人，尤其于六七十年代，其诗、书、身一体，历经磨难，卓然独立。82 年陶先生 89 岁时被加入书协，一年之后他就致信要求退出。也有一些身在书协心在野的书写者，暗自秉承传统文人的书写精神，如自称其诗第一的林散之和他的关门弟子，也是诗人的卞雪松。

中土大地文人风骨犹存，身影飘摇不灭。笔迹的诗学——中国文人身体的精神史未曾断绝。

2026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