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弗兰克·鲍林（Frank Bowling），《尖厉》（Shrill），2002，丙烯 拼贴画布 贴画法，196 x 191.5 x 2.4 厘米（带框）© 弗兰克·鲍林，DACS版权所有，伦敦 2026，摄影：Alex Delfanne
英国抽象大师弗兰克・鲍林（Frank Bowling）的东亚首场个展「若水」将于6月11日（本周四）于豪瑟沃斯香港开幕。「若水」汇集了艺术家自1960年代至2020年的精选作品，全面展现鲍林对绘画质感的精湛掌控。
弗兰克・鲍林爵士（OBE RA）被公认为英国最重要的在世艺术家之一。六十余年来，鲍林不懈追求其艺术实践，大胆拓展颜料的潜能与特性。现年92岁的鲍林仍每天在他位于南伦敦的工作室中持续创作。
值此之际，我们邀请了著名策展人侯瀚如为本次展览撰写专文，探讨鲍林一生对水的探索，并将艺术家的实验性技法与中国传统美学及哲学典范进行对照。
“水即生命，不是吗？”
评弗兰克·鲍林香港个展
“Water Is Life, Isn’t It?”
On Frank Bowling’s Exhibition
in Hong Kong
侯瀚如
*本文译自英文原文。
1.
弗兰克·鲍林1934年出生于圭亚那（时为英属圭亚那）的巴蒂卡，在附近的新阿姆斯特丹长大。1953年，他随“疾风号”（Windrush）移民潮迁居至英国伦敦，这场移民运动改变了二战后英国的社会文化格局。在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学习期间，鲍林与R.B.基塔伊（R. B. Kitaj）、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等备受赞誉的艺术家同窗，并与他们保持着持续的对话与友谊。鲍林不仅展现出了作为画家的天赋，更是一位不断探索实验性表达形式的研究者。1960至1970年代，他在纽约生活和工作，频繁与当地艺术界人士合作，随后于1975年返回伦敦，将更多时间投入在此。近七十年来，鲍林致力于探索前卫艺术，已然成为大西洋两岸抽象绘画领域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作为年轻艺术家，鲍林敏锐地捕捉到了艺术领域的种种变革，并广泛汲取了多元艺术流派的影响，从表现主义、具象绘画、波普艺术，到抽象表现主义及后绘画性抽象，不一而足。评论家们亦常将他所运用的技法与行动绘画和集合艺术中常见的手法进行对照。鲍林是一位真正多才多艺的艺术家，其成熟之处在于他对现代主义绘画的独特诠释上，以他对色彩与形式的偏好为特征。他发展出一套复杂而动态的艺术语言，常对偶然性与变化持开放态度，并通过拼贴、贴覆，当然还有身体动作等最富创造力的手法加以实现与强化，从而创作出有机形式的表面，同时融合了刷涂颜料、倾泻水流、灰尘沉积，以及现成物拼贴的效果。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以过程为导向的绘画方式——包括由双联画布拼贴的《尖厉》（Shrill ，2002），以及《有龙出没》（There Be Dragons ，2020）中氤氲在水汽里的翠绿流光——颇具深意地可与中式美学中“自然天成”的理想境界相对照。
在他以极多元的形式与手法展开探索的一生中，鲍林始终追求独立与自由，拒绝被归类或因任何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而僵化地迎合任何规范、风格或流派。在人生的某个阶段，他曾与美国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艺术批评家之一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频繁交流。然而，鲍林最终还是拒绝了格林伯格试图将其框定于后绘画性抽象范畴之内的做法。
➢ 弗兰克·鲍林（Frank Bowling），《有龙出没》（There Be Dragons）局部，2020，摄影：Alex Delfanne
2.
鲍林始终追求思想与行动的全然自由。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往往刻意复杂化自身与任何单一话语体系之间的关系，拒绝让作品沦为抽象理论的浅白图解。尽管艺术家从未否认自己作为后殖民创作者，对个人、家园以及文化根源之间的深厚联结，鲍林的作品却从未被乡愁所困。家园始终是反复出现的意象，却从未成为一种束缚性力量。
➢ 弗兰克·鲍林（Frank Bowling），《无题（母亲的房子）》（Untitled [Mother’s House]），1966，油彩 丝网印刷墨水 两块钉合画布，120.6 x 78.7 厘米 © 弗兰克·鲍林，DACS版权所有，伦敦 2026，摄影：Thomas Barratt
在鲍林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的波普时期，正如画作《无题（母亲的房子）》（Untitled [Mother’s House] ，1966）所示，他反复描绘母亲及其居所，那始终是他记忆与精神的坚实锚点。此后，他通过拓印南美洲及世界地图，回溯了自身跨越大西洋的轨迹，圭亚那在画面中心熠熠生辉。然而，鲍林始终拒绝被任何特定地点所束缚。他通过绘制地图来拥抱世界，也通过对地图的消解来实现这一意图，旨在将其转化为一种密集的“结构”或“非结构”——一种在混沌中寻求秩序的感知。这一冲动促使鲍林将“新大陆”重塑为一个既具个人色彩又超越国界的乌托邦。他在作品中的这一尝试，以某种诗意熵变的方式，将后殖民人群的共同命运具象化，他们肩负着构建“黑大西洋”的使命，这个基于克里奥尔化（creolization，指文化的交汇融合与再生）不断创造新文化的共同体，从根本上影响了大西洋两岸的文化演进及现代性进程。
鲍林往返于大洋之间，在伦敦、纽约等后殖民大都市重新扎根，他选择避免让自己的作品沦为日常生活的直白再现。相反，他拥抱抽象，并坚信这能赋予他更大的自由，从而带来更多的愉悦。正如在本文作为随附专文的香港展览中即将展出的某些画作，如《映照晨光的裂隙》（Crevice Reflecting Morning Light，1977）及《无题（大教堂绘画）》（Untitled [Cathedral Painting] ，1986）所示，他成功地将旅行日志中的图像转化为更高深的视觉意象，这些意象所蕴含的精神内涵，比他那些关于跨洲之旅的琐碎再现所传达的更为深邃。从这个意义上说，鲍林的艺术最终比现实本身更显真实。
➢ 弗兰克·鲍林（Frank Bowling），《映照晨光的裂隙》（Crevice Reflecting Morning Light），1977，丙烯 画布，171.5 x 77.5 x 4.5 厘米（带框）© 弗兰克·鲍林，DACS版权所有，伦敦 2026，摄影：Eva Herzog
正如《以及SN的书签》（And SN’s Bookmark，1998）与《远方》（Yonder，1997）等作品所进一步展现的，鲍林那些更为系统化的抽象作品最充分地发展出了其个人化且大胆不羁的绘画方法，并在艺术上臻于成熟的境界。在此，他通过纳入极为丰富的材料来拓展他的实验，几乎囊括手边一切可得之物：鲜艳的颜料、丝线、胶水、现成物，乃至闪粉。
在这个高度开放且富有表演性的创作过程中，艺术家对水的痴迷始终居于核心，水不仅是主题，更是一种实体材料和创作过程。无论生活在圭亚那还是英国，从新阿姆斯特丹的伯比斯河到伦敦的泰晤士河，水始终是鲍林的灵感之源。他展现出水的永恒力量，将颜料及其他材料浸润、漂浮并沉积于水面及水下，充盈画布，在清与浊、秩序与混沌、寓言与悲剧之间起伏流转，直至最终干燥，形成奇异而美丽、颇具史诗感的表面——那是不可预测之世界的幻象！
➢ 弗兰克·鲍林（Frank Bowling），《以及SN 的书签 II》（And SN’s Bookmark II），1998，丙烯 拼贴画布 贴画法，127 x 79.8 x 3 厘米（带框）© 弗兰克·鲍林，DACS版权所有，伦敦 2026，摄影：Eva Herzog
在一篇谈及参展2025年圣保罗双年展（Bienal de São Paulo）的采访中，鲍林表示：
“当我最初看到双年展的概念，读到关于河口的种种构想——那种泥泞、淤积的形态——以及咸淡水交汇之处红树林中生息的生命，我感到与之完全契合。这听起来就像是我的作品，我的环境。我一生都生活在河流之畔，从圭亚那那些奔涌入海的宽阔河流便是如此。我想你可以称我的作品为“河口式”的；当水流携带着颜料物质淌过画面表面时，绘画便正是从那些泥浆与冲积层中浮现而出的。”
正是凭借这样一种充满活力却难以定义的在“清水与浊水”间游走的方式，鲍林的艺术承载了文化流散与杂糅的身份特质：一种不断更新、永不止息的身份。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艺术家，鲍林始终具有表演性——即便在如今九十二岁高龄，必须坐轮椅，也依然如此。无论是观看他在工作室作画，抑或亲身加入其中，都令人为之动容。他每天在助手的协助下，会花数小时，着手创作多幅画作，并持续对其进行改造，涂抹颜料、放置物件、倾倒水流，融合其他种种操作。随后，他仿佛进入冥想，凝视画布逐渐成形，并反复修改，直至出于偶然，或受意志驱使，突然做出决定。最终，使画作得以干燥并固定其表面的氛围与天气扮演了“定格”画作终极存在状态的最后角色。”
➢ 弗兰克·鲍林（Frank Bowling），《无题（大教堂绘画）》（Untitled [Cathedral Painting]），1986，丙烯 丙烯凝胶 聚氨酯泡沫 画布，196.6 x 92.8 x 4.4 厘米（带框）© 弗兰克·鲍林，DACS版权所有，伦敦 2026，摄影：Eva Herzog
3.
水不仅是鲍林艺术创作的媒材，更是其生命的本源。正如他所言：
“水即生命，不是吗！它无疑贯穿于我所做的一切，从我的日常生活起居，到作品的灵感来源，再到实际的创作过程。我出生在埃塞奎博河畔，在距伯比斯河仅咫尺之遥的地方度过了童年，而我的整个成年生涯几乎都在大河之滨度过。我在伦敦的住所距泰晤士河仅一街之隔，而过去二十五年里，我在布鲁克林的工作室则俯瞰着东河。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每天都要两次穿越泰晤士河——过去甚至可能一天多达六次——往返于工作室。此外，我还是水象星座；我是双鱼，所以我想，水就是我生命的构成。”
随着展览登陆香港，鲍林与水这一元素的本体论联结，或许也能在同样依水而居的香港居民中激起共鸣。人们可以察觉，这与李小龙那句 “如水一般吧，我的朋友” 中的哲理存在某种相似性与呼应，后者或许是香港独特文化中最具标志性的人物。对许多人而言，这一箴言已成为一种能量、一份智慧的韧性，以及一股复兴力量的源泉。
如水一般——如“水从缝隙中渗透而出” 那般——并不意味着仅仅成为被理想化为纯洁象征的那一泓清水。恰恰相反，它在于潜入并穿行于现实那浊重、泥泞而混沌的洪流。它也激发着整个后殖民世界中那些具有解放性与再生意味的行动。从污浊混沌的水流中，涌现出了富有意义的创造，凝铸于艺术之中——从美术到武术，而最根本的，是那种真正生活与构想未来的艺术。
➢ 弗兰克·鲍林（Frank Bowling），《远方》（Yonder），1997，丙烯 金属箔 拼贴画布，119 x 106.6 x 2.5 厘米（带框）© 弗兰克·鲍林，DACS版权所有，伦敦 2026，摄影：Eva Herzog
在此，“克里奥尔化理论之父”爱德华·格里桑（Édouard Glissant）关于“不透明性”的论述尤为发人深省：
“认同的不仅是差异权，更进一步，还应认同不透明权，它并非封闭于不可穿透的绝对自决，而是存续于一种不可简化的独特性内。不透明性可以共存并交汇，编成织物。要真正理解这些，我们必须专注于编织本身的质感，而非其构成成分的特质。或许，我们当下应当摒弃这种探究本质底层隐藏着什么的古老执念。开启这样一场运动将是伟大而崇高的，它指向的不是人类整体，而是人文性诸多欢腾的歧异。对自我的思考与对他者的思考，其二元对立在此已然失效。每一个他者都是公民，而不再是野蛮人。这里的存在是开放的，正如彼处一般。我无法由此及彼地投射。这个‘此处’就是织体，它不织出任何边界。不透明权不会导致孤立主义；它将在自由之中，成为关系的真正基石。”
4.
弗兰克·鲍林的艺术如同一股视觉洪流，映照出我们这个由清澈与浑浊之水交汇而成的混沌世界。它完美地体现了那种“在给予中与之同在、并最终向整体敞开的姿态”，这种对“不透明权”的慷慨主张，引导我们超越以欧洲为中心的“普遍性” 的桎梏来理解与构想世界。这种震荡流动的艺术实践终将促成与世界建立崭新的关系，其中包括通过与其他洲的艺术家展开对话，以鼓励交融与汇通。
来到香港这座连接着后殖民世界与中国的过渡之地，鲍林的艺术无疑能够找到志同道合者，无论是香港本土还是中国各地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近百年来一直致力于发展各种形式的实验性水墨画，推动中国绘画的现代化进程，往往由此开创出特定的中国抽象艺术范式。水墨画的这一演进绝非为艺术而艺术。相反，它当被视作中国在面对过去两个世纪西方主导地位所带来的挑战时，从文化到经济、从社会生活到政治，为实现自身现代化而付出的努力中，极具象征意义的一环。这一运动具有全球性的广度，参与其中的艺术家遍布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散居于各大洲的海外侨民。
➢ 赵无极，《29.09.64》，1964，油彩 画布，230 x 345 厘米 © ProLitteris，苏黎世 2026，图片：赵无极基金会
几代中国艺术家一直在尝试引入受国际现当代运动启发的审美观念与形式，以期对中国绘画中根深蒂固的艺术语言，即水墨画，进行革新。融合了典型东西方元素，乃至真正具有杂糅形态的各种实验不断涌现。它们不仅代表了现当代中国文化的内在演进，也日益对全球艺术界产生着影响。若追溯至二十世纪初，便可发现新国画的先驱，如高剑父、林风眠、刘海粟、吴大羽等人。随后是以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刘国松为代表的一代艺术家。这些大师大多经历离散，或旅居日本，或游历欧洲。他们往往也直接参与了中国革命的政治斗争。
另一方面，香港也为新国画的持续实验作出了贡献，它作为避难所，让从内地战争与其他灾难中逃离的艺术家得以安身立命。更重要的是，这一前英国殖民地在维系中国艺术家与国际思潮的联系方面，发挥了得天独厚的作用，为身在海内外的艺术家提供了一个重聚的锚点。与此同时，这座规模虽小却拥有美妙的多元文化、被无数人誉为“东方之珠”的城市，其本地艺术社群也在这些邂逅与交流中得到滋养，并在新国画领域孕育出了自身独特的场域灵韵。这一脉络的艺术家包括吕寿琨、王无邪、曾灶财及靳埭强。时至今日，新国画运动仍在持续推进，呈现出高度观念性的表达，这一点在谷文达、杨诘苍、王冬龄、郑重宾等人的作品中可见一斑，他们如今生活于世界各地，在全球舞台上都是具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
➢ 朱德群，《无题》，1962，水粉 纸上，51.5 × 36.5 厘米 © 朱德群基金会/ADAGP，巴黎 2026
随着艺术家们于世界各地生活、创作、举办展览，不懈探索联结中国传统与西方影响的全新表现形式，新国画运动已然遍及全球。它展现出一种清晰而极富雄心的目标，要创造某种独特的现代性，使其成为全球多元现代性持续构建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亦即一种真正的当代性——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学家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所称的“黑大西洋”艺术家们的贡献相类似，除弗兰克·鲍林外，其中还包括雅各布·劳伦斯（Jacob Lawrence）、费丝·林戈尔德（Faith Ringgold）、艾萨克·朱利安（Isaac Julien）、索尼娅·博伊斯（Sonia Boyce）及休·洛克（Hew Locke）。
墨与水的交融与互动——即水墨——是驱动那架无尽创造之机器的永恒燃料。正是在此处，人们可以发现一条颇为直接的路径，它以某种亲密的方式将弗兰克·鲍林的绘画与其中国同仁的作品联系在一起，尽管他们彼此未必相熟。这两条迥然不同却可资比较的脉络，或可称之为河口的汇流，无疑是可以想见，甚至能够实现的。它们汇入美学、道德与精神理想的同一地平线，而这一切恰可凝练于一句中国古语：出污泥而不染！
➢ 弗兰克·鲍林（Frank Bowling）在位于孔雀园（Peacock Yard）的工作室中，2025 © 弗兰克·鲍林，DACS版权所有，伦敦 2026，图片：弗兰克·鲍林档案，摄影：William Waterworth
关于艺术家
六十余年来，弗兰克·鲍林（生于1934年）始终不懈追求其艺术实践，大胆拓展颜料的潜能与特性。鲍林因其对绘画媒材、色彩及技法的开拓性探索而闻名。他的作品现已于世界各地广泛展出，并被纳入多家国际重要博物馆的机构收藏。
关于作者
侯瀚如是一位资深策展人与写作者，现居巴黎与罗马。 2013年至2022年间，他曾担任罗马二十一世纪国立美术馆（MAXXI，National Museum for 21st Century Arts）艺术总监。现时，他担任多家文化机构顾问，长期为多份当代艺术与文化期刊撰稿，亦出任多个重要国际奖项的评审委员。
相关展览
弗兰克·鲍林
若水
Frank Bowling
Like Water
6月11日 – 8月29日
豪瑟沃斯香港
香港中环
皇后大道中8号地面首层
开幕导览
6月11日 下午4时
开幕酒会
6月11日 傍晚5至7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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