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展览叙事 | “百花齐放”——湖北省第一届美术展览会

上世纪五十年代，全国各个省份都在相继举办新中国成立后首次美展，如河南省1955年，广东省1956年，湖南省1957年，浙江省则是1958年。

湖北省第一届美术展览会，于1956年11月7日至12月16日在汉口中苏友好宫举行，由湖北省文化局、湖北省文联主办。展览会经过几个月紧张筹备，一共收到61个县市801位作者的四千多件作品，经过评选，正式展出的有国画、油画、木刻、雕塑、水彩、年画、连环画、漫画、招贴及素描、速写、插图、民间工艺共两千一百多件，分别陈列在7个展馆。

除各县市以外，湖北、武汉直属单位、武汉艺术师范学院和中南美术专科学院是三个主要板块。成立于1920年的武昌美术专科学校，1949年以后，一分为二，向着两条路径发展。

其一，经湖北教育学院艺术科——华中师范学校图画制图系——武汉艺术师范学院美术系，此刻艺术师范学院有王霞宙、张振铎、杨立光、刘依闻、程白舟、孙葆昌、郑昌中、李承荫、汤文选、钟鸣天、冯今松、魏仰异（魏扬）、魏正启、白统绪等参展。

其二，经中原大学文艺学院——中南文艺学院美术系——中南美术专科学校，此刻参展的有关山月、黎雄才、胡一川、阳太阳、杨秋人、张肇铭、蒋翅鸣、王肇民、杨之光、曾新泉、刘政德、王道源、徐坚白、胡钜谌、陈少丰、卢柏森、易至群等，湖北省及武汉市直属单位有蒋兰谱、端木梦锡、邓少峰、赵合俦、曹立庵、闻钧天、武石、陈方既、周韶华、张善平、陈天然、张郎、蓝玉田等，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北最大规模的一次美术盛会。

长江日报于1956年11月13日刊发专版“百花初放——祝湖北省第一届美术展览会在武汉展出”。刊登了部分参展作品，有张振铎彩墨《葵花》，刘依闻的油画《老人像》，曾新泉、刘政德的雕塑《哨兵》，梁世雄的彩墨《坦克手在工地》，张季友的水彩《长江风景》，魏仰异的木刻《白石老人》等。

人民日报在12月1日新闻报道中，重点提到描绘长江大桥工程建设的《跨过长江》，反映1954年武汉人民防汛斗争的《水涨一寸，堤涨一寸》《人墙》以及《又来了一个新伙伴》《女实习生》《养猪》等作品，深受群众欢迎。

这是湖北首次美展，美术家们饱含激情，创作认真，涌现了不少优秀作品。因时间跨度70年，加上当年保存条件和收藏意识有限，许多参展作品都遗失，我们今天仅能从一些印刷品上才能见到。如蒋自鸣《鲁迅像》，曾新泉、刘政德《哨兵》和陈天然《套耙》等作品。

这次美术展览会展出的一幅最大作品为《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图》，由武汉26位国画家合作完成。

长江日报1956年9月30日就刊发了这幅作品，鲁慕迅写了简介：武汉美术界为了对党所提出的“百家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表示热烈拥护，集体创作的高约180公分、宽约405公分的巨幅彩墨作品。

参加创作的有蒋兰谱、谢竹村（邨）、关山月、黎雄才、张肇铭、端木梦锡、王霞宙、张振铎、闻钧天、徐松安、黄松涛、赵合俦、汤文选、吉梅魂等，从讨论、构图到最后完成用了一个月时间，主要是张肇铭、黎雄才自始至终关照全局，既尊重每位画家的个性，又能做到整体的协调统一。画家们彼此交换意见，开展批评，又能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1956年11月8日，长江日报对展览报道中有这样的描述：“在国画馆有一幅26位国画家集体创作的巨幅花鸟画，上面有郭沫若题写的“百花齐放“几个大字，这幅画成了展览会的中心，象征着这个展览会的精神。”

笔者看到一帧照片，几位画家在一起创作，中间作画的是张肇铭，两旁是张振铎和王霞宙等在观摩，后面的背景正是《百花齐放》图，上面文字清晰可见，百花齐放——武汉国画家二十六人合作于中南美术专科学校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一日郭沫若。不知何时，这幅画作消失在公众视野，逐渐被人们淡忘。

张明建是中国美协武汉分会首任主席张肇铭长孙，曾撰文披露了一些与这幅画作相关细节。

《百花齐放》图曾长期陈列在中苏友好宫（后改为武汉展览馆），“文革”期间，有人看见此画被卷起丢在美协办公室地上。“文革”结束后，几经辗转后由武汉丝宝集团收藏，成为该企业艺术馆镇馆之宝。1999年，丝宝集团派员携画去北京，请著名画家汤文选先生题跋，并重新装裱，所题跋内文如下：

“一九五六年，武汉画家为表达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衷心拥护，集体创作此帧巨幅国画。当时画家心情舒畅，因而齐心协力，各展所长，笔下花木生辉，群禽百态，景物安置协调，画面丰富饱满，复请郭沫若先生题写百花齐放四字。此画虽历经劫波数十载，今日观之，仍不失其艺术上之华彩，诚为难得之合作洪篇也！参与创作之画家仅以今记忆所及，为蒋兰圃、谢竹村、关山月、黎雄才、张肇铭、端木梦锡、王霞宙、张振铎、闻钧天、徐松安、黄松涛、赵合俦、吉梅魂等。余亦参与其盛，补写飞燕八只，一时记忆难及的画家未免遗珠，敬请原谅。”

从其他人的回忆中可知，还有邓少峰、王文农、方康直、武石、杨之光、何磊、吕圣逸、曹立庵、钟鸣天等参与创作，只是时隔多年，尚有3人没能确定。

有专家学者针对每位画家的创作风格，用笔习惯等，去确定合作画作中谁画了哪一部分：

蒋兰圃画玉兰，谢竹村画鸡，关山月画红棉花和花间小鸡，黎雄才画松，张肇铭画牡丹和秋海棠，王霞宙画芍药和蝴蝶，张振铎画鸳鸯、鸽子，端木梦锡画红梅，闻钧天画菊，汤文选画飞燕，徐松安画山石，赵合俦画八哥、鹌鹑、乳鸭。曹立庵画坡岸，杨之光、何磊画兰和山花，邓少峰画月季和芙蓉，钟鸣天画竹叶。这些分析和判断，不一定全，甚至还有异议，也是画坛一段佳话。[1]

中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原院长罗彬教授，曾对《百花齐放》做过深入研究。他认为，郭沫若作为新中国文化界的领军人物，他的题字赋予这幅画作特殊的政治含义，使传统文人雅集的意义得以延伸，让文人墨客的游戏之作导向为新社会服务的重大目标；其次，数十人的合作，在这些画家身上，集中体现了传统花鸟画语言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变革探索和积累，和这种变革与特定历史语境的联系；对于这幅画创作而言，艺术家的个性不是绝对化的显现，国画家必须在重构图式的基础上进行图式的建构。[2]