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展览“三问”

众所周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举办档案展览，当然需要丰富的、有代表性的展品来呈现内容、表达主题，其中档案展品应该起到主要作用、扮演主导角色。从一些相关文章看得出来，人们探讨档案展览效果的原因中，馆藏结构单一、数量不够丰富屡屡被提及。

客观上讲，与我国悠久的历史和卷帙浩繁的史学编纂相比，我国存世的历史档案数量确实不太相匹配。“巴黎市档案馆馆藏70多公里。瑞士首都伯尔尼，一个人口仅30万的小城，馆藏档案排架10年前就达17公里。全国人口仅500万的芬兰，其首都赫尔辛基档案馆馆藏排架长度有12公里。而拥有1300万人口，建城3000多年的中国首都北京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排架长度为12公里（全国省级馆藏量居第4位），其中明清时期的屈指可数。”^[4]这是比较早的一个数据，经过近些年的努力，相信这个差距有所缩小。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档案工作，中国特色的档案工作体系逐渐形成，历史档案得到有效保护，当代档案的积累得到规范和制度化。或许一个地方的历史档案（指明清档案，甚至更早）比较贫乏，但其现当代部分一定是比较充分、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不少地方建设新的档案馆，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胀库，原来的档案馆馆舍已经不敷使用了。

由此，可以这么认为，简单地说我们的档案馆馆藏结构单一、馆藏不够丰富是不合理的，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我们的档案馆既然是按照档案法规和各项制度开展工作的，如果馆藏结构仍然单一、馆藏数量仍然不够丰富的话，势必是在怀疑我们多年来的档案业务工作质效。接收档案是档案馆法定职责，移交档案是档案形成单位法定义务，不像博物馆、图书馆，有经费才能购置图书，有考古发现才能拨交文物。而档案的形成和积累，是天天在发生的事情，不因经费和偶然因素而受到影响。对于档案馆来说，历史档案的匮乏已既成事实，彻底改变是不可能的；没有经费或经费不足，肯定没有办法开展珍贵档案的征集等活动，这是另外一层意思了。

近年来，档案部门也举办了一批高质量的展览。去年，围绕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坚持用档案铭记抗战历史、讲好抗战故事，中央档案馆联合有关方面举办“中流砥柱——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档案展”“国际友人与中国抗战”专题展；四川省档案馆举办“从抗战大后方到国家战略腹地”档案文献展，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真实见证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到国家战略腹地的历史进程。

一些地方档案馆举办的特色展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福建省档案馆紧扣华侨文化和海丝（即海上丝绸之路，编者注）文化主题，持续提升“百年跨国两地书——福建侨批”展览品牌影响力，在泉州和晋江举办“丝路信使——福建省侨批与海上丝绸之路主题文献展”；同时，紧扣侨乡文化和文化遗产建设，在福州、泉州等地举办“世界记忆在福建”专题展和巡回展，支持侨批集中地档案部门在世界文化遗产点、著名侨镇侨村、批局旧址建设侨批馆，形成“1+N”（1即总馆，N即分馆）侨批文化展示基地。成都市档案馆筹办“盖碗里的记忆——成都老茶馆档案的世界回响”展览，结合实物展示与互动体验，让观众通过触摸档案、操作茶具，“走进”历史茶馆场景，实现与文化的深度对话。长春市档案馆把“马鸿新工作纪实专题展”送到社区。作为解放长春和接管长春的亲历者，马鸿新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留下近40年共176册工作纪实，展览选取了马鸿新1947—1954年间的档案史料，从微观层面展现了党领导长春人民解放长春、接管长春、建设长春、发展长春的奋进历程。

各种机构的社会分工不同，其社会职能就会有区别，只有这样，社会资源的配置才会合理和高效。法律规定了各级国家档案馆的功能，而档案馆的展览一定是在研究档案馆的功能定位和档案馆藏的基础上，通过一系列富有创意的编排和展览手段，把组织者、主办者的意图科学地、艺术化地传达出去。从一些办得比较成功的档案展览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展览要主题鲜明，紧扣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展览要彰显特色，深入挖掘档案价值；展览要以小见大，讲好地方故事等。好的档案展览一定是既叫好又叫座的展览，广受社会关注，普通老百姓也爱看。

在办不好展览的理由中，馆藏结构单一、馆藏不丰富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按照现有的社会分工，既然我们的馆藏结构和馆藏内容是不能改观的，再去多费口舌无多大意义。值得我们认真考虑的是，我们是不是把现有的馆藏研究透了？是不是把档案展览的特点摸清楚了？是不是把可以运用的展览手段运用充分了？比如，明明是馆藏以近现代档案为主的一个地方综合档案馆，却要办一个体现地区几千年历史的、具有地方通史性质的展览，那是有些勉强。可以理解策展者、办展者的追求，但要办好这样的展览，光靠档案馆馆藏肯定是不够的。

“由于纸张载体的特殊性，其展览内容的参与性、互动性、趣味性较少，政治性、学术性、严肃性过重。从博物馆观众分布的经验可以推断，纸质文物是观众单件展品停留时间较长、全展线停留时间最短的展览。也就是说，纸质文物展览是最容易产生视觉疲劳的展览。”^[5]“档案展览的展品与博物馆、美术馆等有较大的不同：档案展览一般以纸质载体为主，展品是符号化的、平面的；信息是隐性的、抽象的；审美性也不如艺术展强。”^[6]意思大概是，其一，档案是文字的而非器物的，直观性不足；其二，档案是平面的非立体的，观赏性不足；其三，档案展览形式严肃有余，生动性不足。

传统意义上，档案一般是以纸张为载体的。纸张载体的档案作为展览材料，没有图片的生动，文物的直观，艺术品的美感。对于参观者来说，要花时间和精力去仔细阅读档案的内容，有的需要一定的历史知识和文化水平才能理解。因此，在人们的印象中，档案展览比较枯燥、单调，参观档案展览不是那么轻松愉快的事情。于是，当节假日博物馆人满为患的时候，却很少有人想到去档案馆看看。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上海市档案馆外滩分馆在假日里也能吸引大量公众去参观。

在此背景下，如何更新理念，并且借助数字技术优化档案展览的叙事方式，提高展览的传播效果与观众体验，成为当今策展者与办展者考虑的重要方向。有的运用AR/VR技术，扩大空间效果；有的运用声、光、电等多重技术手段，再现社会场景。通过这些手段，确实丰富了档案展览效果，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在观赏高颜值展览，享受高技术服务的同时，档案本身的历史性、独特性被冲淡了，人们感受不到档案带来的历史厚重感，游戏其中、游玩其中取代了感悟其中、思考其中，由此也消弭了档案的特殊功能”。^[7]这种忧虑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的，现在很多展览中会重点使用声光电的展示效果，但过度使用或不恰当使用会适得其反。北京市《见证抗战》展览为突出档案的特点，并没有过多强调使用声光电的展示手段，“而是更多地采用沉浸式阅读的展示方式。在展览中以副展线的形式陈列档案、方便阅读记录，给观众营造出一种安静阅读的氛围”。^[8]在设计副展线时，充分考虑观众身体舒适度对展台的尺寸要求，既适合成年人略微弯腰阅读档案，也适合小学生趴在展台上进行抄录；空间规划及灯光设计等要素都达到了让档案与观众近点、再近点甚至可以触摸的效果。

由于纸质档案的特点，要办好一个档案性质的展览着实不易。某些文物或艺术品简单地摆在那里，就会有人去观看、观赏，品头论足；而一份档案，如果不加以解读和说明，就很难吸引人的目光。因此，办好档案展览需要花费策展者、办展者更多的心思与精力。不过，虽然档案作为展览材料有其天然的弱点，但其独特的优势也是不能视而不见的。档案是真实的历史记录，蕴藏着丰富的人类实践活动信息。作为展览材料的档案，除了原始记录性之外，其思想性和事件性是其他类型展品所不具备的。就思想性来说，档案记载着当时人类实践活动的原因和真实意图，佐证了人类的历史不是一种动物的自然史，而是在一定思想和目的支配下的文明史。就事件性来说，档案记载着人类实践活动的过程及结果，是人类历史长河中过去了的事件的结晶。“由于文件不像自然产品一样在使用后就会销毁，它们就成了一种剩余物，能够被专门收集和保存起来。因此，作为管理记忆和经济记忆的文件，就变成了一个个可以证明过去的档案。”^[9]

如何把档案内在的思想性和事件性客观地表达、表现出来，笔者认为，这对于档案展览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也是档案作为展览材料最独特的优势。甲骨文、随州编钟、少林寺碑碣被列入世界记忆名录，不仅仅因为它们的材质，更是因为它们上面镌刻有文字，记载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与大多数文物和艺术品不同，档案映入人们眼帘的，满坑满谷的都是文字符号，反映了当时人们复杂的思想和复杂的行为。实践证明，对于档案内容细致、深入、系统的研究与分析，在重演人们曾经产生的真实思想和复原过去曾经发生的客观事件的同时，指出它们对于当今的实践意义和生活意义，对于参观者来说，能够产生足够的惊喜感、代入感和启示性，再辅以声光电，应该会产生相应的吸引力。

当然，有的档案记载的思想会比较零乱，反映的事件会有断裂之处，这就应该有学术积累和学术支撑，对档案或档案系列进行科学的解读与阐释。另外，在符合大的历史背景的条件下，可以适当地进行一些想象，去弥补档案中思想空缺与时间断裂的地方，使思想和事件更为完整和有说服力。也可以留白，把某些疑点摆出来，让参观者去思考，去考证，去补充，增加互动性。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明确提出，国家鼓励档案馆通过专题展览等形式，利用馆藏档案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2025年2月1日起实施的《档案展览工作规范》指出，档案展览工作应突出档案特色，发挥档案存史资政育人作用，更好地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人民群众；应遵循科学、规范的管理原则，体现时代性、专业性和艺术性；应确保档案实体安全、信息安全，依法保护知识产权、隐私权和肖像权等合法权益。

法律规定了档案展览的正当性，标准明确了档案展览的工作要求与流程，这为档案展览的举办开辟了道路。可以想见的是，不少地方的档案部门正跃跃欲试，准备在展览上有所作为。但是我们又再去想一想，在档案馆的功能结构中，档案展览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恰当的位置？图书馆的主要社会职能是提供图书借阅与阅读服务，博物馆的主要社会职能是提供陈列与展览服务，因此，它们的借阅服务和展览服务功能都很强大。档案馆既要提供档案查阅利用服务，又要提供档案展览服务。档案查阅利用是刚性需要，编史修志、民生利用都需要档案作为史料或作为佐证，因此，在档案部门的内设机构中，查阅中心或利用中心是必须有的，这是档案工作服务人民群众的一个集中体现。档案工作服务人民群众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档案展览，由于其质效难以准确评估，在档案馆内部，一直没有固定的机构或人员专责其事，这反映了档案展览比较尴尬的现状。

曾经与一位县档案馆工作人员交流，他说，现在档案馆建设规模都比较大，设施设备也比较先进，往往是地方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老百姓心里肯定在想：他们在这个漂亮的建筑里到底都干了些啥？普通公民需要查档而进入档案馆，恐怕占人口比重不会太大，因为人们一般是有了特殊需要，或者特殊人群有了需要才来档案馆查档，具有较强的时间性和明确的目的性。如果人们不是为了查档，仅仅为了休闲或者扩大知识面这样的一般需要或共通需要而走进档案馆，看到档案馆里的展览就会有意外的收获：档案馆还有展览，而且办得还不错。口耳相传，就会提高档案馆的影响力和美誉度。因此，不管从法律规定、社会需求，还是内在条件、事业发展来讲，有必要重新审视展览在行业中的位置，把展览作为档案馆服务社会的一个核心产品来供给，作为档案馆能力构成中的一个核心元素来建设，作为档案事业布局中的一个重要抓手来对待，真正地、长久地把展览重视起来。

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档案部门有自己的优秀传统。多年来，档案部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特别是在建党、建国和抗战胜利等重大节日和纪念日推出系列展览，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和节日氛围，增强了人们爱党、爱国之情。我们应该总结和复盘该类展览的经验，形成一套较为固定的办展模式，为后续的同类展览提供指导。

塑造和增强地方感与地方认同，档案展览有其独特优势。档案馆藏一般都是来源于地方的，或至少是反映地方的，因此，通过馆藏来展示地方形象、传播地方文化、构建地方记忆，档案馆可以有更大作为。档案馆应该成为本地百姓认识自我、建立地方情感、生成地方认同之所在；还应该成为外地人士接触一个地方，了解异地风情、获取异地知识之所在。通过展览，把档案馆打造成让人难以忘怀的、特色鲜明的记忆场所。

讲好故事，让人们从日常事务和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走出来，真切感受过去、回味过去、超越过去，为人们的当下决策和未来思考提供借鉴，档案馆有不可估量的潜能。过去犹如异乡，人们既可以像观看风景一样去欣赏时间之美，也可以把过去作为可以得到启示的智慧源泉。作为展览材料的档案，其丰富的故事元素为展览叙事提供了丰沛的资源。档案馆应该像时光老人一样，向来访者讲述一个又一个充满智慧、力量和向善的故事。

展示行业形象，让人们通过展览认识档案工作，了解档案行业所做的社会贡献，档案馆有不可替代的责任。比如，国家档案局刚刚公布，截至2026年1月底，全国各级档案馆累计接收确权档案1.26亿卷、1.07亿件，全面、完整、系统留存了农村土地确权工作历史记录。如果将其展示出来，档案工作的存在感肯定会得到提升。又比如，按照档案法要求，各级档案馆要定期开放档案，但开放不等于公布，任何个人无权擅自公布档案。同时，档案法又规定了档案展览等法定公布方式。如果档案馆举办有关档案公布的专题展览，档案馆不仅履行了法定的公布职责，也丰富了展览品类。

档案展览有法规约束，有标准指引。如果进一步完善制度，合理配备资源，不断提高展览展示能力，放下包袱，增强自信，档案展览一定会有新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