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1982年川酒行业“大地震”中天府酒乡崇州酒业的自我救赎之路||雷仕忠

崇州市（原崇庆县）是天府之国拥有悠久酿酒历史和深厚酒文化底蕴的名优酒乡。然而，那场发生在40多年前的川酒“大地震”，促使这个天府酒乡陷入了深深的反思，进而背水一战，痛下决心，持续努力纠正错误，终于完成了自我救赎，浴火重生，并在重生中升华，为名甲天下的川酒增了光，添了彩。

酒，既是一种佳酿，又是一种产业，更是一种文化传承，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它始终扮演着独特而不可或缺的角色。

说到酒，常常听到“无酒不成席”“无酒不欢”“酒逢知己千杯少，能喝多少喝多少”“酒肉穿肠过，朋友心中留”“要想身体好，全靠酒保倒”“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多付笑谈中”等耳熟能详的流行语。这些连珠妙语道出了酒在社交场合中的重要性。酒能助兴，一杯美酒入喉，那种醇香在口中散开，带来的满足感难以言喻，增添了一份热闹与欢乐，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让人放松心情，忘却烦恼，享受当下的美好时光；酒是情感的纽带，与知己好友共饮美酒，畅谈天地，分享彼此的故事和心情，成为人们心灵相通的桥梁。总之，在人生的旅途中，酒成为生活中的调味剂，为平淡的日子增添了一抹亮丽的色彩。

在国计民生中，酒业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系，涉及物流、生产、销售等多个领域，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白酒类行业是国家财政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又为社会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带动了相关行业发展。白酒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贡献。

崇州市（原崇庆县）古称蜀州，又叫崇阳，气候温和，水泉甘洌，土质宜作培植佳酿的窖泥。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利于各类不同微生物群落生长，为酿制独特风味的白酒奠定了厚实基础。崇州酿酒源远流长，唐宋时民间就盛行酿酒之风。杜甫在游览蜀州时，留诗盛赞“蜀酒浓无敌”“终思一酩酊”；陆游在任蜀州通判时，常去南门外繁荣的市桥买酒，写下了“兴来买尽市桥酒，大车磊落堆长瓶”的豪放诗句。到了明清时期，酿酒业更已具相当规模，20世纪40年代，酿酒烧房达144家。特别是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对酿酒业的束缚被打破，社队也可办酒厂，实行多渠道经营。这一改革将多年城镇居民每人每月凭证供应二两酒、农村人口过年才供应三五两酒，甚至用废甘蔗渣酿造的糖泡酒也要凭票供应的尴尬局面扫进了历史。改革促进酿酒业优势重现，产供销呈现出一派前所未有的欣欣向荣的可喜景象。在此背景下，崇州在对传统酿酒工艺继承和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小曲和大曲共酵生香的独特熟料酒生产工艺，所产的以崇阳大曲为代表的熟料酒在川西一带名声更大，在省外也叫得响。县酒厂一位厂长曾对笔者说，1982年温江地委某领导写条子要购买几箱红嘴嘴崇阳大曲供机关干部春节团拜用，也因货太紧俏只能给两箱！优越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1982年春夏之交，本应是沉浸在桃红柳绿、百花争艳喜悦中的时节，可谁能想到，川酒“大地震”却突然来袭：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北京市供销合作社、北京市第二商业局在《关于对外埠白酒处理意见的紧急通知》中称，该市相关部门从1981年10月起检查了978种外埠酒的质量，对每种酒的酒度、甲醛、杂醇油及铅的含量进行了测定，检测结果有230个品种的有害物质含量严重超标，严重的超标几倍甚至数十倍，不符合国家食品卫生标准。为保障人民群众健康，维护消费者利益，已决定立即停止这230种白酒在京城销售。

1982年5月25日，四川省糖业烟酒公司印发的北京禁销四川省73种白酒的通报。

1982年5月25日，四川省糖酒公司向全省发文，措辞罕见严厉：在首都被禁销的230个品种中，我省就占73个之多，称“影响极为恶劣”。经核对这些被禁的酒中，绝大多数都不是国营酒厂的产品，而是社办酒厂生产。文中在一一列举了崇庆县被禁止在京销售的24种白酒之后说，除上列崇庆县24个品种外，尚有邛崃县11个，大邑县13个。笔者留心看了一下，3个县相加共48种，在73种川酒劣质酒中的占比接近百分之六十六。崇庆县独占24种，恰好是前两个县的总和。当时有人说，崇庆县的劣质酒名列全国各县市之首，真可谓“劣冠全川”，是川酒“大地震”的“震中”。发文中一句“影响极为恶劣”的罕见严厉措辞，更令崇庆县人灰头土脸，一听脑壳就大。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这场危机不仅让崇庆县酒业蒙羞，更给整个川酒的形象和声誉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曾经凭借品质立足的川酒，还能在其他的省市站住脚跟吗？真令人揪心啊！

上帝喜欢苹果的芬芳，于是狠狠地在上面咬了一口，留下缺口。任何一项有益于人的工作，一项事业，都有可能出现缺陷和错误，甚至遭遇挫折。面对“大震动”，崇庆县领导没有回避，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反思内审，敢于正视工作中的不足。他们认为，不能因敢于改革开放发展酒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一叶障目，也不能因你交的酒税多而护短。问题的出现，是由于前段时间放松了领导，监管不到位，管理不善，导致24种酒质量不达标，损害了消费者利益和健康，扰乱了市场。他们本着对人民身体健康负责的精神，决心变压力为动力，变坏事为好事，以铁腕整顿酿酒业，扭转被动局面。

在那个年代，那句“老大难，老大难，老大重视就不难”的话语，深刻地反映了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只要领导重视，抓好“关键少数”，再大的难题也能找到解决途径。那句“情况明，决心才大，方法才对”的认知，使他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地震”，展现出了非凡的冷静与从容。当时县委书记和一名县委副书记、两名副县长都分头深入各酒厂调查研究，先摸清楚实际情况，再谋划应对之策。在调研过程中，问计于民，发现一些社办小酒厂管理水平和技术力量跟不上，只盯着市场对酒需求量大的一面，盲目扩大生产，片面追求利润，不讲质量，甚至存在着“萝卜快连泥卖”的现象，粗制滥造。而今终于结出被赶出北京的苦果，给人力、物力造成很大浪费，声誉严重受损，到头来优势变成了劣势，吃大亏的还是自己。

县领导在调研中还对24种超标酒进行了细致的技术分析：只有城关酒厂的城香白酒有杂醇油、铅双重超标，西蜀酒厂的西蜀大曲有杂醇油、甲醛双重超标，其余22种都是清一色的杂醇油超标。这一具体分析，引导他们去“解剖麻雀”，对杂醇油超标等技术问题一探究竟。终于，一句“解决杂醇油等超标的问题也没啥了不起”的话，既体现了对酒的了解，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又展示了解决问题的底气和自信。

有趣的是，崇庆县领导这个在温江地区12个县中喝酒的“团体冠军”，到了不仅能喝酒，也还能懂酒的另一重境界，这份专业知识，也给全县干部群众注入了解决问题的信心。

能否借川酒“大地震”之机把坏事变成好事，确是一大考验！

整顿初期，干部群众的思想有些混乱，归结起来，大体有这几方面：一是思想“回潮”，认为这次基本上是小酒厂惹的祸，当初就不该发展社队小酒厂；二是埋怨北京整得太凶，更不该在媒体上“点名”，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们留；三是认为那些被点名的酒，大多是1980和1981年生产的，有点委屈，抱着不服气或无所谓的态度；四是悲观认为这次遭全国“点名”，把招牌砸了，要想翻身比登天还难。

当然这些负面反应不占主流。

大多数干部认为，公开点名虽然丢脸，却是一面镜子，可以倒逼我们反省自己，正视错误，吸取教训，让坏事转化为好事。而统一认识，上下齐心，正视问题，承认错误，正是改正错误的前提条件。为了加强针对性，县领导采取稳扎稳打、步步推进的策略抓整顿。

首先，县党政领导先抓“头头”这个“关键少数”，召集相关部门领导会议，解决部门“头头”的思想认识问题，明确要两“坚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抓农业的同时必须抓好工副业发展，坚决纠正种种要取消社办酒厂的片面糊涂认识；坚持整顿好酒厂的决心不动摇，面对现实，正视问题，不留死角，痛下决心，纠正错误。紧接着召开由相关部门“头头”和公社管委会主任、酒厂厂长、公社供销经理部经理等人员参加的会议，组织学习有关文件，传达上级有关领导指示精神，端正对批评的态度。让大家明白，酒的质量高低，不仅关系到产品的信誉和市场竞争力，更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这样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必须毫不含糊地严肃认真对待。县领导在讲话中还运用自己调查中获取的现实情况毫不留情地严正指出，劣质酒问题公开曝光后，还有酒厂在生产不符合质量标准的劣质酒！振聋发聩的会议，震撼了与会人员，对促进大家统一思想认识、积极投入整顿发挥了很大的动员组织作用。

第二，县委、县政府正式成立“酒类生产销售领导小组”，一名副县长任组长，小组成员由财办、经委、社队企业局、商业局、糖烟酒公司等部门负责人组成，集中精力抓日常工作。出台五条措施压实责任：一是立即向干部职工传达北京停售劣质白酒的情况和省地县领导的指示精神，充分认识粗制滥造的危害性，端正对待批评的态度，寻找产品质量不达标的原因，发动人人献计献策，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改进工艺，主攻杂醇油超标的问题。二是立即派人到北京、东北、重庆等地购酒较多的地区赔礼道歉，征求意见，用正式注册经检验合格的酒换回劣质酒；对方要求退货的，也应乐意退货，并主动承担对方经济损失；对进货少又一时派不出人员当面赔礼道歉的少数外省市单位，则发信函联系及时处理；对换回或退回的酒一律不准用改头换面的方式或另换地方销售。三是凡生产过劣质酒的厂家通通停产整顿，对过去产销情况一一清理，对现有库存酒，需经县卫生防疫站和地区酿酒质量监督检验站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销售。四是未经正式批准的酒厂一律关门停办；虽经正式批准但经整顿产品仍不符合质量标准的，转产或停办。五是组织专门力量对未经检验过的各类酒进行一次全面质检普查；对除名酒以外的外埠酒也进行一次普查，不符合质量标准的不得销售。六是加强对技术人员和职工的全员技术培训，并增添检测设备，配齐增加质检人员，从技术层面筑牢质量防线。

这份智慧和勇气让自己有自知之明，促使其反思；因反思而清醒，而务实，从而找到了推动前进的切实有效措施，保证了全县上下认识一致、步调一致，为夺取整顿酒业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人心齐，行动快，上上下下都出现了从未有过的重视酒类质量的喜人局面。乡镇企业局、糖烟酒公司和县酒厂相继派出十多人到北京、东北、陕西、重庆等地赔礼道歉，妥善处理了低质劣酒问题。乡镇企业局酒类专业公司抽调13人具体帮助22个社办酒厂进行停产整顿和库存酒的检测工作。县卫生防疫部门改变过去由生产厂家送样检测，为自己登门到酒厂、酒库严格执行按比例随机分层抽样取酒的规定取酒样，规范检验程序，大大提高了检验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提高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县政府还请专业技术人员给管理人员上技术课，多次组织各酒厂车间以上的技术人员和干部，到文明生产先进单位、产品全部符合质量要求的崇德公社酒厂现场参观学习；请这个酒厂的技术人员和其他科技人员在县、社办的技术培训班上讲课，讲解把杂醇油、甲醛、铅等有害物质超标问题消灭在产品出厂之前的经验和关键技术，改过去联产计酬责任制为联产联质计酬责任制，把提高酒的质量同个人经济利益挂起钩来，提高了职工积极性，增强了责任心；取消了11个未经批准或经整顿仍不达标的小酒厂。

各酒厂也从细节入手，对原料和酒曲选用、培菌发酵、蒸馏、停坛、装瓶等各个环节，都制定了严格的操作规程。国营崇庆县酒厂不仅严格了管理制度，而且增加了检测人员，添置了检测设备，强化了对成品和半成品的检测。1982年7月上旬，经温江地区酿酒质量监督检验站检查化验，这个厂生产的蜀州春、崇阳液、崇阳大曲、蜀泉大曲等五种曲酒的九项指标全部达到规定标准。经检测，集贤、济协、梓潼、铁溪等社办酒厂生产的曲酒，卫生指标和理化指标全部合格。

为解决常见的杂醇油超标问题，县政府还组织科技人员在金鸡、街子两个公社酒厂作研究对比试验，摸索出了“低温发酵”“缓火蒸馏”“低温流酒”“截头去尾”“分段接酒”等一整套办法在全县推广，使杂醇油超标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分州酒厂，停止了被点名的分州二曲生产，为防止杂醇油超标，他们将63个窖池的发酵管理固定给9个人专管；在糊化时改用隆昌、资阳等地的稻壳替代本地稻壳，不仅使用量减少了2/3，还更有利于降低糠醛等有害物质的含量；装瓶前，都要请有关部门进行全面化验，指标全合格才装瓶销售；添置大容量酒罐，既便于勾兑，又便于化验，保证出厂的每一批酒的质量稳定并符合国家标准。

经过两个多月整顿和不懈努力，崇庆酒香又飘四方。早在中秋国庆来临之前的七八月份，来函来电要求订货的越来越多，恢复了一度中断的购销关系，产品重新进入北京、河南、陕西等十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社办酒厂除巩固了老客户外，还新开辟了20多个销售网点。全县更一改过去酒产品闯北不走南的状况，进入了上海、广东等地的市场。

1982年10月，本文作者与新华社记者彭自襄采写的稿件刊发在《四川日报》第2版。

作为自始至终都密切关注川酒“大地震”危机的记录者，笔者当然不可能缺席，并全程参与其中，常常下到酒厂调查了解各酒厂抓整顿的情况，为适时尽责地推出报道崇庆县整改动态、成果的稿件做好准备。到1982年7月中旬，我先后在《中国乡镇企业报》《农民日报》《四川日报》《四川农民报》和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等媒体发表多篇文章，宣传报道整改成果。还邀请新华社四川分社、《四川日报》等主流媒体的资深记者、编辑来崇庆县采访写稿，借他们的影响力为崇庆县重振酒业助力鼓劲。

在整顿酒类生产中，笔者通过研究比较，发现一个关键信息：被撵出北京市场的73种劣质酒中，有70种都是杂醇油超标引起的。杂醇油究竟是什么怪物，破坏力怎么这么大？这个奇怪的问题，引发了笔者这个纯粹外行的好奇，使笔者决心弄个水落石出。

为探个明白，我多次到国营崇庆县酒厂，向厂长张学进、副厂长郭家安和邓立文（后来这3人被分别确定为崇阳酒的第四、五、六代非遗传人）及其他技术人员请教，了解酿酒的工艺流程，探讨降低杂醇油含量、控制杂醇油超标的方法。我向张学进厂长提出，把他们的经验系统总结起来，无保留地公开发表，既可提高本厂知名度，又可为全川乃至全国酒厂解决这个难题作一点贡献。他当即表态支持，并且指派厂里的技术骨干杨国伟辅佐笔者工作。

笔者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利用国庆节完成了一篇科技稿件。为引起报社重视，还加了个编者按（过去我在给党报写稿时也曾加过编者按、短评之类）。编者按这样写道：“今年上半年，我省有七十三种不合卫生指标的白酒被北京市禁售。这些酒中，有七十种属于所含的有害物质——杂醇油超过国家规定的标准。因此，解决好杂醇油超标的问题，对于保证产品质量，发挥我省酒类产品优势，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崇庆县酒厂在这方面做了可贵的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们的经验，可供各地参考。”稿件很快在全国都有影响力的《四川科技报》第3版刊出，标题为《怎样解决杂醇油超标》。连同这篇文章，该报还在并列头条刊出了笔者执笔撰写的崇庆县酒厂《微波老熟曲酒 三曲可变二曲》一文。两篇稿件占了该报大半版。

1982年10月14日，《四川科技报》刊发本文作者撰写的两篇稿件和拍摄的照片。

事后不久，《四川科技报》编辑告诉笔者，这两篇稿件针对性都很强，时间点也选得好，发表不几天，他们就收到十多封来信，称赞崇庆县酒厂风格高，确实对提高川酒质量作出了贡献。

1983年夏，省外酒商在崇庆县糖酒公司洽谈业务。

川酒“大地震”后，“三编（竹编、藤编、棕编）一酒一建材”成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崇庆县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叫得很响的核心产业口号，酒业的重要性可见一斑。1986年初夏，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在崇庆县视察时，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对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作出了三条指示，其中第三条就是专门讲如何发展酒类生产、打造好崇庆县这个“拳头”产品去占领市场。这更足见崇庆县经过严格整顿，酒业已从质量重灾区蝶变为经济支柱，酒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上升到了何等高的地位啊！

1986年初夏，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在崇庆县视察时，专门到酒展馆参观。图为杨汝岱（右二）欣赏该县新开发的竹制品酒外包装。

1986年，国家决定对其他香型的白酒进行立项研究，为1988年第五届全国评酒做准备。那时，我国曲酒分浓、酱、清、米及“其他香型”五大类。四川省酒类专卖事业局和省酒类科研所在对川酒发展形势进行分析时，认为国家13个名酒中四川占了5个，除郎酒属酱香型外，其余4种都属浓香型，品种相对单一，应把发展其他香型的曲酒作为推进川酒多元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们将目光投向了风味独特的崇庆县熟料酒，打算对其生产技术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崇庆县领导也正想对酒作更长远的谋划，真是瞌睡遇上了枕头，求之不得，于是当即投桃报李，拍板决定立即拨出一笔专款予以支持。

四川省酒类研究所所长、酿酒协会专家组组长、白酒泰斗曾祖训出任研究组组长。8月中旬，曾祖训带领酒类科研所专家编写教材，来到崇庆县为28个酒厂的45名技术人员进行了半个月的脱产技术培训。课题组又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把实验分析和大批量生产结合起来进行系统研究，完成了对崇庆县熟料酒生产工艺系统的科学总结。

1987年冬，白酒泰斗曾祖训（左一）在国营崇庆县酒厂车间进行实地调查。

1987年冬，白酒泰斗曾祖训（左）在崇庆县酒厂指导化验人员用色频分析仪对崇阳大曲酒的成分进行分析。

1988年1月21日，省酒类专卖局、五粮液酒厂、剑南春酒厂、成都酒厂、文君酒厂、四川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国家级、部级、省级评酒委员和科研人员齐聚崇庆县，举行了一场重要的省级酒类鉴定会，对崇庆县其他香型曲酒研究课题及其代表酒崇阳大曲、陆公老窖大曲进行省级鉴定。次日得出一致意见，认为这种香型的曲酒采用原料整粒清蒸糊化，小曲和大曲共酵生香的工艺，在全国各香型大曲酒生产工艺技术中，具有独特特点，且出酒率较高，成本低，产量大，价廉物美，曲酒产量占成都地区总产量的1/5以上，销售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很有发展前途；代表酒具有“香气馥郁、药香舒适、入口醇和、后味爽快”的独特风格，确认这种酒应列为全国白酒五大香型之一的“其他香型”（多年后改称“药香型”），并被定为四川省其他香型的代表酒，其生产技术、工艺流程的系统总结为川酒其他香型大曲酒的生产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增强了川酒的竞争力。

崇庆县以铁腕守护酒类产业的清朗，感动了四川省酒类专卖局的领导。1988年1月21日，四川省酒类专卖局局长邓兆祥专程赴崇庆县，在其他香型曲酒省级鉴定会上讲话。

1988年1月21日，分管财贸的崇庆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羊群英（右）在四川省其他香型曲酒省级鉴定会上发言。

1988年1月21日，国家级、部级、省级评酒委员和科研人员齐聚崇庆县，对以崇阳大曲、陆公老窖大曲为代表的四川省其他香型曲酒进行省级鉴定。

1988年3月1日，四川省标准计量管理局制定了以崇阳大曲、陆公老窖大曲为代表的四川其他香型曲酒的地方标准，并正式公布实施。

当时笔者作为这场产业升级的见证者，把跟随曾祖训等专家调研当成难得的学习机会，懂得了以崇阳大曲和陆公老窖大曲为代表的其他香型曲酒与四川浓香型曲酒不同的独特之处。原来其他香型曲酒的原料以大麦为主，粮食不粉碎，采用粮食整粒清蒸糊化，采用大曲和小曲共酵生香的独特发酵工艺，所制大曲用小麦、大麦、黄豆、胡豆、豌豆以及沉香、砂仁、川芎等数十味中药制成，酿制出的酒，乙酸、乙酯和乳酸乙酯为主体香气成分，在全国五大香型大曲酒生产工艺技术中具有独特特点，出酒率较高，成本低，产量大，价廉物美。这些知识帮助笔者在多家报刊电台报道了这一新成果，也助笔者牵头主导完成了一部20分钟的专题片《川酒新花》。制作这部专题片时，笔者利用人脉资源请崇州市广播电视差转台帮助拍下大量素材，请四川省林业厅录像制作室帮助剪辑制作，请老朋友、川台著名播音员王雷配音。专题片的质量和效果得到方方面面认可，直到现在，这部专题片还基本保存完好。

如果说1982年崇庆县在川酒“大地震”中的整顿是被动应对的话，那1988年治理酒类发展环境，就是崇庆县的领导汲取过去教训，保持清醒头脑，敢管、严管、真管的又一次主动出击。当时县领导在调查中发现，小酒厂发展又出现了发展过快过多过乱的失控之势，不利于本地酿酒优势的发挥，于是对全县酒厂进行拉网式执法大检查，对那些生产条件差、原辅材料和能源浪费大、产品质量差信用低的一百余家酒厂，痛下决心坚决予以取缔；对具备生产条件和能力，技术力量和资金比较雄厚，检测手段比较完善，坚持守法经营的厂家，发给酒类生产许可证。这使得最后保留下来的酒厂生产的产品，70%都是荣获部省市优或行业优的产品，形成了以川酒“其他香型”代表酒崇阳大曲、陆公老窖大曲为特色的优势矩阵，在全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市场，产销相对平衡，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再次大幅提升。

持续不懈的努力，换来喜事频传：到1990年，有崇阳大曲、陆公老窖大曲等6个品种白酒先后被评为商业部等部的部优产品；有10个产品先后被评为省市优产品；1982年10月，在石家庄举办的全国糖酒交易会上，全县卖出2500吨白酒，到1988年10月的郑州全国糖酒交易会上，全县卖出的白酒就猛增到7500吨……真是质优才有竞争力，蜀州名酒销四方！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抚今思昔，崇庆县在这场川酒“大地震”中演绎的自我救赎之路，是临危不乱，清醒面对之路；是坚持实事求是，敢于自我解剖之路；是具有前瞻性，重塑酿酒格局，让极具独特风味和卓越品质的其他香型酒得以传承、发展和提升之路。

2023年，笔者与阔别30多年、对崇州酒业发展作出了特别贡献的全国白酒泰斗曾祖训（左）在崇州。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协会于2000年4月给崇州市冠以“中国传统白酒原酒生产基地”称号。现在，崇州市出现了以金盆地集团的万吨级生态酿造基地、一品江山酱酒庄园、清代1886老窖池、川酒文博馆等一系列影响越来越大的企业和酒文化地标，充分展现了千年传承的酿造工艺及中国白酒文化的独特魅力。

2024年6月，泰国一带一路经贸总会会长颂猜·巴哇啦汶雅（前排右四）一行来崇州市对金盆地集团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考察，对金盆地酒的品质和工艺给予高度评价，对双方在白酒产业领域的合作前景充满信心，并就合作细节达成一致，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

如今我们的心澎湃如昨，坚信崇州市这个天府酒乡经过岁月的洗礼，定会在川酒文化的舞台上发出更加自强自信的耀眼光芒，谱写更加辉煌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