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国际货运代理行业协会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活动中，本着服务会员企业、服务行业发展的理念，充分发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组织部分会员企业领导和专家参加最高法院民四庭在上海海事法院组织召开的货运代理调研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海事及海商庭、上海海事法院相关同志，以及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市国际货运代理行业协会、上海仲裁协会、上海市律师协会的专家代表，共30余位参加座谈会。
座谈会上，上海市国际货运代理行业协会党支部书记、秘书长孙馨，向与会领导汇报了上海国际货代行业的发展情况、面临的挑战以及协会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方面的工作。协会副会长、上海新景程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峥，协会会长单位、中国外运华东有限公司风险管理部副总经理张辰，协会副会长单位、东方国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法审室主任谈霄燕，协会副会长单位、利通物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大客户总监吴圣立出席座谈会并交流发言，积极向高院反映国际货代行业遇到的法律难点、痛点和堵点问题。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
新修订《海商法》下目的港无人提货责任倒置，货代企业压力骤增。多位代表指出，新法将目的港无人提货的首要责任明确为契约托运人。实践中，以上海口岸为例，货代企业多以自己名义向船公司订舱，直接被认定为契约托运人，成为船公司追偿的第一对象。已有船公司借机修改订舱合同，不仅要求货代承担全部无人提货责任，还附加“按船公司预估费用先行给付”“按目的地税率无条件支付”等不平等条款，货代企业因缺乏议价能力被迫接受。
扣单扣货纠纷频发，缺乏明确规则。陈峥副会长反映，行业普遍存在因运费垫付、杂费争议而扣留提单或货物的做法，但什么情况下可以扣、什么情况下构成侵权，法律依据不清晰。建议最高院在司法解释中明确合法扣单扣货的适用条件，为企业提供行为指引。
危险品瞒报漏报后果严重，责任界线亟待明晰。货代企业夹在货主与船公司之间，一旦发生瞒报，往往承担巨额罚款（船公司单箱罚款可达3万美元）及连带赔偿责任。代表们呼吁明确货代在审核单证中的合理注意义务边界，避免责任无限放大。
新法强制适用与境外仲裁、域外法律冲突。张辰指出，目前货代企业与船公司签订的大多数协议约定伦敦或新加坡仲裁、适用英国法或美国法。新修订《海商法》第四章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实行强制适用（只要装货港或卸货港在中国即适用中国法），与境外仲裁裁决、域外法律产生直接冲突。建议最高院加强相关研究，在司法解释中明确冲突解决规则，维护我国司法主权和行业利益。
免运费内卷扰乱市场秩序，电子提单新业态需前瞻性管辖规则。陈峥副会长指出，部分船公司或境外货代通过“免运费”加收高额目的港附加费的方式规避国内税收和结算监管，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建议司法审判予以严厉打击。此外，联合国《可转让电子单证（NCD）国际公约》已通过，海铁联运、海空联运等多式联运纠纷的管辖法院尚不明确，建议法院提前开展前瞻性研究，明确管辖规则。
行业生态脆弱：缺保险、缺标准、中小微企业抗风险能力弱。代表们反映，货代行业没有类似承运人的成熟保险转嫁机制，利润微薄、垫资压力巨大。企业合规成本高，追偿困难。建议推动建立物流责任险等保险机制。
针对以上问题，会员企业代表提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
一是加快出台司法解释。新法在电子运输单证、无单放货、货代责任界定等核心条款上，缺乏落地实操指引。恳请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出台新法配套司法解释，明确各类业务主体权责边界、操作流程、证据留存规范，发布典型判例，统一裁量标准。特别是细化“实际托运人”与“契约托运人”在目的港无人提货场景下的责任边界，以及电子提单的法律效力认定规则。
二是开展免费专题培训。建议法院联合商务、交通、司法等部门，面向货代行业免费提供标准化合同、合规清单、操作手册和专题培训，结合典型案例进行深度解析，帮助企业准确理解新法要求，避免因认知不足而违规。
三是健全纠纷处置机制。依托上海航运仲裁院设立新规专项调解中心，简化境内纠纷处置流程。搭建跨境维权协同渠道，建立高风险航线、客户分级风控及保证金制度，前置防范经营损失。
四是推进数字化合规升级。将货代数字化合规改造纳入航运扶持政策，对企业溯源留痕系统采购予以补贴，对接口岸数字化平台，实现业务全流程可追溯、可举证。推动龙头企业共享合规、数字化系统资源，降低小微企业改造成本。
最高人民法院民四庭一级高级法官李伟，对与会代表提出的问题一一做了回应，并指出，本次调研座谈会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直面当前货运代理行业发展中的难点、堵点和痛点，充分听取行业协会、企业代表和专家学者的一线呼声，调研组将认真梳理并加以研究，为下一步尽快转化为服务保障行业发展务实举措提供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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