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关注▏政府欠款不付给地信企业造成的困境,正在拖垮一个

2025年6月4日，正元地信因阜阳市城乡建设局拖欠3082.97万元合同款，向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涉案项目为2016年9月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总金额7925.58万元），涵盖建设与5年运营服务（2017年11月3日竣工验收，2022年11月2日运营期届满）。阜阳市城乡建设局已支付4828.25万元，尚欠3082.97万元（含应退考核金），正元地信已就该应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810.40万元（截至2025年5月31日）。案件编号为（2025）皖1202民初4986号，诉讼请求包括支付剩余本金及按LPR计算的自起诉日起利息，法院已受理并开庭，但截至今日仍未公布判决结果。

这不是孤例。2026年一季度，行业龙头超图软件再度亏损4200万元，背后是高达8.61亿元的应收账款压顶，公司每挣1元净利润就要背负超过18元的应收账款。该公告指出，报告期内该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减少，主要是由于部分政府客户的资金安排影响了项目的验收，导致收入确认未能达到预期。

地信行业作为政府信息化和公共服务的重要领域，长期面临回款周期长、拖欠普遍、维权困难的系统性困境。这一现象并非单一环节问题，而是财政机制、行政体制、合同博弈及行业特性多重叠加的结果。政府欠款不付，正在从个案演变为一个行业的普遍困境，甚至成为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这种“不正常”，亟须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1.超图软件：中标在增长，利润被吞噬

2026年一季度，超图软件营业总收入同比下降20.89%，归母净利润亏损4199.82万元。问题的症结在哪里？财报显示，公司应收账款高达8.61亿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52亿元。

更值得警惕的是，公司当期应收账款占最新年报归母净利润的比例高达1837.31%，这意味着，公司账面上每实现1元净利润，就有超过18元的应收账款悬而未决。这不是个别现象。投资者曾在2025年初直接询问公司：“政府财政收缩，导致回款困难，预计还要持续多久？”这本身就是市场对该问题严重性的公开印证。

2.正元地信：三年讨款未果，对簿公堂

正元地信的案例则更加直观。2016年，公司与阜阳市城乡建设局签订了一份总金额7926万元的政府采购合同，项目于2017年11月通过竣工验收，运营期已于2022年11月届满。然而直至2025年，被告仍拖欠剩余合同款项3083万元。公司“多次沟通均未得到有效解决，致使公司资金被占用”，“被告的行为已严重侵害公司的合法权益”，这是正元地信在起诉公告中的陈述。

3.行业报告：拖欠账款已成首要挑战

这绝非个别企业的个案。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2025年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明确指出：“拖欠账款问题突出，新增欠款影响企业运营”“民营中小企业遭遇市场准入、融资、数据获取等方面的隐性不公，小微企业产值出现负增长”。2025年一季度地理信息产业经济运行分析会上，多位企业家代表直言：拖欠款形势严峻、市场项目萎缩严重、营商环境仍待优化。

早在2022年，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就专门印发通知，指出测绘地理信息企业“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弱”，拖欠账款“已严重影响部分企业的生产经营甚至生存，影响到行业的发展”。

这不正常。政府是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履约是天经地义的事。一个项目运营期满近三年，尾款仍未付清，这不是“流程问题”，这是基本诚信问题。一个行业龙头连续多年回款困难、营收增长而现金流持续失血，这不是“市场竞争”能解释的，这是结构性的制度短板。

成因一：财政机制缺陷，资金无刚性保障

一是支出优先级低：在地方财政“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化债”的刚性约束下，信息化与测绘项目属于非刚性弹性支出。当财政承压时，此类项目往往是预算压减的首要对象。二是“先建后筹”违规操作：大量项目存在“先立项、先建设、后筹钱”现象。项目完工甚至投入使用后，年度预算未落地或库款额度不足，导致付款无资金来源。三是国库支付无强制时限：财政部门可根据库款余量随意暂缓、顺延付款，且老旧欠款缺乏兑付优先级，常被无限期搁置。

成因二：行政体制漏洞，“新官不理旧账”

一是决策与付款权责分离：地信项目周期长（1-3年），易遇领导换届。新任负责人为规避责任，遵循“不签字、不担责”原则，拒绝承接旧项目付款，形成典型的“新官不理旧账”。二是多部门推诿扯皮：付款涉及业务科室、大数据局、财政局、审计局等多部门串联审批。任一节点均可无理由暂缓，企业无法定点追责，陷入流程死循环。三是零追责机制：行政考核中，拖欠款项不影响政绩，而违规付款会被终身追责。公职人员普遍形成“宁拖不付、绝不担责”的心态。

如正元地信2016年签约的项目，历经领导换届，到2025年仍无法回款。这背后是典型的“新官不理旧账”，继任者不愿为前任项目签字付款，即便这属于政府合同项下的法定支付义务。

成因三：验收体系漏洞，主观卡款空间大

一是标准模糊化：相比硬件工程，软件平台与系统集成缺乏量化验收标准。甲方常以“功能不满足、体验不佳、适配性不足”等主观理由拒付。二是实际使用与验收脱钩：这是最致命的漏洞。系统已长期实际使用，但甲方可凭借“未验收”为由无限拖延付款，且无制约机制。三是审计无限卡审：审计部门可因资料不全、归档不规范等理由无限延后决算审计，成为合法拖延借口。

成因四：合同条款缺陷，企业处于绝对弱势

一是全额垫资模式：多数合同约定“零预付款、验收后一次性付款”，企业需全程全额垫资，承担巨大资金成本。二是无偿增量整改：政府需求动态多变，常要求无偿新增功能或优化。一旦企业拒绝，便被认定为“不合格”，形成恶意整改卡款闭环。三是违约成本低：合同极少约定政府逾期付款违约金，政府违约无成本，企业维权收益远低于成本。

起诉政府单位对企业而言是极其艰难的决策，诉讼周期长达一至两年，维权成本高昂，且企业往往担忧“起诉政府，会否影响后续合作”。正元地信在多次沟通无果后才选择诉讼，这本身就说明了企业维权的艰难。即便最终胜诉，“赢了官司赢不回钱”的困境也并不少见。

成因五：行业竞争恶化，低价内卷加剧风险

一是同质化严重：地信行业门槛相对降低，竞争激烈。为获取项目，企业往往接受极低报价（如90万预算报9万中标），利润微薄，抗风险能力极弱。二是三角债传导：上游政府拖欠总包，总包拖欠分包，导致整个产业链资金链紧绷，中小企业生存艰难。

政府欠款不付的杀伤力，在于它形成了一个精密的“负循环”链条。

第一层传导：应收账款急剧膨胀，侵蚀企业利润。政府作为甲方拖欠民企账款后，民企作为产业链弱势方，往往不敢通过法律途径强硬追债，直接导致民企自有资金被大量占用，正常生产、投资、薪资发放都被卡住，极端情况下会直接引发资金链断裂，甚至企业倒闭。超图软件应收账款占归母净利润比重超过18倍，正元地信因阜阳城建局单项欠款已计提坏账准备810万元。这意味着，即使账面确认了收入和利润，如果款项迟迟无法收回，企业最终只能通过计提坏账来“抹平”业绩。

第二层传导：现金流持续失血，拖垮企业运营能力。一家主营政府信息化服务的“专精特新”企业负责人向媒体这样描述2024年的处境：公司业务增长了20%左右，但政府的付款周期大幅延长，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每次例会的首要任务就是催款。为了维持运营，他被迫尝试网贷、短期高利贷，甚至有两个月无法正常发放工资。

第三层传导：连锁反应扩散，行业生态恶化。民企被政府拖欠后，自身无力支付上游供应商、分包商的款项，进而形成政府欠民企、民企欠上游、中小微供应商再欠其他主体的双层连锁债务链，也就是常说的“三角债”，会出现“上游倒一个，下游停一片”的大范围影响。中央财办有关负责人近期指出，相当部分民营企业的困难并非源于自身经营问题，“表面是银行抽贷、金融血液断流，实际上相当部分是由拖欠民营企业账款问题‘连环套’造成的”，这是一个“由政府信用、国企支付、民企生存、金融风险等多个环节构成的系统性难题”。

这种负循环的核心是民营企业成为债务链条最终的“接盘侠”和受害者，而债务风险沿着链条传导后，最终也可能传导至银行体系，影响整体金融稳定。

值得肯定的是，从中央到地方，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已经成为当前优化营商环境的“最大动作”。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肖渭明在2025年底公开表示：清理政府欠款是“目前改进提升营商环境的最大动作”，单个合同或单个项目欠款50万元以下的，到2025年底要全部清理完毕。2025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方案》；2025年，各级法院共结案政府机关拖欠中小企业账款案件9166件，执行到位311.42亿元。《民营经济促进法》也专门用了四个条款治理拖欠民营经济组织账款行为。

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大，决心不可谓不强。然而，制度能否从“有”走向“有效”，才是关键。

第一，必须将“政企权责对等”原则落到实处。政府在合同中的角色首先是市场主体，享有合同权利的同时，也须承担按时支付的对等义务。不能因为政府掌握了权力和资源，就将付款义务视为“可以无限期推迟”的缘由。

第二，必须健全“新官理旧账”的刚性约束。干部可以流动，但政府合同的履约义务不能随领导换届而消失。应当将合同履约情况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和信用评估体系，对恶意拖欠、长期不还的行为建立问责机制。

第三，必须为中小企业提供更便捷的维权渠道。让企业不再需要“对簿公堂”才能讨回应得的工程款，通过国家统一的清欠投诉平台、行业协会监测机制、府院联动等多种渠道，为企业撑腰。

政府欠款不付导致行业亏损，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现象。它不正常，因为政府作为公权力部门，理应是社会契约最忠诚的履行者。它不正常，因为企业做了项目、合同已经履约，却迟迟拿不到应有的报酬，“做了事却收不到钱”竟然成了一个行业的普遍困境。它不正常，因为有些企业“赢了官司却赢不回钱”的怪圈，损害的不只是一个个市场主体的利益，而是整个社会的商业诚信和制度信心。

《半月谈》的调研文章说得一针见血：地方政府的“拖延战术”，损害的不仅是某个企业的利益，一旦形成比债务本身更难清偿的“信任问题”，影响的则是地方经济的未来。清理政府欠款，不能停留在“政策口号”和“态度诚恳”的表面功夫。要让市场主体看到实实在在的进展，必须建立“不敢拖、不能拖、拖不了”的制度环境。

地信企业如此，这一现象在其他行业也普遍存在。应该看到，每一笔被兑现的旧账，都在为地方政府的“信用账户”充值；而每一次拖延，都在消耗宝贵的制度信任们，这笔成本，远比欠款本身的金额要沉重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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