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名称：CHINA · 世界：陶瓷与中外交流
展览地点：上海博物馆（或为长期）
展评：陶瓷与中外交流馆，或许是整个上海博物馆最容易被忽略的展厅。它隐蔽在三楼的一个小角落，与客流密集的陶瓷馆不同，这个陶瓷专题馆平时几乎一个人也没有。
这个馆的英文翻译很有意思——“ceraMIX”，这个在电梯里出现的英文名，或许对外国友人来说会有些吸引力。
展厅设计得很好，灯光充足明亮，并以蓝色作为背景色，象征着海上丝绸之路。展览的最后一部分介绍了许多国家也开始学着中国烧制自己的瓷器，非常有意思，可以对比一下中国流行的器型和那些国家烧出的器物。
可能是为了吸引更多游客，上海博物馆将原本在陶瓷馆的三件元青花全部搬到了这里，结果导致陶瓷馆只剩下一件。我在陶瓷馆还听到有人说：这么大一个上海博物馆，五大名窑都凑齐了，元青花怎么只有一件？——那他就不知道还有陶瓷专题馆了。
前言
海贸初兴 中外交融 （隋唐时期）
隋唐两朝开启了中华文明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中国文明是世界性的，通过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大量外来人口汇聚中土，带来物质文化的交融。唐中期以来，贸易港口日渐兴盛，通往东亚、东南亚及西亚的航线日益成熟，以陶瓷为代表的中国商品大规模对外输出。
自丝路交流开始，陶瓷体现了隋唐的多元社会与文化融合，涉及文化娱乐、服饰风尚、宗教、器用等不同层面，而外销瓷器更呈现出当时中外交融、海贸初兴的盛况。
外来人口与多元社会
隋唐时期的中国汇聚了亚洲的各民族，波斯、大食、粟特、突厥、天竺、新罗、日本等不同族群往来中土，以才干充任官职，借经营商贾各地，凭技艺谋求营生，为使、为僧、为学，不一而足。现今留存的各色胡人俑是外来人口的生动写照，隋唐社会之多元据此可见一斑。
唐代的两京长安、洛阳以及商港扬州、广州是众所周知的大都会，而此处展示的长沙窑胡人俑，以及杜甫诗中描绘的长沙胡人，反映了外来人口在长江中游流域的旅居情况。唐代外来人口遍及大江南北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胡人牵马俑 / 胡人持壶俑 / 胡人牵马俑
彩绘陶 / 淡黄釉陶 / 彩色釉陶
唐（公元 618—907 年）
陶俑中高鼻、深目，穿着胡服，入华贸易或从事服务业的族群，主要来自以粟特为首的中亚绿洲国家。自北朝至隋唐，他们赴中国经商、定居，多以原藉国名为姓，史称昭武九姓，包括安、康、曹、米、史、何等。
▼昆仑奴俑 / 昆仑奴俑 / 瞌睡俑 / 昆仑奴俑
淡黄釉陶 / 彩绘陶 / 彩绘陶 / 淡绿釉陶
唐（公元 618—907 年）/ 唐 / 北朝（公元 386—581 年）/ 唐
昆仑在唐代泛指东南亚有色人种，《旧唐书》中记载了林邑（今越南中南部）以南的昆仑人。广义的昆仑也包含来自东非，被称作僧祇（sēng qí）的黑人。他们多入唐为奴仆。陶俑中的昆仑奴多卷发、赤足、上身斜披帛带，特征明显。
▼褐绿彩胡人骑狮烛台 / 胡人、胡童俑（一组）
长沙窑
唐（公元 618—907 年）
李雪莱、林嗣淇捐赠
唐代的两京长安、洛阳以及商港扬州、广州是众所周知的大都会，而此处展示的长沙窑胡人俑，以及杜甫诗中描绘的长沙胡人，反映了外来人口在长江中游流域的旅居情况。唐代外来人口遍及大江南北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文化交融
风尚・文娱
繁盛的中外交流带来全新的文化风尚，唐人着胡服、戴胡帽，赏胡旋、习胡乐，正所谓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盛唐社会洋溢着开放包容的精神风貌，充满大国气象。
▼胡服托鹦鹉女俑
彩色釉陶
唐（公元 618—907 年）
▼（后）模印贴舞乐纹执壶 / （前）模印舞乐纹扁壶
长沙窑 / 彩色釉陶
唐（公元 618—907 年）
（后）李雪莱、林嗣淇捐赠
胡舞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胡旋舞与胡腾舞，皆源自中亚粟特地区，于北朝时传入中国，盛行于隋唐之时。胡旋出康国，主要动作在旋，急转如风，男女皆可舞；胡腾出石国，主要动作在腾，踏步腾跳，多为男性舞者。陶瓷器中保留了大量舞者及伴奏者的生动图像。
▼酱釉腰鼓 / 人面埙（三件）
长沙窑 / 彩色釉陶
唐（公元 618—907 年）
上海青龙镇遗址出土 / 最左侧者为顾丽江捐赠
▼褐蓝彩树纹执壶 / 褐彩异域风景图执壶 / 褐绿彩绶带孔雀纹碗
长沙窑
唐（公元 618—907 年）
李雪莱、林嗣淇捐赠
文化交融
宗教・器用
隋唐社会开放包容，早期传入中土的佛教逐渐融入中华文明，外来物品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唐代陶瓷中多见模仿粟特、萨珊金银器和玻璃器的造型，外来纹样亦广泛用于陶瓷装饰，带来新的风格与技艺融汇。
▼贴塑礼佛图龙柄壶
彩色釉陶
唐（公元 618—907 年）
唐豪捐赠
▼蓝绿釉净瓶
长沙窑
唐（公元 618—907 年）
李雪莱、林嗣淇捐赠
净瓶亦称军持，是梵语 kundikā的音译，原是源自印度的水器，随佛教传入中国。隋唐释家以之净手，并成为佛教仪式中盛装净水的容器，故曰净瓶。唐代南北瓷窑都曾烧造净瓶，见证了当时佛教的传播与影响。
海路贸易
安史之乱后，陆路对外交通颇受阻滞，海上航线的重要性开始凸显，航运使大规模陶瓷贸易成为可能。得益于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系统，北方白瓷、南方青瓷、长沙窑彩瓷在南北水路交汇的节点 —— 扬州港汇聚，加上广州港附近的广东青瓷，构成当时贸易陶瓷的 “四组合”，大量输出海外。
▼褐绿彩帆船图执壶
长沙窑
唐（公元 618—907 年）
李雪莱、林嗣淇捐赠
▼青釉盖罐（一对）
梅县水车窑
南汉（公元 917—971 年）
广州石马村出土
▼模印骑射人物纹凤首壶
彩色釉陶
唐（公元 618—907 年）
▼褐绿彩花卉纹碗
长沙窑
唐（公元 618—907 年）
黑石号沉船出水
李雪莱、林嗣淇捐赠
沉没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海域的 “黑石号” 是一艘阿拉伯贸易帆船，船上满载中国商品，是 9 世纪上半叶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实证。沉船出水器物以陶瓷器数量最多，达到 6 万余件，主要是长沙窑、广东青瓷、邢窑、巩义窑及越窑的 “四组合”，另有白釉绿彩、唐青花等产品。
▼模印贴椰枣狮子纹执壶
长沙窑
唐（公元 618—907 年）
李雪莱、林嗣淇捐赠
长沙窑的兴起与对外贸易息息相关，唐诗中描绘了其产地石渚一带的烧窑盛况，以及临近湘江与洞庭湖的水运便利。长沙窑产品主要通过石渚 — 湘江 — 洞庭湖 — 长江 — 扬州港的运输路线出海贸易，但也不能排除石渚 — 湘江 — 兴安灵渠 — 桂江 — 珠江水系 — 广州港的出海路线。
▼褐蓝彩如意花卉纹罐
长沙窑
唐（公元 618—907 年）
李雪莱、林嗣淇捐赠
窑火连绵 千帆相竞 （宋元时期）
宋元时期，由于航海技术的发展和宽松的对外政策，海外贸易呈现爆发式增长，中国陶瓷的对外输出达到高峰。烧造外销器物的瓷窑遍布东南沿海，诞生了大量贸易陶瓷新品种，也影响了亚洲区域内的窑业生产。贸易瓷窑的发展与港口变迁息息相关，沉船展现了外销瓷器的面貌与组合变化，元青花的流布揭示出贸易网络的拓展，而宋元瓷器的域外影响在日本、高丽有最集中的体现。
港口变迁与窑业发展
贸易陶瓷的发展与港口变迁密切相关。北宋扬州港的衰落使北方白瓷退出大规模外销组合，越窑与广东瓷窑则因临近宁波、广州港而持续输出。北宋晚期至元代，泉州港逐渐上升为对外贸易巨港，福建外销瓷窑发展迅猛。另一方面，资源与技术变革也影响窑业兴衰，龙泉窑、景德镇窑逐渐崛起，带来贸易品种的新变化。
▼青釉凤首执壶
西村窑
北宋（公元 960—1127 年）
徐展堂捐赠
▼青釉刻莲瓣纹罐
越窑
五代 — 北宋（公元 907—1127 年）
▼青釉刻划牡丹纹罐
越窑
北宋（公元 960—1127 年）
沉船组合与外销瓷器
沉船如同凝固的时间胶囊，封存了特定的历史片段。陶瓷不易朽坏，是沉船中最易保存与辨识的物品，也最能反映当时的贸易规模与产品组合。宋元时期极具代表性的南海 Ⅰ 号、西沙海底遗物以及新安沉船同款器物，展现了当时外销瓷器面貌与组合的变迁。
由于长期浸泡在海水中，瓷器表面常因冲刷、刷釉面，出水瓷器往往釉面磨损，呈现哑光状态，也常见附着贝类、珊瑚等海洋生物。本组龙泉双鱼洗展示了出水瓷器与其原始状态的区别。不过，倘若船只沉没后快速被泥沙掩埋形成隔离，瓷器也能保持光亮如新的状态。
▼青釉菊瓣纹盘
龙泉窑
南宋（公元 1127—1279 年）
南海 Ⅰ 号沉船出水，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青白釉印缠枝花卉纹罐 / 青白釉印缠枝花卉纹小瓶（四件）
德化窑
南宋（公元 1127—1279 年）
南海 Ⅰ 号沉船出水，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青釉露胎贴云鹤纹盘
龙泉窑
元（公元 1271—1368 年）
▼青白釉贴梅花纹双耳瓶
景德镇窑
元（公元 1271—1368 年）
元青花的诞生与流布
宋元时期出现了众多贸易陶瓷新品种，青花瓷是其中的标志性品类。元青花的蓝色钴料来自西亚，产品多销往海外，透过其流布范围，几乎可以复原当时的海外贸易网络。元代以后，青花成为瓷器主流，在对外贸易中扮演重要角色，成为中国瓷器的代名词，也奠定了景德镇 “天下瓷都” 的地位。
▼青花瓜果竹石蕉叶纹盘
景德镇窑
元（公元 1271—1368 年）
▼青花缠枝牡丹纹梅瓶
景德镇窑
元（公元 1271—1368 年）
▼青花莲池鸳鸯纹套盒
景德镇窑
元（公元 1271—1368 年）
来自印度尼西亚
宋元陶瓷的域外影响
日本・高丽
宋元陶瓷输出海外，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下被接受、使用。在日本，来自中国的器物备受珍视，在茶道、花道中扮演重要角色。输出海外的宋元陶瓷还深刻影响了亚洲地区的窑业生产，东亚、东南亚及西亚都有受其影响的产品，高丽青瓷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品种。
▼镶嵌柳树纹青釉梅瓶
高丽青瓷
十二 — 十三世纪
▼黑釉兔毫盏
建窑
宋（公元 960—1279 年）
龚理曾、龚理荃、龚理华、龚理宸、龚理菁捐赠
建盏随禅僧传入日本，成为贵族、高僧使用的名品，在日本茶道中地位特殊。永乐四年（1406），永乐帝甚至以 10 件前朝建盏赏赐足利幕府。记录幕府收藏的《君台观左右帐记》显示，足利家收藏有多件建盏，其中曜变天目价值上万疋，油滴五千疋、建盏三千疋，备受珍视。
▼青釉琮式瓶
龙泉窑
南宋（公元 1127—1279 年）
日本直接承继宋代习俗，以琮式瓶插花。琮瓶被称作 “经筒”，日本天文二十三年（1554）的《立花图卷》就有以之插花的图像。日本著名的茶会记《松屋会记》中，还有以 “青地经筒” 插置水仙花的记录，使用的应该就是此类龙泉窑琮式瓶。
▼青釉印牡丹纹盘 / 青釉划花卉纹碗
高丽青瓷
十二世纪
▼青釉刻莲瓣纹碗 / 青釉划花盏托
高丽青瓷
十二世纪
（右）胡惠春、王华云捐赠
东西汇融 越洋通衢（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历经海禁与开放的起伏变化，陶瓷通过官方外交和民间贸易等不同渠道输出，不仅在传统的亚洲区域内持续流通，更开辟了在欧洲与美洲的全新市场，贸易格局自此改变，市场需求更为多元。从明初作为外交礼物，到贸易复兴过程中市场与产品持续拓展，中国陶瓷的影响与日俱增，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被不断欣赏、使用与模仿，中国技艺的影响遍及世界各地。
陶瓷流通与官方外交
明初厉行海禁，禁止民间对外贸易，陶瓷多经由官方外交输出海外，以龙泉青瓷及景德镇青花为主。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官窑更烧造了大量伊斯兰器型瓷器，随郑和船队及西行使臣馈赠海外，成为明代对外交往中的 “国礼”。
▼青釉刻花卉纹盘
龙泉窑
明前期（公元 1368—1464 年）
▼青花缠枝花卉纹洗
景德镇窑
明永乐（公元 1403—1424 年）
▼青花文字装饰卷叶纹器座
景德镇窑
明永乐（公元 1403—1424 年）
▼青花轮花纹扁壶
景德镇窑
明永乐 — 宣德（公元 1403—1435 年）
贸易复兴与海外市场
东南亚・中东
明代中期海禁松弛，民间海外贸易逐渐复兴。成化、弘治年间，中国陶瓷重新大规模输入东亚、东南亚，并通过转运销往南亚、中东等地。考古发现及藏品流传情况表明，此时景德镇青花已在亚洲区域内广泛流通，成为重要贸易商品。
▼青花轮花纹扁壶
景德镇窑
明弘治 — 正德（公元 1488—1521 年）
▼青花缠枝花卉莲池纹大碗
景德镇窑
明弘治 — 正德（公元 1488—1521 年）
来自叙利亚
▼青花楼阁花鸟图花口盘
景德镇窑
明万历（公元 1573—1620 年）
来自叙利亚
▼青花缠枝花卉纹扁壶
景德镇窑
明永乐（公元 1403—1424 年）
▼青花缠枝花卉纹执壶 / 文字装饰嵌银铜执壶
景德镇窑 / 呼罗珊地区
明永乐 — 宣德（公元 1403—1435 年）/ 十二 — 十三世纪
▼文字装饰铜烛台 / 青花花卉纹八方烛台
奥斯曼帝国 / 景德镇窑
十五世纪 / 明永乐 — 宣德（公元 1403—1435 年）
（右）范季融捐赠
贸易复兴与海外市场
欧洲・美洲
正德以来，大航海时代开启，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人相继东来，欧洲与美洲成为中国瓷器的全新市场，贸易格局彻底改变，也催生了大量适应西方需求的订制瓷器。
▼青花葡萄牙王室徽章纹盘
景德镇窑
明正德 — 嘉靖（公元 1506—1566 年）
此盘外壁所绘浑天仪是葡萄牙王室标记，为曼努埃尔一世（1495—1521 年在位）及其子若昂三世（1521—1557 年在位）使用。马六甲城防司令曾为若昂三世订购瓷器，此盘可能与其或稍后的订制相关，是最早的欧洲订制瓷之一。浑天仪上的字母书写错误，这种生疏与误写是早期中西交流的绝佳史料。
▼青花开光花鸟图盘
景德镇窑
明万历 — 天启（公元 1573—1627 年）
万历号沉船出水
金乐琦、董建平捐赠
▼青花蛙形军持
景德镇窑
明万历 — 天启（公元 1573—1627 年）
▼青花人物山水图把杯
景德镇窑
明崇祯（公元 1628—1644 年）
贸易复兴与海外市场
日本
日本是中国瓷器的传统外销市场，明代晚期出现了不少专为日本订制的器物，在日本茶道等场合使用，展现出独特的审美情趣与器用习惯。
▼青花红地描金缠枝番莲纹碗（一对）
景德镇窑
明嘉靖（公元 1522—1566 年）
这类色地描金的瓷器，在东南亚、中东、欧洲和美洲都有发现，但在日本市场尤其受到偏爱，日本人称之为 “金襕手”。
▼五彩锦地纹方盘（一对）
景德镇窑
明天启 — 崇祯（公元 1621—1644 年）
祥瑞是明末景德镇专为日本市场订烧的器物，因部分书 “五良大甫吴祥瑞造” 而得名。祥瑞瓷多为茶道具和怀石料理器，常见几何图案、锦地纹样及圆形开光，布局满密，日本风格浓郁。
▼青花山水图砚盒
景德镇窑
明天启 — 崇祯（公元 1621—1644 年）
古染付是明天启、崇祯年间景德镇民窑烧制、输入日本的青花瓷，以专为茶道烧造的花生（花器）、水指（水罐）、香盒、茶碗、香炉、向付（异形碟）等 “茶器古染付” 最为重要，器物常见剥釉、变形等烧造缺陷，而这些不完美正契合日本茶人的独特趣味。
贸易陶瓷新品种
沿海地区的窑业多随港口变迁而兴衰起伏。明代隆庆年间开放月港，带动了漳州的瓷器生产，而明清时期德化白瓷的外销亦与福建厦门港的贸易息息相关。这些新的陶瓷品种远销海外，又进一步影响了亚洲、欧洲等地的窑业生产和器用文化。
▼仿德化窑印梅花纹杯、托
法国圣克卢软质瓷
十八世纪
▼青花花卉纹扁壶 / 青花开光锦地花卉纹瓶 / 青花花卉纹高足杯
越南
十五 — 十六世纪
16 世纪晚期，在本国商船大量运回中国青花的影响下，葡萄牙陶工开始生产白釉蓝彩陶器，成为欧洲范围内以釉陶仿制中国青花瓷器的先驱之一。17 世纪早期的葡萄牙釉陶多模仿中国克拉克瓷器，并曾代替中国瓷器，出口到欧洲各国，但 17 世纪 60 年代起，受到代尔夫特釉陶的冲击而衰落，产品主要供应本国客户。
▼白釉蓝彩人物图瓶
萨菲王朝
十七世纪
▼青花山水题诗图瓷板
景德镇窑
清嘉庆十八年（公元 1813 年）
东印度公司的陶瓷贸易
明末清初，瓷器输出的重心已由传统的亚洲市场转向欧洲。这一贸易格局在清初社会稳定后进一步强化，荷兰、英国相继通过东印度公司主导中欧贸易，其他欧洲国家亦纷纷效仿。在东印度公司的经营和竞争之下，出现了许多新的器型与纹样，开启了陶瓷贸易的新时代。
▼青花开光折枝花卉纹执壶
景德镇窑
清康熙（公元 1662—1722 年）
倪汉克捐赠
▼酱釉青花如意花卉纹葫芦瓶
景德镇窑
清康熙（公元 1662—1722 年）
倪汉克捐赠
▼青花镂空果篮、托盘
景德镇窑
清康熙（公元 1662—1722 年）
倪汉克捐赠
▼青花果树纹油醋瓶（一对）
景德镇窑
清康熙（公元 1662—1722 年）
倪汉克捐赠
荷兰
16 世纪初，欧洲南部的工匠迁移带来锡釉陶技术的传播，荷兰代尔夫特在 17 世纪中期成为欧洲制陶中心。由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大量进口中国瓷器，代尔夫特工匠可以很方便地获取范本，他们在白色锡釉上再覆一层透明釉，使釉面更显光滑，模仿瓷器的洁白莹润，“代尔夫特蓝” 因此声名远播，畅销欧洲。
▼白釉蓝彩开光人物风景图盖罐
荷兰代尔夫特
十七世纪
▼青花花卉纹香料盒（一对）/ 五彩花卉纹香料盒（一对）
法国圣克卢 / 景德镇窑
十八世纪 / 清乾隆（公元 1736—1795 年）
景德镇香料盒的器型源自法国，路易十四的藏品中就有类似银器。18 世纪，法国贵族宴会的上菜形式发生变化，诞生了一系列新的餐具。这类香料盒成为富裕阶层餐桌上的调味用具，圣克卢和鲁昂都曾生产这类软质瓷香料盒，盒身分为三格，可盛装盐、胡椒、肉豆蔻，或者由姜、胡椒、丁香、豆蔻、肉豆蔻等组成的复合香料。
纹章瓷
纹章瓷是西方人特别订制的瓷器品种，绘有家族、宗教或军事团体、城市及各类组织机构的徽章，是东方技艺与西方纹章传统结合的产物。其订烧始于明代中后期，清代康熙至乾隆时期最为兴盛，并一直延续至晚清。
▼青花约翰内斯・坎普赫斯纹章盘
景德镇窑
清康熙（公元 1662—1722 年）
约翰内斯・坎普赫斯 1634 年出生于荷兰哈勒姆。1653 年，他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巴达维亚总秘书处的一名文员。在秘书处工作了 11 年后，他成为商人，并于 1671 年出任公司日本出岛站负责人。1684 至 1691 年间，他担任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
▼广彩描金纳维尔家族纹章盘
景德镇窑
清雍正（公元 1723—1735 年）
▼青花英国东印度公司纹章盘
景德镇窑
清乾隆 — 嘉庆（公元 1736—1820 年）
胡惠春、王华云捐赠
盘心绘英国东印度公司徽章。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 1600 年，女王授予其印度贸易王室特许。1698 年，国会建立平行公司，1702 年两家公司合并。18 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成为中欧贸易主导者。这件瓷盘应该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华订制的整套餐具中的一件。
交流与互鉴
欧洲工匠在追摹中国瓷器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本土生产工艺，从锡釉陶到软质瓷，最终于 1708 年成功烧造出真正意义上的瓷器。交流绝非单向，欧洲、中东、日本的器物、图像、设计也大大丰富了中国瓷器的形式与纹样，为古老的东方技艺注入新的活力和灵感。东西方的技艺在此交汇，融合出新的篇章。
▼青花红彩描金花卉纹盘 / 白釉红蓝彩花卉纹盘（一对）
景德镇窑 / 意大利多西亚
清康熙（公元 1662—1722 年）/ 十八世纪
釉上彩瓷
在东印度公司的瓷器贸易中，青花是最大宗的商品。康熙朝开始，釉上彩瓷的份额不断增加，雍正朝开始，更成为高端订制市场的主流。代表性品种包括借鉴日本伊万里瓷器风格的 “中国伊万里” 青花红彩描金器，引入白色颜料、配色粉嫩的粉彩瓷器，以及在景德镇烧造白瓷胎体、于广州添加彩绘二次烧成的广彩瓷器等。
▼粉彩描金圣经故事图盘
景德镇窑
清雍正 — 乾隆（公元 1723—1795 年）
瓷盘中央描绘圣经故事 “井边的利百加”。亚伯拉罕希望他的儿子以撒能娶一位贤良的妻子，便派遣仆人寻找。仆人在井边停留，祈祷以撒未来的妻子能够出现。祈祷得到了回应，善良的利百加给仆人和骆驼取水，之后便成为以撒的妻子。
明清陶瓷的域外影响
油画中的陶瓷：伴随着东印度公司贸易的兴起，瓷器大量涌入欧洲。从最初的异国奇珍，到 17、18 世纪成为日用餐具、陈设装饰，中国瓷器逐渐融入欧洲人的生活，成为众所追逐的奢侈品。油画再现了当时欧洲的器用习俗和时尚风潮，餐桌、墙面、橱柜上装点着来自中国的瓷器，构成品位与地位的象征。
▼青花瓷器及陈列柜
景德镇窑
清康熙（公元 1662—1722 年）
倪汉克捐赠
17 世纪中叶起，输入欧洲的中国瓷器数量增加，欧洲出现了许多瓷器厅室。王公贵族以大量瓷器装饰墙面，凸显巴洛克室内装饰的规律与美感。18 世纪开始，审美风尚发生变化，中国瓷器的使用阶层也进一步扩大，瓷器更多地出现在陈列柜、家具和壁炉上。陈列柜内摆放的瓷器体现了藏家的财富和声望，藏品排列的对称性、平衡性和韵律节奏也体现了收藏者的品位与审美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