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五月份开始就变得很热了。高原上的阳光照射到云南文学艺术馆外面，空气里有一种干燥而明亮的感觉。“2026万殊一相·狂草四人展”也在昆明举行着，胡抗美、张旭光、陈加林和王厚祥四位书法家共同展出六十余件作品。说起这事还真巧了，狂草本来就属于一种最不愿意安分的书体，笔线飞扬，墨气奔放，情绪也好像被点燃似的向外散发出来。“所以这场展览一开始就有种‘热上加热’的感觉。”
主办方显然也知道昆明此时的天气，所以开幕式办得比较节制，五项议程三十多分钟就结束了，并且没有拖沓客套话、也没有把热闹当成一种负担。冷柏青、周明华、白景峰、郭敬丹、李琛琪、程多林、李维力、雷俊芝、徐晓军、谢安辉、张芷赫等来自各地的书法家，还有媒体人以及云南本地书家和各州市书协代表都参加了此次活动。这样的场面并不是为了“撑场子”，而是一次持续了十年的老朋友重逢聚会。“狂草四人展”已经到过昆明，并不意味着这是新的开展览会的意思，在路上从兰州出发经过很多书法文化名城，现在来到彩云之南，既是展览也是对地方书法传统的回应。
十年前，这个展览从兰州开始。张芝的草圣传统在兰州市之后又走向了二王、怀素、张旭、黄庭坚、王铎等书法精神曾经辉煌过的地域。“云南书艺虽然不大显眼，但有自己的骨力和山野气息。”把狂草拿到这里来看的话，意味就不同了。它并不是简单地将几位名家的作品展示出来，而是要回答一个问题：当代的书法应该如何继承传统又该如何面对现实的眼睛？
这次又出现了四个人组合。早期的“狂草四人展”，胡抗美、刘洪彪、张学群和王厚祥参加，后来加入之后的是张旭光先生，在此之前已经去世了，那就是刘洪斌老师。“此次陈加林也加入了进来。”而胡抗美的以及王厚详一直在这次展出中起着最稳定的作用。一个展能存在十年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尤其是狂草这样争议很大的题材，“但是这个展这些年不断地被围观、讨论、争鸣，反而说明它没有脱离书坛。”
胡抗美先生的作品，从来没有满足于用常见的草书之路来表现。他不是把字写大、写字快就叫狂草了，而是经常利用材料、古文字意蕴和章法结构推向前台。南昌站写的麻、瓦、陶瓷上的作品；郑州站带有神秘气息的“篆草”，看过的人很难忘记。这次他的篆书已经非常成熟，《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张旭古诗四帖》，线条环转交错，字形错落有致，看似随意轻松，实则背后需要很强的艺术控制力。其中一些接近蝌蚪文、带有篆籀意味的线脚让人联想到远古文字尚未完全规范的时候的生命状态。它不是复古也不是故意制造难识的效果而是把草书推到了更早的文字源头上
张旭光这一批作品更具有当代意识。一直关注“AI时代书法、草书、人”的问题，也常谈创造有审美价值的新形式。这个问题在今天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机器可以生成图像并模仿笔触，能够写出看似是文字的东西，在运笔过程中会出现犹豫不决和判断失误的情况；但是它不能够承担起一个人书写时所经历过的迟疑、抉择以及失控之后想要收回的过程。张旭光用枸树皮纸创作的作品墨色较重的地方并不急于飞驰，有时候突然打开给人以传统草法下视觉节奏上的重新安置的感觉同时他又保留了一部分比较平和的画作让人看到他在传统的修炼上所下的功夫
王厚祥的作品一直处在个性表达和大众观看之间的一种张力之中。他知道观众会有入口，所以每次展览的时候常有取法怀素一路、容易进入的比较简单的作品出现。这次他还带来了楷书，在展期内给观者提供了一个缓冲的空间。“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小两幅《葬花吟》。”大到256厘米乘770厘米的小画，小则85×50cm，二者在尺寸上差别很大、气息也截然不同。大幅铺天盖地之势，小幅低回婉转之情。“可是‘花开满天下’的伤感，在两种尺度之下并没有中断。”草书最难的地方就是这个道理，并非只是笔线的变化过程，还要把文本中所包含的情绪表现出来。王厚祥这两件作品体现了作者对于可读性、表达力两者之间的权衡取舍。
新加入的陈加林，这次出手很重。《黄果树瀑布歌》横幅最大的一幅作品也是出自他之手，长13米、高三米。“这样的尺子很容易被当作单纯的视觉冲击来处理，但是陈嘉霖的优势在于既可以营造出气势磅礴的效果又可以很好地控制住线条。”本身擅长篆隶和书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草书并不一味地飘逸而出，而是有沉稳的地方、顿挫分明的部位以及笔锋接触纸面摩擦后留下的涩感。好的狂草应该疾涩开收纵敛不断交替出现。“陈加林加入之后，“狂草四人展”的面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并且还在发展当中。”
当然，狂草四人展从来都不是没有争议的展览。越是声势大、越容易被放到放大镜里看。有人认为这是当代书法的一种探索方式，也有的人觉得它过分追求形式美感，在传统脉络上存在分歧的人更多一些，还有观众只看到那些难以辨识的笔画。这些争论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现在的艺术展览已经变得平淡无味了，作品缺乏锋芒、人们也没有给出回应；狂草这样的书体也不应该被冷冰冰地对待。要近身接触还要退后一步；要看字就要体会气韵，
张旭光在开幕式上说，他们既走在时代的前沿又源于历史传统文化的长河。这句话很清晰，但是很容易引发争议。更应该关注的是他后面提到的作品还有提升的空间，并且希望得到中肯、建设性的学术性批评。一个展览可以存在十年之久的原因并不是每次展出都会受到很高的评价，而是因为仍然保留着被批判、重新审视以及继续追问的空间。
昆明站的意义也体现在这里。把狂草带入云南，既给当地的观众展示了几位名家的大尺幅的作品，又在展厅中讨论了当代书法最热门的问题：传统的激活是如何实现的？个性会不会压过法度呢？形式探索是冒险还是炫技？当人们看不明白的时候，问题出在哪里，在于画作本身，还在于观察的方法之中。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是它们使书艺回到了现场而不再停留在纸面上的一个名词的位置上。
所以，这场展览最值得一看的地方，并非因为“狂”这个字。真正让人着迷的是那股不愿意停下来的力量在背后推动力量。“胡抗美研究古文字、张旭光探讨当代视觉和人工智能的问题、王厚祥处在大众接受与个性表达之间寻求平衡点、陈加林作为新人带来厚重而猛烈的气息。”四人各有各的故事，也有不同的特点。万殊一相并不是把各种不同东西抹平了，而是要在其中发现一种共同的精神追求：在差异中看到统一，在变化里找到不变的探索方向，并且一直向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